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袁同礼为图书馆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4年至1948年，这二十多年是袁同礼献身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阶段；第二阶段为1948年至1965年初，这十七年是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治学和著述的阶段，袁同礼一生的主要著述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本文主要论述、评析了袁同礼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要事迹。
关键词：袁同礼；美国国会图书馆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祖籍河北徐水。其祖父袁绳武，清光绪年间在江南任知府等职，告老后即定居北京宣武门外南横街。袁同礼1895年3月23日即出生于此。袁同礼自幼沉潜好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甲班，与沈雁冰、傅斯年同班。1916毕业后经人引荐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部工作。1920年，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并得学士学位，1922年又就读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该校后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翌年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随即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及法国巴黎古典学院研究图书馆学。袁同礼是第一位被接受为大英图书协会（British Bibli-2ographical Society）和牛津图书协会（Oxford Biblio2grap hical Society）会员的中国人。
1924年袁同礼学成回国后离开清华大学图书馆，出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25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并兼目录学教授。同年，出任新成立的北京图书馆（后改称北海图书馆）图书部主任，梁启超、李四光任正、副馆长，1927年升任副馆长，1929年任馆长，是年北海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仍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由蔡元培兼任，袁同礼任副馆长，主持馆务。1943年被正式任命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底，袁同礼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赴美作研究访问，后定居美国。
纵观袁同礼为图书馆的一生，从留美回国至再次赴美直至逝世，不难看出，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24年至1948年，这二十年是“他劳而无怨，勇于创新和实践，笃实献身于图书馆事业的时期，在中国图书馆史上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第二阶段：1948年底至1965年初，这十七年是他在美国从事治学和著述的重要时期，袁同礼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由于袁同礼在国内的工作研究状况，近年来研究介绍的颇多，故本文在此不作赘述，笔者拟将重点介绍袁同礼1948年底赴美以后在美国（主要是国会图书馆）从事研究和著述的主要事迹。
作为一名中国的图书馆学家，袁同礼一直十分关注中国文献及中国主题文献在国外各主要图书馆的收藏状况。早在1923年，袁同礼游学欧洲各国时，就曾把当年斯坦因、伯希和掠去的敦煌卷子浏览过一遍，他一心想把这些珍贵的中国文献抄录、拍摄回来。三十年代，当他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时，即委派向达、王重民去英、法等国作为交换馆员，主要就是继续这项工作，后来向达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王重民有《巴黎伦敦所藏敦煌残卷叙录》等。
1935年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该馆收藏有十四种中国太平天国文献，紧接着又在德国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发现同类珍贵文献，袁同礼得知后立即电请王重民拍摄携回，这些史料都是当时国内图书馆所缺藏的，后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共同辑成《太平天国史料》一书，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文献。
不仅如此，袁同礼还十分关注《永乐大典》在国外的收藏流布状况。从1924年至1939年，袁同礼还多次利用出国考察访问的机会，亲赴英、美、法、德、日等国，查访《永乐大典》在各国的收藏，陆续发表了《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续表》、《永乐大典考》、《永乐大典之文献》等九篇专文，成为后人研究《永乐大典》历史和现状的重要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时值抗战时期，袁同礼还十分支持王重民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参加编纂《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的工作，认为这是了解调查中国文献在美收藏状况的难得机会，后来，王重民在美近十年，访问了美国各个重要的东方文献收藏馆，纂写了大量的中国善本书题录，使中国学者第一次对美国各图书馆的中国文献收藏有了直观清晰的认识。
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于1800年，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该馆成立伊始，即十分注重中国文献的收藏，1901～1902年，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1854～1914）将其在中国收集到的6000余册中文典籍赠送给了国会图书馆；1908年清政府赠送美国政府的包括一套同文书局版《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中国典籍也收藏在该馆。随着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日渐增多，1927年，国会图书馆专门成立了东方部，专司收藏中国等东亚各国的图书文献，该部由曾在中国任教的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1884～1975）主持。随后，1929年东方部又从中国天津一次收集到22000多册中文典籍，其中多为元明时期善本。特别是三十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捐助，国会图书馆在三十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收藏中国文献最多的图书馆之一。面对如此众多的中文典籍，国会图书馆需要对其进行鉴定以便分类收藏。故1939年8月，东方部主任恒慕义邀请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王重民前往美国帮助鉴定。王重民在美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国文献，写成提要1600余篇，这项工作直到1947年2月王重民回国而中断。此时，国会图书馆东方部迫切需要一名学有专长、经验丰富的中国文献学家继续这项工作。
1948年底，正在南京的袁同礼面对国内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局，接受了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的邀请，偕夫人袁慧熙、子女袁澄、袁清、袁静赴美就任并定居美国。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袁同礼继续并完成了王重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的工作，并于1957年由国会图书馆正式出版。该目录共计题录了收藏于国会图书馆中的1777余种珍本式善本书籍，著录了包括书名、作者以及版本考证等各方面内容，全书并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该书是国会图书馆成立以来第一部中文善本书题录，东方部据此将所著录典籍全部拍成缩微胶片，而原件则不再外借。
袁同礼在完成《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后又接受斯坦福大学研究所邀请，出任该研究所编纂主任。不久，于1957年又回到国会图书馆编目部专门从事中文文献的编目工作直至1965年1月退休。袁同礼一生的主要著述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袁同礼在国会图书馆编目部工作期间，其研究著述方面，一以贯之，仍然是中国文献以及中国主题文献在美的收藏研究状况，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其中袁同礼倾注心血最多，最为学术界所重的是《西方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顾名思义, 此书是法国早期汉学家考狄尔( Henri Cordier ,1849～1925) 所著《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的续编。考氏《中国书目》1881～1885年出版，1904～1908年出第二版，四卷；1922～1924年补编一卷，共计五卷，作者把西人研究中国各方面的著述和论文以及中国古代名著的译文分类列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早期西人研究中国的状况，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学书目。
衡量一部专题书目质量的优劣，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其收录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袁同礼《西方汉学书目》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正是这两方面。
《西方汉学书目》全书按“书目与参考书”、“总结性著作”、“地理与游记”、“历史”、“传纪”、“政治与政府”、“陆军、海军与空军”、“法律法规”、“对外关系”、“经济与工商”、“社会状况与社会问题”、“哲学”、“宗教之一”、“宗教之二”、“教育”、“语言”、“文学”、“建筑与美术”、“音乐与运动”、“自然科学”、“农业与林业”、“医药与公共卫生”、“东北各省（满洲）”、“蒙古与蒙古语”、“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等二十八大类排列。为了使书目收录的内容更具完整性，各大类下再细分若干小类，如第二十四部分“西藏”类下，书目又细分十个主题收录有关藏学的文献，其中包括：（1）书目；（2）描写与旅行；（3）藏语；（4）西藏文学；（5）历史与对外关系；（6）社会情况；（7）喇嘛教；（8）外国传教士；（9）艺术（此类又细分为“一般性著作”和“展览目录”两项）；（10）地质与地理勘查。对于我国地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的文献辑录，常为一般专题书目编纂者所忽略，袁同礼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精力。此外，书目最后还附有关于中国的连续出版物、补遗、著者索引等各种附录，使用起来也十分方便。该书共计收录英、法、德有关中国研究文献1.8万多种（不含论文），1958年由耶鲁大学正式出版。
为了确保《西方汉学书目》收录文献信息的准确性，袁同礼同样下了很大功夫。正如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袁同礼为此书曾遍访美国各地及欧洲各国著名的东亚图书馆，几乎对每张卡片及原著都一一核对，以辨真伪，因而《西方汉学书目》所著录的文献比任何一家图书馆的目录都要全面、准确[2]。这无疑是对一部专题书目的最高评价。要做到这一点，袁同礼付出了巨大的艰辛，据其子袁澄后来回忆：“（白天）父亲总站在国会图书馆前楼近千余万张'联合目录室’的卡片柜前，从A到Z一张张卡片都仔细翻阅。每见一张关于中国的书名，他立刻写在随带的卡片上。这项工作，父亲永远是站着做的⋯⋯每等他手里卡片堆积到二三十张时，他便自己步入书库，把这些书一一找出来翻阅。这第二步工作也全是站着做的。”[3]就这样，他每天从早上到午后六时，除了午饭外，绝不休息一会，晚饭后，即对所收集卡片进行分类整理，并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直到近十一点钟左右，他才在书桌前站起来，去卧室休息。袁同礼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埋头工作。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除上述《西方汉学书目》外，袁同礼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独自完成了以下工作：（1）《俄文汉学书目（1918～1960）》（1961年出版）；（2）《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1961年出版）；（3）《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16～1961）》（1963年出版）；（4）《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1907～1962）》（1963年出版）；（5）《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目录（1918～1960）》（1963年出版）；（6）《新疆研究丛刊》十种（1962年出版）。
袁同礼不仅对海外图书馆留存的中国文献及中国主题文献悉心研究整理，他晚年还倾注极大热情着手编写反映中国流散海外艺术品分布情况的《海外中国艺术珍品目录》，这无疑又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又艰巨异常的工作。为此，1964年他还以七十岁高龄亲赴欧洲进行调研，不料在欧洲期间因癌症发作，中途返美，后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65年2月6日逝世，享年七十岁，此时离他从国会图书馆荣退不及一个月，而《海外中国艺术珍品目录》也终成未竟之作。为了表彰袁同礼在图书馆学上的杰出贡献，1966年，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专门设立了“袁同礼图书馆奖学金”。
纵观袁同礼在美为图书馆的十七年，是他致力于深入研究整理中国文献及中国主题文献的十七年，他的杰出成果不仅加深了中国学者对在美中国典籍收藏分布的了解，更极大地促进了中美文化的相互了解，这无疑是一位对祖国充满感念的中国图书馆学家对祖国的最好的回报。
参考文献：
[1] 焦树安.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袁同礼.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2）：74-81.
[2] 温国强.袁同礼与《西方文献中之中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2002（4）：48-50.
[3] 刘卓英.毕生尽瘁图书馆事业的袁同礼.新文化史料1998 (1) :50 - 56.
原载
《晋图学刊》2005年10月第5期
（总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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