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
荔湾，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讲了两千多年。
荔湾故事，如涓涓细流，随千年花地到亲水荔湾，流淌过彰显“十三行”鼎盛商贸文化的时期，流淌过“白鹅潭”商圈变迁的岁月，流淌到走向世界仍保留西关风情的新时代，经久不息。
荔湾故事，保存了岭南文化特色的历史印记和风土人情，传播了一代代荔湾人的难忘回忆和民俗观念，雕刻了广府粤韵文化底蕴中奋发向上的荔湾精神。
荔湾故事好讲，粤剧童谣白话文道不尽，讲好荔湾故事，我们每周不见不散。
在西关十八甫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叫怀远驿，巷子很窄，才四米宽；很短，不到两百米长；在麻石板路的两边，都是砖木结构的西关老屋，人不多，很清静。附近还有怀远北、怀远横、怀远北横等更小的巷子。
很难想象，六百年前
这里曾经是一个商贾凑集如云、
财货积聚满市的地方
明永乐三年（140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与海洋有关的大事：
一件是内官监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扬帆挂席，第一次远征西洋；另一件是朝廷在广州、泉州、宁波设立市舶司，负责朝贡贸易。
这两件事情，都与怀远驿有着某种关系。那一年，广州坊间哄传，西城外十八甫蚬子步将大兴土木，修建高级旅舍，专门接待来广州贸易的外国“贡使”。这个消息，为人们平静的生活，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果然，没多久来自四乡八镇的工匠，便云集蚬子步，江面也挤满了运载石料、木料的船只。打夯的呐喊声，搬运木料的号子声，凿石的叮当声，上梁时的鞭炮声、锣鼓声，从年春天响到秋天。到第二年的八月，美轮美奂的怀远驿便展现在广州人的面前了。
△广州怀远驿是明代和清初朝廷接待外国贡者的地方
明代一直实行禁海，不准民间出海做生意，但“四夷朝贡”贸易，不在禁例之内。朝廷委派市舶太监，在广州设立“市舶中官公馆”，提督广州市舶。三省的市舶各有分工，广州市舶司主要管理来自暹罗、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和西洋的“贡船”。暹罗一年一贡，或一年两贡；占城一年一贡；所谓西洋，以婆罗洲为界，其东称东洋，其西称西洋；亦有以苏门答腊为东西洋的分界。欧洲商船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以后才出现的。
出于对外商的戒备心理，怀远驿的地点，不能离城太近，以免对海防构成威胁，但也不能离城太远，缴税通关要方便，交通运输要方便，生活也要方便。于是，十八甫蚬子步便成了不二之选。这里离广州城不远不近，一条西濠画地为牢，把洋人与城里隔开了；南面是浩瀚珠江，如今和平中路、和平西路，是明初的珠江北岸，而十三行路、文化公园一带，则是大大小小的沙洲。
怀远驿的设立
是荔湾商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奠定了西关在中国对外贸易的龙口位置
明嘉靖五年（1526年），监察御史涂相在西关开挖大观河，从十四甫太平桥通向下西关涌，经昌华街，接入柳波涌出珠江。大观河的开通，改善了西关的水路交通网络，来往商船更多了，昔日偏僻的沙洲水乡，变成黄金旺地。《南海县志》说：“居贾行商，往来络绎，脱遇风涛大作，则千艘万舫，皆可以衔舻而入避。”从“千艘万舫”这四个字，可以想象当年荔湾地区商业繁荣的程度。
△1766年行商蔡玉官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签定的茶叶购销合同
明代的税课司设在今十三行路附近，办理榷税手续和发卖商品，十分方便。洋商（贡使）入住怀远驿后，受到热情款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概由官府负责，当然，实际上都是由行商埋单，这是继承了宋代市舶司招待番商的传统。
明代文人叶权在广州游玩后，留下这么一段记述：“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以故商贾聚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一带也。”（《贤博编·游岭南记》）这些有声有色的文字，让人在几百年后阅读，仍能感受到那种生机勃勃的气氛：比肩随踵的人流，扛的扛，挑的挑，负载着各种货物，在街市上吆喝叫卖，讨价还价，谈论行情，全情投入地做着每一宗生意。
当时朝廷有严格的规定，洋人不许入城，更不允许在城内交易。所谓“夷市”，必定是开在城外的，主要集中在城墙的西南角以外，也就是今天的濠畔街至怀远驿之间。番舶上的货物，装上驳船后，从西水关鱼贯而入，然后各散东西，有的去濠畔街，有的去杨巷、十八甫、怀远驿一带。
△中外商人在洋行洽谈生意
春来冬去，星霜屡变
这些驳船就这么摇啊摇
风也摇，雨也摇
摇出了一个财通四海、富冠天下的繁华地
每当有番舶入港，驳船抵埗，蚬子步便立即变成人挤人、货压货的交易广场，准备参加拍卖的人群，云集大观桥头，个个摩拳擦掌、延颈举踵。腰缠万贯的，眼甘甘盯着那些山积的奇珍异宝；兜里只有几个铜板叮当响的，也要钻穴逾隙，寻宝捡漏。
西关成了“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的宝地。每年春夏之交，番货“交易会”频频开锣，吸引了三州六府的商人，甚至外省的商人也不远千里赶来“淘宝”，大批苦力麇集码头，等候商人雇用搬运货物。西关的客栈愈开愈密，饮食店鳞次栉比。外省商人买地兴建会馆，官牙们也在附近修筑庭园馆舍。由于人烟渐稠，官府在怀远驿旁边举办西南隅社学，以求培养人才、表正风俗。生活在明初的诗人孙蕡在《广州歌》里“轲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之句，便是描写包括下西关在内的城西南外贸区的情景。
△民国时期广州珠江西堤景象
明嘉靖年间，因为海盗猖獗，泉州、宁波两个市舶司都被裁撤，只留下广州市舶司，作为海上丝路的唯一通道。五湖四海的货品，纷纷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那时天下的行商坐贾，一说起“走广”，便神来气旺，仿佛那是发财的代名词。明末清初的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里，有一首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种目迷五色的场景，谁不怦然心动？
许多人以为屈大均是写清代康熙开海贸易时的十三行，其实不然，他写的是晚明的西关，比十三行时代至少早百年。因为，屈大均写《广东新语》时，正是清初厉行海禁之际，广州海市陷于低潮，孙蕡《广州歌》中的欣荣景象，早已尽成追忆。即使在康熙开海贸易的最初几年，也并不繁盛。以屈大均对清朝的深仇大恨，断不会为它唱赞歌。这首词明显是在缅怀明代的繁盛，所说的“十三行”，是明代的三十六行。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定海关的档案
明亡清兴，天下纷乱。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领八旗大军攻陷广州，对驻守广州的南明军民进行了大屠杀。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与破坏，如果发生在西关，一切繁华锦绣，都将沦为铜驼荆棘，灰飞烟灭。然而，屠城悲剧发生才三年，即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派商船到广州，停泊在虎门，要求通商。当时包括广东巡抚在内的许多官员都极力反对，认为中国与荷兰向不通贡贸易，“市贡之说，实未可轻许，以阶厉也”。但尚可喜却认为通商有利财税收入，同意荷兰人进行贸易，而交易地点仍然定在怀远驿。由此可见，西关的海市，在改朝换代的动乱中，虽然一度停摆，但基本的功能都还在，未被破坏，因此当官府打算和洋人做生意时，它便立即可以运转起来。
为了防范海盗和封锁台湾的郑成功，清廷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并强迫沿海人民内迁。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迁界禁海”。来自番禺的上万名疍民被安置在广州柳波涌、泮塘、西村以及第一津附近，形成了一个新市镇，人们称它为“移民市”（宜民市）。由于人口激增，衣食住行，需求庞大，必然带旺商业。这些人原来都是船上人家，不会耕种，只能做些小买卖，制作篙橹之类的船上用具售卖。时人这么记述：“此辈网耕罟耨，不晓耕作，惟日售其篙橹以糊口。第一津前，晨夕贸易，罔非此辈，积久成市。”（樊昆吾《南海百咏续编》）
△贩外销画：十三行商馆区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下西关是中国海上丝路的重镇，堆金积玉，财大气粗，出入都是豪商巨贾。清代中期以后，下西关至半塘一带，成为许多富绅商贾兴建私家庭园的首选之地。据清宣统朝的《南海县志》所记：“同（治）、光（绪）之间，绅富初辟新宝华坊等街，已极西关之西，其地距泮塘、南岸等乡尚隔数里。光绪中叶，绅富相率购地建屋，数十年来，甲第云连，鱼鳞栉比，菱塘莲渚，悉作民居，直与泮塘等处，壤地相接，仅隔一水。生齿日增，可谓盛已。”
而相距不远的上西关，却仍然是下层民众的居廛市井，柴米油盐，劳碌奔波。他们也有自己的市场，在宜民市、烂马路（今中山七路）渐次形成规模庞大的天光圩和旧货交易市场。上下西关唇齿相依，富人区与贫民区仅一步之遥，衡宇相望，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错，而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各有各的精彩。整个西关地区，充满了一派嘈杂的、流动的、活泼的生活气息，构成了一幅活灵活现的“西关上河图”。
△1949年沿江路和珠江，最高建筑就是前身為大新公司的南方大厦
自从明朝实行海禁之后，不断有英国、葡萄牙、荷兰等外国商船，叩响中国的大门。这表明在中国人的视野范围之外，世界正发生着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
中国已经站在了全球化的门槛前
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
即将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
并且邀请他们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荔湾则站在这个舞台的最前沿
【来源：《荔湾故事》之'商海荔湾' 作者：叶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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