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审结果，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入选“年度十大”，实至名归。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参与“年度十大”初评的重要考古项目众多，三星堆成功跻身“年度十大”足以说明其重要程度。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此前表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是非常典型的、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代表项目。“此次三星堆遗址时隔35年再次发掘，不仅展现出如今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技术手段和方法，都全面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且在互联网时代里，媒体对三星堆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公共传播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年度十大”公布的新闻稿如此阐述三星堆遗址对于古蜀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上万件，近完整器超过2400件，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将促进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研究；进一步阐释“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系统展现了中国丰富多彩且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
因此，三星堆为我们揭开古蜀王国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透过出土的一件件文物我们看到了三千年前古蜀国绽放的巨大光芒。
距今三四千年前，在今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宝墩文化）的废墟上，高高耸立起坚固而厚实的城墙，城墙外掘有深深的壕沟。南城墙内的两个祭祀坑内，埋藏着数以千计、举世罕见的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制品、象牙和海贝。方圆达3.5平方公里的城圈内，分布着密集的文化遗存，有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和作坊区，出土大批玉石礼器、陶制容器、陶塑工艺品和雕花漆木器。在一些陶器表面，还赫然醒目地刻画着一些文字符号。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器物情况
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上的刻画符号
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城市、文字（符号）、青铜器、大型礼仪中心等多个文明要素不仅都已同时、集中地出现，而且还发展进化到相当高的程度，它显然标志着古蜀文明时代已经来临。相应地，城乡分化、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集中，也已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蜀王国已经形成。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心，已经诞生在古蜀深厚而广阔的大地上。
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夏王朝，而它的终结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晚期（这里的三星堆文明分期，是基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这种序列划分。如据另一种分期方法，则三星堆文明的下限应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另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的年代为西周。）。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连续发展千年之久，对于一个文明古国或古王朝来说，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古蜀之所以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就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它深深地植根于博大而深厚的基础分不开，即它是立足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商业贸易关系的广泛建立、科学知识的积累创新，以及与其他古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流。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酒器，显示出发达昌盛的酒文化。大量酿酒，必然以粮食的大量剩余为前提，可见农业发展之一斑。《山海经·海内经》载：
文中，“都广”乃广都之倒文，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可见古蜀农业发达，是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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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虎形金箔饰
2.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制品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品和大型青铜器群，气势宏伟，蔚为大观。其中的青铜雕像群，如青铜大小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等，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价值极高，而又与中原夏商文化判然有别。
大批玉石礼器和陶、漆工艺品，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从而体现出细密的分工和生产的专门化。青铜器制作所必需的采矿、运输、冶炼、合金、铸造加工等环节，也无一不是分工协作的有力证据。可见，经济部门的分化，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技术专门化，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知识、技术和生产者队伍的雄厚基础。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
三星堆三号祭祀坑象牙出土情况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背上多有穿孔，学者们多认为是贝币，反映出商业的繁荣。而海贝本身，以及六七十支象牙〔据发掘报告，三星堆一号坑出土大象门齿13 根，二号坑出土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以及四种象牙器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413、417页），二号坑出土的整支象牙数量不可确知，一般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象牙数量笼统计为六七十支。〕，也正是远程贸易的实物见证。青铜器所必需的铜料锡料，也是通过贸易进口。这些说明贸易已不是偶然现象，它已从获取生产原料，进一步发展到获取王权所及的一切奢侈品。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及图案线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
丰富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技术和伟大的艺术，共同融进作为创造性产物的各种物质形式之中。从金、玉到陶、石，从青铜器到建筑物，都是它们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其中也包含不少通过交流从外部移入的文化因素。如中原商文化中的青铜礼器，近东文化中的青铜雕像、权杖等文化形式（段渝：《巴蜀是华夏文化的又一个起源地》，《社会科学报》1989年10月19日；《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正是由于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才使古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的色彩，使它成为一种富于开放性特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段渝：《古蜀文明富于世界性特征》，《社会科学报》1990年3月15日）。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三星堆文明又是上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成果。例如，文献记载古蜀文化的初创者三代蜀王，来源于岷江上游地区；而四川盆地以北的陕南汉中盆地，以东的长江三峡以至鄂西宜昌地区，以南的大渡河和青衣江地区，又是三星堆文明辽阔的空间构架中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这就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古蜀史前文化高度持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来源分不开。因此，三星堆文明的基本结构框架，同样是多元一体，而不是一元形成的。
（文字、图片选自《发现三星堆》第二章，标题为编辑所拟）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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