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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
历史学家蔡美彪，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26日生于天津，中学就读于清末直隶提学使、爱国教育家卢靖（1856—1948，字木斋）创办的木斋中学，在王襄（1876—1965年）门下学习。当时，他的中学同学中有个叫于敏的，后来成为了中国“氢弹之父”。
1942年，蔡美彪参加了天津崇化学会（创建南开的严修创办）举办的国学专科讲习班，王襄讲授《左传》。从讲习班及王襄那里，蔡美彪打下了坚实的文言文基础，掌握了利用金石史料从事古代史研究的技能。蔡美彪后来曾满怀敬意地回忆说：“我后来走上历史工作的道路，王老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之一。”
1945年，蔡美彪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国立北京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度曾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46年，三所大学回迁复校，蔡美彪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1947年7月，蔡美彪大二时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辽史王鼎篆正误》，内容和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观点有关。王国维认为蒙古族叫鞑靼，辽金史上却没有“鞑靼”这个名词、是因为讳言；另外，王国维认为辽金文献中的名词“阻(zǔ)卜(bǔ)”或“阻革菐(革菐，是一个字、左革右菐)”就是指鞑靼，但没有提供证据。蔡美彪在辽和金的两处石碑上发现“鞑靼”字样，跟辽金史上所说“阻卜”相吻合，证明王国维“辽金时的阻卜就是鞑靼”观点正确；同时，蔡美彪在文中还证伪了王国维所谓“元朝讳言鞑靼”的观点，元朝时蒙古人即自称鞑靼、并不讳言。
文章寄给当时极有名望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刊物《学原》，主编徐复观足额付给稿费后，文章未及发表、天津就解放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南迁至香港。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1951年《学原》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上以《辽金石刻中之鞑（达）靼》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是文言文写的，又是“与王国维讨论问题”，大家自然以为作者是与王国维同时代人，以至于1985年蔡美彪访美时，美国学者见他很年轻、说什么也不信他是《辽史王鼎篆正误》的作者。
蔡美彪
事实上，蔡美彪最初并不知道该文已发表；1951年，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又以白话文体重写此文，1952年12月发表在罗常培主编的学术刊物《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三期上。1978年，一位来访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对蔡美彪说：“久仰！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您的《辽史王鼎篆正误》。”蔡美彪感到纳闷，五十年代的美国怎么看得到中国大陆发行的刊物？一问方知《学原》于1950年在香港发表了这篇文章，海外不难求得，故已多被海外学者引用。
蔡美彪大学毕业后，进入北大史学研究部继续读研究生。开学伊始，汤用彤便找他专门谈话：“你是南开过来的，基础不错；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听听他们的课。我跟你谈话，就是劝告你：别只顾听他们的课！你要跟他们学，就读他们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时再请教他们，不要忙于听课，把时间都浪费了。”
蔡美彪回过神来后喜上眉梢，读研三年、他只修过一门历史系的专业课。他曾被人称为“治史天才”，但天才的背后是过人的勤奋；年轻的蔡美彪常借得图书馆的书来做校对和抄写，每每直至深夜。
后来，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蔡美彪颇多感慨：“现在，学校对学生选课限制太严。其实教学最欠缺的一环就是读书。历史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居然还有没通读过《史记》的。前些年，我为社科院出考研试题，发现有些学生的本科成绩虽然很好，却答不上来出的很一般的考题。应该懂得的基本知识，仅仅因为老师没有讲到，他就保持着心安理得的无知。”
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对八思巴字(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书史会要》中记载他“采诸梵文创为蒙古字”，即八思巴字)很感兴趣，读到蔡美彪研究八思巴字的文章后，安排他到社科院语言所工作。
次年，蔡美彪转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此后坐落于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的小小院门留下蔡美彪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轨迹。文革时，他曾被批判为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然后到机关门，脱离工农兵。后来，当提起此事，蔡美彪曾风趣地说称：“我心说，我哪里是'三门干部’呀，我是'一门干部’，从来就没有出过这个院门！”
蔡美彪和家人、学生在一起
1953年起，蔡美彪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范先生编写的这部著作受到毛主席的关心，并曾评价说：这部书资料多，容易看，让人愿意读下去。范老逝世后，他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联合汪敬虞、杨天石、茅海健等学者编写了《中国通史》第十一、十二卷；2008年，《中国通史》的完美作结、全部出齐。蔡先生说：“回顾我自1953年参加本书第一册校订工作以来，不觉已是五十五度春秋。”
蔡美彪曾经住在范文澜先生的楼上，受范先生的影响颇大；他秉承了范先生的观点，认为“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按照范先生的解释，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会通，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蔡美彪说：“如果没有水乳交融的会通，就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备通史。”
蔡美彪毫不讳言自己就是唯物史观，他说：“毛主席有句话，对学习理论非常重要，毛主席就是这样起家的，他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在于它的具体原理，而在于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很对。”
蔡美彪不图名、不谋利，曾说：“范文澜生前曾向出版社写信声明不收稿费，稿费全部上交国家。他的近代史印了上百万册，《中国通史》印了几十万册，多少年来却从未领过稿费。古人将钱叫做'泉’，到手就花了。不花就等于没有。但学问却能不断充实自己，不会流失。”《中国通史》获得国家图书奖一万元奖金时，蔡美彪将奖金平分给所有作者和参与者，二十五个人每人四百元；后来，蔡美彪打算买一部书送人、发现这部书定价五百元。
蔡美彪和妻子胡文彦伉俪情深，妻子去世后、蔡美彪为母校南开大学捐款100万元，以其妻子名义设立“南开大学胡文彦助学金”。2021年1月14日2时，蔡美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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