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用二十九年时间，盘活大唐政治经济的弈局，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开元之治”。促成“开元之治”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最关键的，应当得益于唐玄宗独树一帜的“宰相政治”。有“贞观之治”在前，唐玄宗得以找到师法的标杆，他的梦想，就是要重建贞观时期“君明臣直”的政治景观，而他在即位之初面对的官僚集团，历经武周朝末期拔擢制度的松动，再到中宗朝官职的泛滥，已呈现出鱼龙混杂尾大不掉的弊病，正是因为有鉴于此，他才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淘沙取金，剖石采玉”，此前，在宰相这个高位上，有十余人之多，而唐玄宗却坚持认为，宰辅之位，两至三人足矣，其中一人在制定政策时起决定性作用。少而精，应该是任用宰辅之臣的重要原则。
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看到的，是在开元这个年号下几个为数不多但却堪称玄宗朝中流砥柱一般的政治明星，玄宗的宏略大度，不拘一格，宰辅之臣的夙夜在公，忠于职守，让奸佞小人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风清气正四海升平的盛世图景也自然水到渠成。
先说说有“救时宰相”之誉的姚崇。其实，姚崇早在武则天时代就已经坐到了宰相的高位，由于他心性耿直，刚正不阿，得罪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官贬灵武。此后，作为神龙政变的重要谋划者，他和张柬之等人一起，助推中宗李显复辟成功。而耐人寻味的是，政变成功之后，姚崇并没有得到升迁，反而被调离了京师，做了毫州刺史，其原因，就是在政变之后，尽管武则天遭到废黜，但姚崇却自感之前屡受女皇恩德，心存愧疚。然而，让姚崇意想不到的是，姚崇在政变之后被贬谪的境遇，却让他安然躲过了武三思对神龙政策参与者的屠戮，并顺利避过了韦后之乱；及睿宗即位，姚崇重回宰相之位，但不久，便因不依附太平公主，再度被贬。
这首《秋夜望月》，当为姚崇外放时期的作品，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他在宦海沉浮中的落寞心境。其时，姚崇的这种落寞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当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握紧了皇权，姚崇，也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黄金时期。
关于姚崇第三次拜相的经历，历史的记载颇具传奇色彩。据说某一天，玄宗率朝中众臣赴新丰举行阅兵，方圆三百里范围内的刺史都要去皇帝行宫觐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在名单之内。但令姚崇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骑马狩猎过程中，玄宗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他能再次出任宰相一职。早年就勤习武艺，在狩猎过程中完全可以和弓马超绝的唐玄宗并辔疾行的姚崇，在风驰电掣中忽然听到了皇帝如此郑重的邀约，并没有表现出诚惶诚恐之色，相反，他却勒住了马缰，在玄宗面前跪倒，朗声提出，自己有十条意见必须禀明，如玄宗同意，他必鞠躬尽瘁，否则，宰相一职即便权倾朝野，他也断不会赴任。
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辛边功，可乎？比来任佞，冒触宪纲，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坚不预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以为之，臣愿租赋外一决之，可乎？外戚贵臣，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亲不任台省，可乎?先朝邪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足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这段记录在《新唐书》中的文字，史称“十事要说”，在姚崇看来，当今之世，实行宽仁政策，力避穷兵黩武，以法治国，减轻税赋，杜绝外戚干政，广开言路，兼听纳谏，已经成为开元之始玄宗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当务之急。这十条切中肯絮的建议显然和玄宗不谋而合，他当即同意，而姚崇也在这次颇有深意的阅兵之后，于开元元年（713）十月，第三次出任宰相。
走马上任的姚崇堪称大刀阔斧，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汰京城诸司十余所，精简了数千名冗官，随后，他又彻底消除了武周时期的酷吏余孽，将杀害神龙政变“五王”的周利贞等一班群小悉数开除公职，“放还草泽，终身不耻”。与此同时，姚崇关心民瘼，身体力行，开元初年，黄河流域曾爆发罕见蝗灾，姚崇对蝗灾作乱范围、为害方式、治理办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踏查和周密的研究，并亲临一线，从容指挥，在他的力推下，蝗灾很快被控制，百姓交口称赞。
姚崇于开元九年（721）病逝，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公元714年至720这个时间断面，大唐的改革轨迹完全依循了姚崇当初在校军场向玄宗提出的十条建议，吏治被刷新了，冗官减少了，昔日被架空的皇权重新被夯实了，一系列制度变革都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而皇亲国戚若想凭借血缘关系大搞特权干预政治已相当困难，尽管开元时期“三公”之中不乏李氏诸王，但显然，他们已不再掌握实权，真正掌控相权的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官员。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签的，是姚崇位居相位的这七年间，他力劝玄宗尽量不要轻易重用功臣，像有拥立之功的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并未被委以重任，时人皆称姚崇嫉能器小，而玄宗也被人垢病为过河拆桥，其实这恰恰基于姚崇和玄宗达成的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
贞观朝有“房谋杜断”，开元朝也幸运地拥有了姚崇、宋璟这两位重要的帝国首席执行官。作为姚崇之后的接棒者，宋璟无疑是将开元盛世推向高潮的宰相，正如司马光所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前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于武周时期入仕，历经中宗、睿宗，最终在玄宗朝，从当时偏远的广州回到长安，成为一国宰相。宋璟延续了姚崇的执政原则，铲除时弊，力推改革。他废黜了京城千名斜封官，裁汰了居功自傲的“铁骑军”，查禁回收了流行市场的大量伪币，采取量才录官的用人制度。而他的奉公守法、不徇私情也为后世称道，史载，他的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示吏部“不能私害公。”为了狠刹行贿买官之风，耿直的宋璟更是不惜得罪同僚，触怒龙颜，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述职，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非常不满，他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削杀收礼受贿之风。
这首诗是宋璟在一次宫廷御宴上的奉和圣制之作，而说到御宴，《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则轶事也是令人回味。据说有一年春天玄宗大宴群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玄宗亲自将自己所用金箸赐给了宋璟，要知道，自北魏开始，黄金餐具器皿就已为皇宫所垄断，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不得私养“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器者是犯法的。正因如此，当宋璟接过皇上赐他的金箸，他十分惶恐，唐玄宗见状遂道：“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从这则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玄宗的御臣之术：在大庭广众之下，以这样一种隆重的方式彰表臣子 的忠直，被彰表的臣子焉有不披肝沥胆之理？而这种方式又不完全是做秀，当身居相位四年的宋璟以自己清正率直的为人，在朝野上下带起一阵清新的为官理政之风，丰富光耀了“开元”这个被从皇帝到天下苍生都寄予厚望的年号，唐玄宗馈赠金箸之举，绝对饱含了对宋璟的真心褒扬。
如果说姚崇宋璟挑起的是开元初年的政治弈局，那么在开元中晚期的大唐政坛上，另外一位政治明星同样为人瞩目，他就是唐代唯一一位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张九龄。和宋璟及其继任者张说、源乾曜等人一样，张九龄也是通过科举系统晋身官场，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在玄宗朝发挥重要作用的宰相们，其实都起步于武则天时期，到了开元年间才全面开花，尤其是此前从未出过名人的岭南，更因张九龄的入相，多了一分荣耀。
当然，张九龄的入相之路也是几经波折，在广州、在冀州、在洪州、在桂州，都有过他外放的足迹，仕途蹭蹬中，这位体弱多病的岭南诗派的开山之祖，也曾发过人生苦短、宦海浮沉之叹，这首《在郡怀秋》便是作于洪州任上。
秋风入前林，萧瑟鸣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叹何人知。臣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未得操割效，忽复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毁亦随。悠悠沧江渚，望望白云涯。路下霜且降，泽中草离披。兰艾若不分，安用馨香为。 ——张九龄《在郡怀秋▪其一》
张九龄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回到长安，并于三年之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二年（734）被玄宗任命为中书令，正式成为宰相的。尽管权柄在握，张九龄却始终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彼时，唐帝国已进入全盛期 ，但张九龄却不忘提醒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他提出了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同时，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而玄宗对这位文采斐然、克尽职守的宰辅之臣也颇为器重，他曾云：“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据说当时士大夫阶层都要把笏板插在腰带上方能骑马，玄宗念张九龄体弱，遂常派人帮助其拿着笏板，后来朝廷还专门为此设立了笏囊，可见玄宗对其倚重之深。及至张九龄之后，每有宰相向玄宗推荐公卿，玄宗都会问一声：“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
在开元之治的宰相之位上，唐玄宗树起的标杆并不多，但正是姚崇、宋璟、张九龄这些可堪垂范的标杆，撑起了盛世的帷幕，成为“开元之治”的中流砥柱。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