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自鸣钟的早期仿制

从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钟表就随之传到了中国。罗明坚曾送给广东一位官员一台大自鸣钟，他将此钟改装成合乎中国观念的十二时辰，还把钟上的阿拉伯数字改为了汉字。在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中，也有自鸣钟，利玛窦就是靠修理自鸣钟，才得以进出明朝皇宫。

清康熙年间，先后有六位传教士在宫中从事钟表制造：安文思、陆伯嘉（Jacques Brocard，1661—1718）、杜德美、林济格（Francois-Louis Stadlin，1658—1707、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1678—1735）、安吉乐（Angelo Pavese）。在这些传教士的努力下，清宫的造表技术不断提高。康熙四十七年（1708），江西巡抚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钟，康熙说：“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以后不必进。”这表明此时宫中的钟表制造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准。康熙还将钟表分给他的皇子皇孙，雍正在《庭训格言》中就说：“少年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

到乾隆时期，清宫的造表技术有了更大的发展。乾隆本人对西洋钟表一直有很大的兴趣，他时常让两广总督留意收集新的西洋钟表。后来，他感到仅靠引进是不够的，就进一步加强了让宫中传教士制作钟表的工作。康熙朝已经设立的“做钟处”到乾隆朝时发展到顶峰，人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对那些制作钟表有功的传教士，乾隆还常有褒奖，如法国传教士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1697—1747）就曾两次得到过乾隆的奖赏。根据现存的《做钟处钟表细数清册》统计，从乾隆十一年到二十年（1746—1755），“做钟处”生产钟表44件，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五十九年（1757—1794），“做钟处”生产的钟表保存在宫中的就达116件。

最早传入中国的计时器，时间约在13-14世纪。

现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18世纪的西洋钟表，其中既有康乾时期由欧洲输往广州，再由粤海关监督购置，作为贡品贡进内廷的；也有“做钟处”的传教士和中国匠人在宫内生产的；还有一些是英、法、瑞士等国家的使节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皇帝的。当时欧洲和中国的钟表贸易量比较大，以至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也曾设计了一个和中国做钟表贸易的庞大计划，只是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成功。

故宫所藏的这些西洋钟表大多数为铜质镀金，外观金碧辉煌，造形精致，许多钟表都装饰有色彩鲜艳的珐琅绘画，所绘人物、鸟兽栩栩如生。工匠们很好地利用了玻璃镜的反光折射作用，使它们看上去更加眩目。这些钟表的内部构造复杂，几乎都设有各式转花、跑人、水法、转轮等机械装置，随着时针的移动，钟表里的人物、鸟兽会有不同的动作，并不时演奏出悦耳的乐曲。例如现存故宫的最大的玩具钟表“铜镀金写字人钟”，高231厘米，一旦上好弦，表中间的机器人就可以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的汉字。据说这是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他退居太上皇后，还将这座钟搬到他居住的宁寿宫，每日坐看把玩。

随着西洋钟表的传入，也逐渐催生了中国民间钟表业的发展。晚明时，江南地区就已经有人模仿传教士制造钟表。清朝时，民间钟表业进一步发展。据学者考察，在康熙中期，南京至少有4家钟表作坊，平均每个作坊每年能制作10架钟。到咸丰元年（1851），南京已经有了40家钟表作坊。嘉庆年间（1796—1820），苏州的钟表制造已经形成专门的行业，钟表匠已经有了自己行业人员的公墓，而且钟表生产也开始有了分工，乡间生产零件，苏州作坊进行组装。

1809年，徐朝俊著成《自鸣钟表图说》一书。徐氏是徐光启的五世孙，由于家学原因对西学一直很关注。他在书的自序中说：“余自幼喜作自鸣钟，举业暇余，辄借以自娱。近日者精力渐颓，爰举平时所知所探测，授徒而悉告之。并举一切机关转捩利弊，揭其要而图以明之，俾用钟表者如医人遇疾，洞见脏腑，知其病在何处。”书中配合大量图示，对钟表的名称、结构、制作、组装、修理等作了详细的分析。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钟表的著作，也是中国近代钟表业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由于大量生产和进口，到清中后期，钟表已经相当普及，“城市里的教堂、商馆、衙署及公共建筑，均有安装自鸣钟者；人群中的官员、教士、商贾、仆役、妓女亦有配西洋表者”。当时的官员富商家庭大都收藏西洋钟表，少则十架，多者达数百。著名的大贪官和坤（1750—1799）被抄家时，从家中竟查出钟表近六百件，由此可见西洋钟表流传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