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1928年，担任天津《商报》总编辑，1929年8月，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之请，进入《大公报》。1932年至1934年间，在《大公报》上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后来《大公报》出版部将其辑录成书，成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王芸生也因此而一举成名。此后，王芸生先后任《大公报》编辑主任、《大公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其著作有《芸生文存》等。
这年夏天，由于工作的原因，王芸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到异常的疲乏，就想利用一个星期的休假时间，到青岛去好好休养几天。于是，他在7月25日晚上10点登上平浦路火车南行，于26日上午10点到了济南。由于在济南换乘东去青岛的胶济路火车有半天的时间，王芸生就决定利用这半天的时间，“不去拜见本地的官府，不骚扰一个朋友”，很从容地在济南走一走。
王芸生认为，“一个陌生人到济南，最好是到城墙马路上走走，在那里可以眺望千佛山、俯瞰大明湖，真所谓'湖光山色一望收’。若当真一处处游赏起来，或许倒觉得无甚兴味。”因此，到济南下火车后，王芸生就把一件简单的行李存放在火车站，然后乘一辆人力车由泺源门附近上了济南老城的城墙。“城墙马路宽大平坦，汽车可以驰骋往来，每个垛口上栽种着花草，自然形成一道风景线，是济南特有之胜”，这就是王芸生当时立在济南城墙所见，“葱茏的山色，潋滟的湖光，都在目前。在碧油油的自然的景色中，错落落地安排着街巷人家，不啻一幅锦绣画图”。
从城墙上下来之后，他进城到了大明湖码头，看到“在一条窄窄的湖汊中密匝匝地停着数十只游船”，并从其中雇了一只，作湖中游。当时“(大明)湖的面积很大，因为各处栽莲种蒲，把湖身逼成窄窄的一条。船行蒲苇丛中，俨然如《水浒传》中拦路劫人的芦塘，竟(使人)无游湖之感”。在王芸生看来，当时“历下亭一带风景最好，小小亭院，适当湖中，与湖光山色相掩映，越显得玲珑透剔”。虽然当时天已近午，王芸生热得时时在揩着头上的汗，但他胸中却别饶一种清凉意味。他站在历下亭畔，听着鹧鸪在一株老树上的啼声，“历下亭畔鹧鸪声”这样一句诗自然而然地涌上了他的心头。
紧接着，王芸生离亭登舟，继续前行，“沿途看裸童竞浴、少女洗衣”，感受着自然境界中的生命跳动，竟“有年轻十年之感”，并萌生了“但愿国家早复健康，个人无冗务牵累，日常在这芰荷风中读书洗澡，岂非无上幸福”这样的感想。船到李公祠，王芸生下船到了祠内，见祠内住着许多鲁西南各县的灾民，“楼阁廊院，尽是衣履不完、面蒙菜色的妇孺，言语嘈杂，腐气扑鼻”，“在横男竖女、屎尿盈庭的李公祠中巡行一过，把适才一点奢望驱逐得烟消云散”。
王芸生认为：“铁、佛二公祠，无甚可观，而铁公的人格在现今却是值得我们歌颂的。”接下来，王芸生又游览了北极阁。他“在炎日烧空之际，拾级登阁”，看到“殿中尽是泥塑的狰狞恶鬼，一个脚下践踏着人，一个手里拿着扯掉的人腿，极尽残忍残酷的形容”，不仅生出这样的感悟：“中国的神道设教，与传统的政治一样，不是威胁，便是利诱。媚神吧，他把握着你的生命，同时还可以使你发财。在这种政教下的国民，自然多是怕死爱钱之辈，岳飞、文天祥之所以不世出，理有固然矣。”
从大明湖出来之后，王芸生又到了趵突泉，在一家小饭馆吃过午饭，王芸生到泉旁一个茶馆吃茶，竟在无意中做了一个豪举。那家“茶馆颇宽大，吃茶的人多坐在靠泉的一面窗下”，当时“鼓书方在上场，一个幼小歌女在唱着山东铁片大鼓。'唰唰’的泉声，与人为的弦歌交织成一种不自然的交响乐，安坐听来，亦刺耳，亦和谐”。歌女唱的是《托兆碰碑》，歌女一曲唱罢，台下另外有两个男子起来向听众敛钱。王芸生邻座三个人给了一角钱，王芸生则给了两角钱。接着，台上换了两个较大的歌女，唱了一段《鸿雁捎书》，然后两个男子再次站起来向听众敛钱，王芸生邻座三个人又给了一角钱，王芸生也给一角钱。此后，又一对歌女上场。这两个歌女唱完，王芸生给了两角钱，而邻座三个人虽然也给了两角钱，但他们给完钱后便站起走了。王芸生看到还有两个歌女待唱，不好意思立即离去。于是，等到这两个歌女唱完一段《想二哥》，除了王芸生给了三角钱外，就再无第二个人捧冷场了。此时，几个唱过一遍的歌女皆未散去，好像要轮流再唱，王芸生不忍再让这么多女孩子为他一个人扯喉咙了，就赶快付了茶资而离开了。就这样，“弦歌已辍，槛外泉仍在'唰唰’地响着”，王芸生“以八角钱的代价，作了七个女孩子的知音，同时压倒四座”，在他看来，这“岂非豪举”？
王芸生此次在济南逗留期间，还“曾到省图书馆看出土的古物，在国货陈列馆看了半晌文明戏，浴德池洗澡，胶济饭店吃饭”，一直到晚十点，胶济车才把他“拖出这留连半日的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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