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近20年，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罗时进教授经常对自己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谈一些治学方面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所经历、体验过的甘苦概括分享出来，希望给更年轻些的朋友参考。罗教授认为，让他们拨开满地花叶，看到跋涉者的屐痕，倒也是不无意义的。
罗时进教授
选 择
人生活在选择之中，人在选择中生活。如果一个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有志于学术研究的话，首先涉及的就是方向的选择问题。什么是选择？选择就是在大量放弃的基础上对个别事物的认取，不懂得放弃就不懂得选择。学术方向的选择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它既要真正与你的兴趣相符合，还要和你的能力相适应。前者是说必须喜爱它，后者是说应当有能力、有条件从事它。就像一棵树上挂满了果子，光是想摘它还不行，还要踮起脚来或跳一跳就够得着。如果每一次都要冒着危险爬上去摘，那也太累了。我在读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也和现在的许多大学生一样兴趣广泛。大三时当代文学一时间较热，我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以杨朔为研究对象做的一份课程作业《杨朔散文古典文学渊源蠡测》和一篇习作论文《杨朔诗化散文简论》，在校内颇得谬许，后来分别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3期上，后一篇还有过一点反响。然而我自己觉得或许以后能在这一领域做“票友”，但并非志趣所在，倒是在研究杨朔诗化散文继承问题时，涉猎到李贺、苏轼等古代作家，使我渐渐“移情”于唐宋文学了。
一次偶然从《苕溪渔隐丛话》中读到“许浑千首湿，杜甫一生愁”之说，联想到老师课堂上提起过，便揣摩起来。后一句自然好理解，但对“许浑千首湿”却悟不过来。许浑诗中为什么写那么多“水”？为了求解，翻检了许多书，包括一些文艺理论著作，都没有满意的答案。这样我便一头钻进我校收藏了很多古籍、当时也对本科生开放的“红楼”，寂寞而执著地读了近一个学期的佛经后似有所悟，便决定以《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为题作毕业论文，接着又写了一篇《论许浑千首湿》的总论性论文。毕业留校后我试着投了出去，很快就在《学术月刊》（1983 年第5 期）和《陕西师大学报》（1984 年第1期）上发表了，而且《学术月刊》是在我寄出稿件不到半个月就告知“决定刊用”，这对我很有些激励。正是这点今天看来并不足道的“成就感”，使我坚定了选择古典文学研究作为学术方向的信心。
当学术方向确定以后就面临着研究课题的选择问题。现在的大学生也许因为要学习、掌握的东西太多，知识面较宽，但在专门化的学科方向上学术敏感较差，尤其在古代文学学科领域，本科生已很少有自己独特的话题。毕业论文大都是从老师开列的选题范围选择一些稍有涉猎且可以“拿来”的参考资料较多的题目去做，我总不免为他们轻易放弃了一次、也许是本科阶段最后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的机会而感到可惜。至于研究生应该说是有慎重选题、认真研究的愿望的，但往往苦于找不到有价值的题目，读唐宋文学的研究生在选题方面就更为困难些，似乎“到处都被开垦过，已无处插犁”。确实，唐宋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20 世纪40 年代以来研究成果在整个古典文学中最为丰富，许多较有宏观容量的课题都为学者所涉及，微观研究亦复如是，其研究的过程和结论都值得尊敬。但情况还远没有严重到无题可做的程度，问题还在于是否有发现的眼光。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哪怕就以唐诗研究来说，既有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也有被粗糙地耙弄过却又很快抛荒的土地。前者待敏锐发现，开天辟地；后者待愈加功力，精耕细作。而无论何种选题的“发现”都需要对其知识内涵、在文学史（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其他研究内容的关系有正确的考量，对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同时还应当具有自我加压、自我挑战的心态。还是以当初“发现”许浑来说吧，那时几乎找不到任何参考文章（后来知道许永璋先生一篇论文发表于海外），显然这是在学术界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的诗人，但凭着我们这一代人对“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的“铭心之感”和自己对“许浑千首湿”的审美直觉，我觉得那片处女地似的《丁卯集》值得深入研究，因而对涉及作家和文本的问题逐一加以认真探讨，继《学术月刊》后，我又在《文学遗产》《文史哲》和一些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后来系统性结集为《晚唐诗歌格局中的许浑创作论》，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曾获得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现在国内研究许浑的论文已有几十篇之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一些高校的研究生以之为题作毕业论文，近年来日本的有关研究论文，我所知道的也有十多篇。应该说当初对这一“冷课题”的价值认识是正确的，对唐代文学尤其是晚唐文学研究的拓展也有积极意义。
证 据
我在《唐诗演进论》的《后记》中说道：“在治学上钱谦益提倡的'先笺疏而后议论’'先证据而后发明’的学人风格对我很有影响。因此对无论或大或小的每一个学术课题，总是先埋头作一些力求扎实的'笺疏’和'证据’方面的工作，然后在自己认识视野范围内发表一些见解。”这确实是自己在较长时期研究中坚持的做法，是自我要求形成的一种研究习惯。其实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深知对作品的情感体验和对文学史理性把握的重要，前者体现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后者体现研究者的思维能力。事实上在研究唐代诗歌演进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感到“从初唐到晚唐的发展总的来说有一个从御用化向个性化演进，诗歌重心逐渐下移而世俗倾向不断增强的过程”（《后记》），《唐诗演进论》正是力求从这一理路出发进行研究。也许这一理路能够从一个侧面把握唐诗史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研究成果的一些新意。但就像对作品情感体验的基础是训读一样，文学史研究（当然包括作家研究）的基础是充分的文学史料方面的“证据”，缺少笺疏能力的凌虚议论往往不得要领，没有证据的蹈空发明则必然是沙滩之塔。
我们这一代学人由于原本根底较浅，治学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与前辈学者也有很大不同，加之如我个人资质又较为驽钝，因此要达到像我的导师钱仲联先生（钱仲联：月眼镜心一鸿儒）那样大通大有、宏博知要的境界是不可能的，但在某一个研究课题或一些微观问题上尽量竭泽而渔式地去收集资料，最大限度地掌握“证据”，也并非不可能。我曾经为研究清编《全唐诗》文本而写过一篇《〈全唐诗〉编校者叙录》的论文，全文仅大约一万五千字，但为了将扬州诗局彭定求等十位编臣的家世、学养、素质以及参加编校《全唐诗》的来龙去脉理清楚，查阅的清代相关文献达一百五十多种，去除未必重要的和重复印证的资料，最后尚有近七十种在论文中引用。这篇文章海内外学术界反响都比较好，这应当归结于在文献上下了些死功夫。此前我在读有关杜牧的生平史料时，发现《自撰墓志铭》是一篇奇文，其中有一大段涉及阴阳五行的玄奥的对话，实际上暗示了他的出生、行实和大中六年时的生命状态。
但历代研究杜牧的学者对该《墓志铭》都没有充分注意、认真解读，当代杜牧研究专家同样未及进行翔实的疏证。这样便将全文泛泛地作临终之言看待，以“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终于安仁里”为据，将其卒年定于大中六年。我不否认历代文人的自为墓志有的确实标志了作者生命的终结，但如果认为其间的关系是必然而不是或然，其性质等同于其他人在某人死后所作的墓志的话，在逻辑上是缺少说服力的。关键是要有“证据”，而对文本的疏证工作决不可忽略。为此我致力于对文中杜牧与星术家杨晞玄奥对话的解读，甚至为弄清“自视其形，视流而疾，鼻折山根”到底是不是致命疾病的临床症状而请教中医专家。这样不但由“予生于角”一语考证出杜牧生辰为贞元十九年九月十九日，而且揭示出《自撰墓志铭》乃作者过度沉溺于星命术数的凶吉占验，将“少得恙”时不祥之梦作为死的预兆了，这只是一个“死的预言”而已，实际上杜牧的卒年当在咸通元年。研究论文在《人文杂志》（1988 年第6期）发表后，其中关于杜牧生辰的考证曾得到缪钺先生“运思精深”的谬许，卒年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不过“是”与“不是”仍然依赖于“证据”来说明。唐代有文献记载表明杜牧与许浑当卒于同时，而近年来我在撰写《许浑年谱稿》的过程中，恰恰考实许浑卒于咸通初，这应当是能够起到佐证作用的。当然至此也未必可称定论，如果有新的证据，已有的结论仍可能、有必要加以修订。学术研究的进步就是基于新的材料和新的理念而不断产生新的发明。
积 累
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诗有何法？胸襟大一分，诗进一分耳。于诗求之，岂有入门之理哉！”我很欣赏这个说法，并且觉得移之于治学同样是不刊之论。确实学术研究恐怕也很难说有什么“入门之理”，不断读书、学习，知识量增加了，胸襟也会随之扩大，自然逐渐会有一定的学术眼光，甚至产生发覆之见。总之，还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话：积累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博学以实之”的前提条件，才有“文章以达之”的可能。
师辈学者们常常批评现今年轻人偏于浮躁而缺少沉潜，虽然在今天的大环境中我们也许有许多难以沉潜的原因，但进行学术研究无论如何都要力戒浮躁。就我自己来说就有过论文发表以后，经师长或朋友提示应再查阅某书、增加某条资料、强化某个论据的情况。这时总有一种自责和内疚感，因为有些文献其实也不算稀见，只要心气沉着，多多开卷，积累丰富些，就能更扎实、更完善。一些同龄的或者更年轻些的学术界朋友也难免有积累不足、急于发言的缺陷。大约十年前，我曾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委托，在钱先生指导下为《中国文学研究年鉴》撰写《明清诗文研究》专栏的综述论文，那些年读到过一些学者研究八股文的论文。我很钦佩他们能领风气之先，知难而进。但这毕竟是一个难度较高的课题，对之进行研究必须具有较为深厚的国学知识的积累。我们知道启功、张中行、金克木等先生或写过一些八股文，或揣摩过大量的制义文本，并且手边就有基本研究文献，因而“说八股”能游刃有余。当然，要求今天的研究者一定要有八股文的写作实践是不现实的，明清两代八股文汗牛充栋，要“大量阅读”也没有限度。但是既然要进行研究，有些并非难得的文献如俞长城选辑的《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方苞选辑的《钦定四书文》、陈兆仑选辑的《制义体要》、李元春的《四书文法》、梁章钜的《制义丛话》是应当阅读的。如果一些最基本的文献资料都未经眼，我们论述起八股来就真的那么有底气吗？
当有了较多的体验后，自己对多读书、多积累的重要性就有了更深的理解。积累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有时也会出现“量的增加”的契机。在我的学术经历中曾经有过几次较好的机会。例如，1990 年以后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等先生主持的重编《全唐五代诗》编委会办公室设在我校，学校对这一研究工作很重视。其时正好《汉语大词典》（第12 分册）的编纂工作刚刚结束，词典编纂组原有的一个颇具规模的书库就移交给了《全唐五代诗》的编委会，虽然是基本典籍，但比较系统。我参与了编委会的常务工作，编务之余便能“坐拥书城”，静静地阅读书库中的藏书，颇有收获，后来获得第二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的《丁卯集笺证》的撰著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那些年的学术积累的。
却顾来时路，花飞屐齿新。回想较长时间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究，思考过一些问题，写过一点文字，不足言成绩，然而有不少甘苦寸心自知。以上说到“选择”“证据”和“积累”都是自己治学中的一些体会，前二者与总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的学术风格有关，而“积累”之道应当是有普遍意义的，愿意赘言并以“层垒向上”四字与朋友们共勉。
·文章源自罗时进所著《选择·证据·积累——古典文学学习和研究随笔》，收录于《湖畔仰浪集》。内容有所删改，现标题为微信编辑重拟。
《湖畔仰浪集》
罗时进 著
2022年6月版
定价：68.00元
ISBN：978-7-5506-3694-1
《湖畔仰浪集》收录罗时进教授数年来所作的随笔和学术短札60篇。书名中“仰浪”二字取自范仲淹《太湖》诗“有浪仰山高，无风还练静”，作者长居苏州石湖之畔，推窗便可见浩渺的太湖，故而将文集命名为《湖畔仰浪集》，一则体现太湖之宏阔浩瀚，三万六千顷，“无风”之时少，“有浪”乃其常态；二则此理与人生之道一也。本书所收随笔，最早写于1983年，最迟则成于不久前，多为发表过的文章，因时间跨度很大，文心与笔风颇有不同，此次出版仅对原来稍有滞碍的地方做了一些润饰，订正了一些笔误，总体上保持原貌。
【作者简介】
罗时进，1956年生，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唐诗演进论》《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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