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打仗，必须随身携带武器装备和保障战场生存的必备生活品。带得越多，当然越有利于自我保障。可带得越多，士兵负担越重，必然影响行军作战。带多还是带少，着实考验指挥员的智慧。
在朝鲜战场，因缺少“车轮子”的保障，志愿军前出作战只能把所有补给背在身上，维持不到10天攻势即颓，被美国人称为“礼拜攻势”，这一软肋成为第四次战役出现损失的重要原因。
图注：上甘岭之战，炊事班战士冒着炮火把粮食、弹药送上前沿阵地
志愿军战士晋德后回忆，他们每人要背1支步枪、150发子弹、4颗手榴弹、装满水的水壶、5斤干粮和背包等，平均负责80斤左右。一旦粮食弹药耗尽，再凌厉的攻势也不得不停止。粮没了，雪没有，想吃把雪和炒面都不行，饿得夜盲，严重影响战斗。
（二）
约30年后的对越作战，单兵负重问题依然是我军的一个难题。一者，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道路条件有限，到了山上、进了林中，只能靠士兵的肩膀来背运装备物资，单兵负重问题很突出；二者，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很特殊，战场形势很难预判，对于一支进了山林后不知何时出来的部队来说，让士兵多带一些弹药和给养，是基层指挥员的务实选择，这样就更加剧了矛盾。
47军139师417团特务连的老兵王树林，回忆1986参加老山轮战时的负重情况时说，一次夜行军，他和战友们每人背个大背包，再加上挎包、水壶、枪支，从山下爬上208高地，只有喘气的力气。
大伙儿背包一抛枪一放，伙房棚子外面躺一大片。炊事班把饭打好送到他们身边，拉这个拉不动，推那个推不醒，都说睡会儿再吃。能让年轻小伙子们累成这样，可以想象他们的负重之艰及战场环境的困难。
（三）
累还不算，有时候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之战，14军40师118团3营从4月26日下午5时许，从南温河三板桥驻地出发，坐车到曼那附近，于18时开始徙步行军。
每名战士的平均负重达45公斤，这个重量甚至超过了一些小战士的体重。刚开始，战士们情绪高，走得挺快，但走了10多公里后便渐渐体力不支。因下雨路滑、天黑雾大，看不清路，而且禁用手电，战士们在田埂小路上跌跌撞撞，很多人摔入水田，爬起来一身泥水，又增加了负重。
地图上的30公里距离，他们耗时达12个小时，到达铜塔丫口集结地域时已是27日凌晨6时。27日整个白天，部队在山林里隐蔽休息，于27日夜20时开始徒步40公里接敌。高强度的夜间长途行军，让很多士兵体力不支，累得摇摇晃晃。
4月28日凌晨3时30分许，三营距进攻出发阵地仍有七八公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小时了。最后的冲刺中，有个新兵突然倒下，打滚喊“班长我不行了”。
连长李义成心急火燎，拔枪指向新兵：“不起来，枪毙你！”黑暗中，新兵道：“连长，枪毙我吧，我不行了！”
李连长忍住火气去拉新兵。一摸，发现他的手冰冷，还在抽，才知道他身体出了问题。军医一看，说是累虚脱了。
这名新兵只有17岁，体重最多90斤，但背着反坦克地雷、导爆索、枪支、子弹、干粮，还有200发子弹、8枚手榴弹，全身披挂满了。
军医找了块糖给新兵吃下去，新兵背上装具又开始走，终于赶到战场。但在闯越军火力封锁线时体力不支，没能跃过一条沟，暴露在敌人射线下，未打出一弹便壮烈牺牲。
李义成为此很愧疚，他在战后总结中认为，让部队“累得站也站不住的时候”打了一个极端的疲劳战，是一个失误。
（四）
对这一问题，战场高级指挥员尤其是打过仗的老将是清楚的。
1979年3月23日，广州军区召开对越自卫还击战总结庆功会。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肯定战果成绩之后，指出4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战士负荷太重”。
他说：这次作战，战士负荷八十斤，有的六十斤，既不方便走，更不方便打。过去哪有这么多东西？只背一条薄毯子，顶多两三斤重，我当红军十年没有盖过被子，八年抗战也没盖过被子，很简单，一切从战争出发，怎么多带子弹，怎样把大刀背好、保管好就行了。现在我们一件雨衣淋湿了就有八斤重，太落后，战士还要背子弹，背手榴弹，背粮食，背干粮，背水壶……太重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对印作战是在雪域高原的10月份打响的。在高寒缺氧条件下，在即将入冬的情况下，先辈们创造的速战全胜传奇堪称楷模。但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在道路交通条件极差的高原，人的行军速度和负重能力必定大大降低，绝不能对单兵负重有过高期望甚至下达违背科学的强制要求。
图注：我军在追求溃逃印军途中
天上怎么投、地上怎么送、现地怎么筹，单兵身上又究竟该带哪些武器哪些补给，从而最有利于行军作战——这是对战争胜负的科学思考，也是对战士生命的高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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