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郫县红光镇白云村，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农庄，让人感觉置身于另一片天地。廊架、白墙、黛瓦、轩窗、新中式建筑等传统技法的娴熟运用，于一方天地中将徽派古典园林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似乎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理想居所，让人从蜀中平原猛然坠入宏村西递，它就是曾经风靡一时，全国各地参观者络绎不绝的“田园综合体”——多利桃花源。
当时，蓝城与绿城没有分家，这个计划总投资达到150亿元的有机小镇项目，凭借绿城强大的品牌背书，在成都地产圈名噪一时，然而在2017年11月24日，原名为“多利绿城桃花源”的项目，在官微上更名为“多利桃花源”，绿城集团正式退出。
此后，多利桃花源经历股权变更。上海协信小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持股40.69%，成为成都多利桃花源的实际控制人。曾被绿城喻为“最大规模小镇作品之一”的多利桃花源，为何会与绿城突然分手？协信入主多利桃花源意欲何为？一时间，关于项目的质疑与猜测不断。
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多利桃花源，随着项目一期实景的逐步呈现，关于“田园牧歌、理想小镇”的梦想与现实愈发让人心中迷雾重重。
进退两难：产品属性偏移，导致营销错位
据多利桃花源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首批次推出的27套新房，全部售罄，而现在推出的二批次所剩房源也不多，目前项目销售情况良好，一个月大概要卖7、8套。”但在咨询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告知，多利桃花源是40年产权新房，项目新房销售只做公对公的转让，不销售给私人购房者，也就是说多利绿城桃花源将以资产转让的形式，将房屋转到购买方的公司名下，买方便做起了农庄主。
对于多利绿城桃花源只对公司售卖的原因，据一位知晓农村土地整理业务的专业人士透露，这源于多利绿城桃花源特殊的土地性质。2015年初，经营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交所挂牌上市，多利拿下郫都区108.38亩集体土地，通过与尚未进入成都的绿城合作，多利绿城桃花源由此形成。
而据《成都郫都区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图》显示，多利桃花源所在的白云村五社处于基本农田保护区，按规定，保护区内不允许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田。这意味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同时，需要保证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因此，对于投资商来说，项目规划需要与当地农业相结合，不再是国有建设用地上常规的规划建设模式。
该名专业人士表示：“最终多利桃花源呈现为农庄，每户配一块地，形式上保存了项目的农业生产功能；第二，购买方需要注册一家公司购买项目，理论上认为这个房子将成为农业公司运作的场所。”
成都郫都区入选土改试点，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多利桃花源享受了政策红利，致力于盘活集体用地，打造田园综合体。
然而，在项目现场，规划了健康、教育、农业服务等配套，包括诊所、幼儿园、居家农艺服务、邻里中心、业主餐厅、生活街区等田园式的生活方式，每户配备1-2亩不等的院子，院子的土地可自己种植，或者委托给多利统一管理，这无论怎么看都更像一个配备齐全的家庭式农庄。
这个名为“农业双创示范园区”的项目，“双创”在哪里？田园综合体，又是如何定义的？这到底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时代产物？还是纯粹的房地产项目？为什么项目购买只能做对公资产转让，又为什么项目销售说辞含糊不清？
据项目现场工作人员解释：“因为是政府试点项目，所以不能大肆宣传，项目销售主要靠口碑营销。”
如此看来，更像是项目有悖于最初“振兴乡村”的定位，原本用于农业经营的土地修成了房屋，产品属性的偏移导致了营销的偷梁换柱，进为房地产开发，退为农业经营，多利桃花源夹在其中，处境的尴尬不言而喻。
乡村振兴：以产业为核心，以农民为主体
201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阶段性重点任务。
而多利桃花源在乡村振兴的路径上却让人有些看不明白，尽管具备有机农业、果蔬种苗繁育基地等农业形态，也有“都市农业科创中心”、“农业双创孵化园”的美名，但似乎缺乏明确的产业规划，而产业振兴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只有做好产业规划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反观大成都范围内乡村振兴较为成功的案例，例如蒲江的明月村、崇州的竹艺村，主要发展乡村文创产业，通过建设用地招拍挂和租赁闲置农房院落等方式引进艺术咖啡、剧场、音乐酒馆、美术馆和主题民宿等文创项目，多元化的文创产业集群塑造了乡村的新面貌，不仅带来了人气和商机，还使得特色农业兴旺。以明月村为例，“茶山竹海”产业崛起，2000余亩有机茶叶基地、7000余亩雷竹园区的特色景观既构成了良好的生态本底，又是村民的收入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在《城市规划》2018年第1期的“编者絮语”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一方面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把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放在核心位置。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成果必须由农民共享。”
多利桃花源看起来内容丰富，但从需求角度分析，其着眼点未必是当地农民，看上去更像是把城市人的需求、投资商的需求作为首要目标，虽然当地农民可以回到农庄再就业，但找工作对农民来讲从来不是难事，流转出土地、迁入安置房而今又失去主人翁身份的农民已成为这场“乡村振兴”中的边缘化群体，除了拔地而起的安置房外，农民深层次的需求似乎被忽视了。
而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明月村共接待游客18万人次，文创及乡村旅游总收入超9000万元。同时，村民通过出租闲置院落、入股乡村旅游合作社、创业就业等途径拓宽了增收渠道，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5%。据崇州道明竹艺村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竹编的附加值提升，工匠的收入水涨船高，竹编成了村里最挣钱的产业，一些竹编大户家庭收入同比增长高达50%。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念、资金、技术，但从根本上讲，必须依靠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让农民“三不失”——不失地、不失宅、不失主人翁身份，才有可能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外来资本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引导和带动作用，但更多的必须建立在农民自主决策、自主管理的基础上，而非简单的征集土地、安置农民，其路径不该是整村整组推倒重建，更不该是不着边际、不符民风的楼阁水榭，而是找到新的动能和机制让乡村焕发新的活力，自然生长、反哺农民，有时候看似的“田园牧歌、理想小镇”很有可能是对乡村原有特质的破坏。
风口之下：要推进现代化，也要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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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刘忱曾刊文表示：“当前乡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这样的观念忽略了当前乡村的客观现实，忽略了农民的根本诉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带动广大乡村，相反给农村带来了破坏，在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传统文化的衰落，现实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的灵魂，进而也无法安放一个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乡村文化困境。”
“多利桃花源模式”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这种模式能否被其它区域复制、模仿真还有待时间去检验。其中一些问题确实值得反思，如何在传统村落保护与产业发展中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充分调动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合理借助外来资本、资源？要怎样使传统村落产业发展更具区域均衡性？应怎样因地制宜探索出适合当地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村资源正迎来价值重估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于成都，是一个历史机遇。围绕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都市大力推进农业+旅游、农业+文创、农业+康养、农业+会展等农商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只有用可持续发展思维，做好顶层设计，让乡村文化保护与乡村文化产业培育相辅相成，增加村民物质与精神的“获得感”，才能吸引优质资源和优秀人才进入乡村，传承乡村文化，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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