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
摘 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编纂过程中，陆续形成了进呈本、赵怀玉录副本、谢启昆刻本、袖珍本及七阁《四库全书》本。通过考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内府抄本《简明目录》，发现其应为乾隆四十七年进呈本。赵怀玉录副时间应在乾隆四十六年，较进呈本略早。乾隆四十九年据录副本刊刻的杭本，基本反映了《简明目录》早期面貌。袖珍本《简明目录》应是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之间抄成，保留了大量的禁毁书籍。此后，各阁依据进呈本抄入《四库全书》，进行了书目的删减与调整。谢启昆本乃据文澜阁所藏《简明目录》刊刻而成，参校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同时，通过《简明目录》编纂史事的揭橥，发现武英殿活字本并不存在。
关键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呈本；赵怀玉；武英殿
作为官纂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总结了清代以前近两千年的学术发展，更启发和指引了清代及以后学人的治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指示门径的目录学价值。在清代学术史上，由于《简明目录》的传抄与刊刻更为便利，其对清人读书治学以及士人藏书事业产生的影响，或许比《总目》更为深刻和直接。但就目前来看，《简明目录》的研究成果、研究层面以及研究水平，实难与《总目》相埒。《简明目录》的研究偏重于版本异同的比较、订误以及与《总目》的差异，尚停留在基本的对勘层面，而关于《简明目录》的编纂、修改、纂成时间、版本流传等基本问题仍有待发之覆。清人读书之余，随身、随处标注《简明目录》，展现了清人的学术素养和版本认知，更加催生了《简明目录》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联，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索的。
《简明目录》乃由《总目》中析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查《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注：二月)进呈，发下改正，另缮清本，并遵旨纂出《简明目录》二十卷，于四十七年六月(注：七月)进呈”，据此，《简明目录》据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之《总目》编纂而成。颇具吊诡的是，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却又吸收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的《总目》修改内容。在《简明目录》进呈之前，担任武英殿分校的赵怀玉录副以归，后由鲍廷博于乾隆四十九年刊刻，早于进呈本而流播外间，大致反映了《简明目录》早期面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简明目录》与《总目》《考证》一并进呈御览，即进呈本。此后，纪昀抄写《简明目录》四卷进呈乾隆御览，此本仅录书名、卷数与作者，属于书籍簿性质的登载目录。七阁所藏《简明目录》，乃以进呈本为底本，剔除禁毁书、增补御撰书、调整书目次序而成。北四阁抄写时间应在乾隆四十八年至乾隆五十年间，但又经过了多次撤改，最终入阁应在乾隆五十三年前后。乾隆六十年，谢启昆以文澜阁本《简明目录》为据，并参酌《总目》刊刻而成，此即浙江刻本。清末民国以来，《简明目录》屡有刊刻之举，据基本古籍普查登记，约有超过200种版本存世，但皆以上述版本为据。本文拟就《简明目录》自编纂以来产生的五种重要版本，做一些初步的考察，挂一漏万，祈请指正。
一、国图藏抄本《简明目录》考述
《四库全书总目》书影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抄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无钤印，8行21字，小字双行同，红格，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卷首职名部分鱼尾之上题“钦定四库全书”，正文部分鱼尾上题“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鱼尾下题写部类、小类及卷数、页数，各卷末署协勘官与誊录人员。察此版式，与《四库全书》一致，抄写极为工整，并无校改痕迹，亦未钤盖印章，猜测应属于抄入《四库全书》前之进呈本或誊清本。
其一，将抄本《简明目录》与文渊阁本《简明目录》比勘，书目多有歧互，通过书目异同可以推断抄本《简明目录》抄写时间的下限：首先是禁毁书的著录，抄本《简明目录》中登载了李清、周亮工等人的《诸史同异录》《南北史合注》《闽小记》《印人传》《读画录》等，如所周知，乾隆五十二年，因览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李清等人著作，故下令禁毁。次年，撤出《四库全书》所录违碍书籍，是知抄本《简明目录》的完竣时间应在乾隆五十三年前。其次，抄本《简明目录》著录书籍与文渊阁本不同，抄本阙《钦定古今储贰金鉴》《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钦定石峰堡纪略》《钦定台湾纪略》等。据查，《钦定古今储贰金鉴》为乾隆四十八年奉敕撰修，《钦定石峰堡纪略》为乾隆四十九年奉敕纂修，《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乃乾隆五十年始有奏谕编纂，《钦定台湾纪略》为乾隆五十三年敕修，由此大概可以判断晚于乾隆四十八年纂成或者修改的典籍，皆不在抄本《简明目录》著录之列。据刘浦江先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指出，天图《总目》稿本中另页抄写《钦定石峰堡纪略》与《钦定台湾纪略》提要，并注明《钦定台湾纪略》补在《钦定石峰堡纪略》之后、《绥寇纪略》之前，是知这两种书籍本不在乾隆四十七年进呈之《总目》中，只是后期纂修完成后另纸题写提要，因而由《总目》析出之《简明目录》亦不可能登载这两种典籍，藉此可以进一步推定抄本《简明目录》的完竣时间或当早于乾隆四十八年。
其二，从天津图书馆藏《总目》残稿中录有《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提要来看，抄本《简明目录》没有吸收乾隆四十七年进呈《总目》以后的修改，基本内容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本《总目》相符。天图《总目》残稿录有《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作“《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国朝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据查档案，此书系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重新补绘，“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四库全书馆进呈书内，有萧云从画《离骚图》一册，盖踵李公麟《九歌图》意，而分章摘句，续为全图，博考前经，义存规鉴，颇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但今书中，所存各图，缺略不全，著南书房翰林重加订正。其应补者，酌定稿本，令门应兆补行绘画，以成完璧。书成即录此旨，冠于简端”，补绘后的《离骚图》作二卷，书名改作《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此书经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补绘，按理应该增入《总目》，但上图藏《总目》残稿中并无馆臣校改之迹，实际却迟至天图《总目》才题写修改后的书名及卷数，刘浦江先生推定此篇提要的撰写时间应在乾隆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间，天图藏本《总目》增入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提要，很显然属于乾隆四十七年《总目》进呈之后的修改。核查清代内府抄本《简明目录》，发现仍作“《离骚图》一卷”。更重要的是《总目》所载“乾隆四十七年特命内廷诸臣考订补绘”一句不见内府抄本《简明目录》，这也说明了抄本《简明目录》仅吸收了乾隆四十七年《总目》进呈前的校改，此后的馆臣增补、修订内容没有体现。再看《契丹国志》，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清高宗抽阅刚刚进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契丹国志》一书，认为其“体例混淆，书法讹舛”，“于纲目大义有乖”，“不可不加厘正”，遂谕令“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至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方才改撰，称“《契丹国志》一书，现在交馆重订，俟办竣再行缮写进呈”。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各馆现办各书酌定完竣日期清单》称“《契丹国志》，现在赶办，拟于九月内全部进呈”，可知约在《简明目录》进呈时，《契丹国志》尚未改纂完毕。而仅三个多月后，十月初六日进呈的《各馆纂办书籍清单》已称：“《契丹国志》改纂已竣，现在赶缮正本。”改纂工作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完成。既然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已经开始改撰，类比《钦定续通志》尚未纂竣即已提写卷书之例，应该在《简明目录》中提前题写“《钦定重订契丹国志》二十七卷”，但抄本《简明目录》仍作“《契丹国志》十七卷”。其中因由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稿本有关。苗润博曾考订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一卷，其中恰好录有《契丹国志》提要，而此书提要并未呈现上述档案描述的重订，因为《契丹国志》的重订过程直至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完成，因而乾隆四十六年进呈的《总目》以及乾隆四十七年修改的《总目》皆未登载《契丹国志》的改纂提要，因而虽然《契丹国志》在《简明目录》进呈前已经在改纂，但《总目》没有登载，《简明目录》自然与之相同。由此可知，抄本《简明目录》的誊写情况与乾隆四十七年进呈之《总目》相若，当与进呈本《总目》一同编纂。凡进呈本《总目》未吸收的校改内容，抄本《简明目录》亦未吸纳，故而可以判断抄本《简明目录》的抄写时间或接近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其三，通过书目增删、与《总目》校改内容的差异及祝堃职名的考查，判断内府抄本《简明目录》应该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之《总目》相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惟查有原派协勘之候补洗马刘权之一员，前后在馆五年，现在协同校办《简明目录》，颇为勤勉，但洗马仅有一缺，该员需次无期，可否准其于对品侍讲缺出通行补用，以示鼓励。又查校官祝堃一员，由中书中式进士，改授庶吉士，前后在馆六年，历经派办《总目》及《简明目录》，行走亦属勤奋，可否一并准其照例授职之处，均出自圣恩。至派办总目处誊录二十二名、供事八名，考证处誊录七名、供事四名，及向办《总目》、续办《简明目录》之查校誊录一名、供事七名，均系自备资斧効力行走，可否照此次《永乐大典》之例，给予议叙，出自皇上天恩。如蒙俞允，臣等即咨部照例分别办理”，据此可知，祝堃历经派办《总目》《简明目录》，故奏谕请将祝堃中书中式改授庶吉士。查国图藏抄本《简明目录》卷首职名表，称“翰林院庶吉士祝堃”，其职名已由“中书中式”改为“庶吉士”，但这份职名的题写时间作“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与祝堃授职同时。很显然，这份职名乃是后期添补，这一点，亦可从相关档案得到佐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统俟发下后，拟将《简明目录》缮写正本，陈设于经部第一架第一层之首，仍遵将历奉修书谕旨恭冠目录之首。所有进书表文及应行开列在事诸臣职名，臣等谨分折另缮进呈，请旨一并写入书前，以昭右文盛轨”，“拟将《简明目录》缮写正本”意即在此次进呈本之上重新缮写，这表明此次进呈之《简明目录》尚有内容付阙待填，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纂修官职名，因而永瑢等请奏“所有进书表文及应行开列在事诸臣职名，臣等谨分折另缮进呈，请旨一并写入书前”。管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之《简明目录》，书前有历次修书谕旨和纂修馆臣职名，与档案记载相符，乃是请旨之后补入。
二、赵怀玉与录副本《简明目录》
乾隆四十七年《简明目录》编纂甫定，分校官赵怀玉即录副以归，并于乾隆四十九年交由知不足斋刊刻，外间始有流播。赵怀玉录副本的誊抄时间，其自叙年谱以及自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序》皆未言明，清宫档案于此亦阙载。如果赵怀玉录副本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之前，那么赵本应该更接近《简明目录》编纂的初期形态，与周中孚所称“杭本(录副本)为馆中初稿”或当相符。更重要的是，赵怀玉录副本先于内廷刻本流传史林，传抄翻刻甚夥，对士人读书治学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录副本的抄写时间众说纷纭，最早开始四库学研究的陈垣先生在《纂修四库全书始末》中称“(乾隆四十六年)本年缮书处分校赵怀玉就全书录《简明目录》副墨以归，后由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刊行，是为东南各省有《简明目录》之始。是书印行最早，翻刻者亦最伙，与阁书差异处亦最多”。然而，这个观点似乎并未引起学界关注，也少有学人征引，反倒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如李常庆《四库全书出版研究》称“乾隆四十七年，在四库全书馆任分校官的赵怀玉携《简明目录》副本返回杭州，并以此副本刊印”，其将赵怀玉录副时间定于乾隆四十七年。此外，陈晓华认为赵怀玉录副时间应在乾隆四十四年，其称“乾隆四十四年，馆臣赵怀玉利用在缮书处任职之便，自己抄录了一本当时刚编成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但此论并未言明史料出处。也有学者避而不谈，径称赵怀玉录副，乾隆四十九年于杭州刊刻。
赵怀玉录副本今已不知踪迹，幸而乾隆四十九年鲍廷博据以刊刻流传，即所称杭本，亦称“赵怀玉刻本”。清代周中孚曾比勘杭刻本与湖州本，并列出二者书目相异者数十部。其中湖本有而杭本无者二十三种，“《别本周易本义》四卷、《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松阳讲义》十二卷、《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三十卷、《钦定乐律正俗》一卷、《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钦定石峰堡纪略》二十一卷、《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尚史》一百七卷、《钦定河源纪略》三十六卷、《增补武林旧事》八卷、《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熬波图》一卷、《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六卷、《琴谱全璧》十八卷、《小字录》一卷、《宋稗类钞》三十六卷、《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松泉文集》二十卷、《御定千叟宴诗》四卷、《御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樵隐词》一卷”，而杭本有湖本无者九种，“《萧山县志刊误》三卷、《闽小记》四卷、《明谥考》三十卷、《读画录》四卷、《书画记》六卷、《书影》十卷、《诸史同异》四卷、《万玉堂诗集》十卷、《词藻》四卷”。据查，周中孚所据湖本乃“湖州沈氏照京本重刊，以附录《总目》之后，冠以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旨一道”，此所谓“京本”，已难以查实。清朝还流传有删去杭刻本中禁毁书的翻刻本，长泽规矩也著《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亦有记载，“有剜去《尚书古文疏证》《松阳讲义》《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诸史同异》之杭本，乃和刻本之原本”。是知当时流播的赵怀玉录副本刊刻之后，他人翻刻时有意删去清廷禁毁的典籍。但《郑堂读书记》所称的杭本、湖本相异书目，经仔细核查后发现并非实际情形，录副本所缺书仅十九种，有四种书籍《尚书古文疏证》《松阳讲义》《小字录》《樵隐词》存于录副本中。经核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杭本阙载的书籍属于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敕撰，因而不存，亦有些典籍如《尚史》《宋稗类钞》属于替换禁毁书籍，迟至乾隆五十三年之后增入，故不在录副本中。至于赵怀玉录副本的抄写时间，可从《钦定河源纪略》的缮写及赵氏自撰年谱一窥。
首先，进呈本史部地理类录《钦定河源纪略》一书，检核录副本《简明目录》阙载。据查，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谕令四库馆臣编纂《河源纪略》一书，并缮入全书。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内阁奉谕旨：今年春间，因豫省青龙冈漫口，合龙未就，遣大学士阿桂之子干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所有两汉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证诸书，允宜通行校阅，订是正讹，编辑《河源纪略》一书。著四库馆总裁督同总纂等，悉心纂办，将御制河源诗文冠于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译对汉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详晰校正无讹，颁布刊刻，并录入《四库全书》，以昭传信。
《河源纪略》书影
《河源纪略》晚至乾隆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才有编纂之令，略早于《简明目录》的进呈时间。进呈本中记载“《钦定河源纪略》 乾隆四十七年奉敕撰，冠以御制河源诗一章、读《宋史·河渠志》一篇，次图，次表，次质实，次证古，次辨伪，次纪事，次杂志。盖是年命侍卫祭告河神，因西溯河源得于阿勒坦郭勒，乃语辑此编，以正千古之疑误”，从提要叙述来看，其载书名，但不录卷数，颇具吊诡。察《简明目录》中涉及敕撰之书，多数并未完竣，由于已经预定卷数，因而《总目》《简明目录》均已题写，如《钦定续通志》，直至乾隆四十八年才编纂完成，《简明目录》早已题署“五百二十七卷”，诸如此类。而《钦定河源纪略》不载卷数，很可能是刚开始编纂，故而未详实际编纂的卷数安排，且下距七月十九日《简明目录》呈进御览仅五日，只能付阙待填，直到文渊阁本《简明目录》时卷数才题为“三十六卷”。同样，付阙待填的例子还出现在录副本纪事本末类卷末，其作“右纪事本末类十九部一千 十 卷”，具体卷数等待后续增入。由此可见，《钦定河源纪略》应该是《简明目录》进呈之前临时补入，而录副本不存恰能佐证赵怀玉录副时间定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之前。
其次，从赵怀玉自撰年谱看，录副时间应该在乾隆四十六年，且早于进呈本《简明目录》。乾隆四十九年，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以录副本为据刊刻流传，赵怀玉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恭跋》，称“臣怀玉幸预分校之役，尝就全书处恭录副墨以归”，并未叙及录副时间。据《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记载，赵怀玉乃乾隆南巡时诏试得官，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始入内阁，任职票签处，并于是岁“充武英殿分校”。若仅以二者内容比勘，赵怀玉录副《简明目录》时间为任分校时，即乾隆四十六年。但赵怀玉是否仅四十六年任职分校，乾隆四十七年《简明目录》进呈前后是否存在录副的可能？据查《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开始，赵怀玉即远游在外，并无任职分校的记载，亦无录副《简明目录》的时间，“正月与言起霞同年偕行抵泰安，登泰山……月尽抵家。三月省外姑朱安人于桐乡……庚子夏至桐乡……数月乃归。九月同家云松先生作阳羡之游”。考乾隆四十七年赵怀玉的郊游安排与行程，自正月始即已远游，并数月不曾归家，如属任分校之役，断无如此清闲，此时必定是分校职任已满。而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简明目录》进呈时，赵怀玉远在桐乡。此外，根据《翁方纲年谱》所载，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赵怀玉曾与翁方纲等人聚于苏斋。此亦可与《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相佐证，“正月入内阁，在票签处，每三日则一入直，时云庄亦掣刑部奉天司行走，同寓保安寺街。三月，应礼部试。榜发，备而未荐，然文讌之乐颇不寂寞。如翁洗马方纲、朱学士筠、程编修晋芳、管编修幹珍、庄宫赞承籛、编修通敏、刘学士跃云、张舍人埙、周编修厚辕、吴编修锡麒，尤时时过从。每有诗会，则集洗马苏斋，余与张舍人、吴编修必预焉”。由此可知，赵怀玉常与四库馆臣聚于苏斋，故而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时赵怀玉仍任职四库馆，而誊抄《简明目录》，或当此时。
赵怀玉录副本《简明目录》抄写于乾隆四十六年，且早于进呈本流传外间，应该说反映了《简明目录》编纂的早期面貌。陈垣先生所称“凡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后续入《四库》之书皆未登载，而四十七年十月以后撤出《四库》之书皆未撤出”大致体现了录副本的一般情形。
三、袖珍本《简明目录》
《简明目录》乃从《总目》中析出，主要是叙列作者、书名、卷数及简明要旨，但在编纂完成之后，馆臣又重新辑录只载书名、卷数、作者而不载简明要旨的《简明目录》，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令编纂《简明书目》极为相似，这是此前学界较少知悉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手抄四卷本《简明目录》，其中中国家图书馆藏本卷端卷末皆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大印，每卷卷末钤“臣昀”、“臣纪昀敬书”朱文小字椭圆印，另钤有“桥川吉雄”“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等印，卷首无目录、圣谕表文等，此应为纪昀手抄呈进御览之本。台北藏本钤盖“文源阁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朱文大方印等，属文源阁劫余之物。
关于手抄本《简明目录》的抄写时间，陈垣先生《编纂四库全书始末》称“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令纪昀于《总目提要》外另刊《简明目录》，只载书名、卷数、某朝人撰，以便翻阅”，其所述当源自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谕令“自应于提要之外，别刊《简明书目》一编，祗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但正如前文所推论的，《简明目录》迟至乾隆四十六年编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绝无可能令纪昀另刊《简明目录》。由于纪昀手抄本与文源阁藏本《简明目录》著录书籍存在差异，因而分别考订。
首先，手抄本《简明目录》的抄写时间不晚于乾隆五十三年禁毁书籍的撤出。纪昀手抄本《简明目录》中录有《南北史合注》《闽小记》《读画录》《书画记》《书影》《诸史同异》等禁毁典籍。此书乃系由纪昀手抄呈进御览，足以证明不会晚于乾隆五十三年抄写。继而与进呈本《简明目录》对比，纪昀手抄本《简明目录》的书目差异大致反映出抄写时间应晚于进呈本。手抄本《简明目录》阙《别本周易本义》《钦定诗经乐谱全书》《钦定乐律正俗》《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平定三逆方略》《钦定石峰堡纪略》《钦定台湾纪略》《尚史》《增补武林旧事》《八旬万寿盛典》《熬波图》《钦定古今储贰金鉴》《琴谱全璧》《宋稗类钞》《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松泉文集》《御定千叟宴诗》《御定千叟宴诗》等钦定及换补之书，这说明手抄本《简明目录》基本沿袭自进呈本，大部分内容呈现一致。除此之外，手抄本《简明目录》于史部纪事本末类增加《钦定亲征三逆方略》、集部词曲类增《知稼翁词》，将集部楚辞类“《离骚全图》一卷”改作“《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关于《离骚图》的补绘工作，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开始，但实际完成时间并无记载。据查，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等阁书所录《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的校上时间皆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因而猜测《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大致应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补绘完成，并缮录入阁。据此，手抄本《简明目录》抄写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
其次，文源阁抄本《简明目录》中钤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及“八征耄念之宝”朱文大方印。据《御制文集》载，乾隆四十九年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印，乾隆五十四年冬刻制“八征耄念之宝”，并于乾隆五十五年使用。若依钤印推论，文源阁《简明目录》应该晚于乾隆五十四年抄写，这与其中登载李清等人的禁毁书籍明显矛盾，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文源阁《简明目录》中的印章为后期钤盖，而抄写时间仍在乾隆五十三年前。
再次，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覆校过程中，发现文溯阁曾庋藏袖珍本《简明目录》四函，或与文源阁《简明目录》同为一书。《旧档史料》载“(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文溯阁全书所有应行抽换各书先交礼部员外郎张(焘)照原议赉送，并先行抽阅，今定于十一月启程，除《总目》一部应俟刊刻告竣再由武英殿送往外，相应将现送各书开列清单……又另送袖珍《简明目录》四函，此系新添办之本，应照三阁例在御案陈设”，察此档案，乾隆五十六年文溯阁覆校时造送开列撤换书籍，并另外呈送新添袖珍《简明目录》一书。此袖珍本四函《简明目录》应该就是四卷本《简明目录》，各阁皆有新添造送之举，而新添时间在乾隆五十六年左右，与文源阁《简明目录》钤盖乾隆五十五年印章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手抄本《简明目录》应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至乾隆五十三年间抄写，并进呈乾隆帝御览，而文源阁庋藏本《简明目录》应为乾隆五十六年新添之袖珍本。由于各阁庋藏之袖珍本《简明目录》可能是直接据翰林院所藏进呈本誊写，因而对禁毁书以及续办之书皆未撤回和补入。
四、子虚乌有的武英殿聚珍本
关于武英殿活字本《简明目录》，清宫史料及四库修书档案并无记载。最早开始著录殿本《简明目录》的是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其称“《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亦由聚珍版印行”。自此之后，学界渐有殿本《简明目录》的记载。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点校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出版弁言称“《简明目录》编成后，有文渊阁等内府抄本，武英殿活字本，乾隆四十九年赵怀玉刻于杭州之浙小本”。再如胡露、周录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浅论》介绍《简明目录》的版本系统时述及武英殿本。近年来，经过全国古籍普查计划，累计登记264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825362条，而《简明目录》的版本信息计有297条，这包括南京图书馆著录的一部直接标明武英殿活字本的《简明目录》。
其实，上述有关武英殿本《简明目录》的登载信息并不确凿。除南京图书馆明确著录的版本外，其他条目皆因袭《四库全书答问》，武英殿曾印行《考证》与《总目》，任松如理所当然的以为《简明目录》亦在其列。在没有任何清宫档案印证的情况下，即称武英殿刷印《简明目录》，并形成活字本，难令人信服。更为重要的是，遍检清代以来的版本目录著作，毫无武英殿活字本《简明目录》之踪迹，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真实存在殿本《简明目录》。
回到《四库全书答问》的叙述，“《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亦由聚珍版印行”，任松如认为《考证》《总目》《简明目录》皆曾由武英殿聚珍版印行，那么可以分别查证武英殿印行《考证》和《总目》时是否有摆印《简明目录》之举。如所周知，清代武英殿修书处曾刷印一百余种典籍，后被通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其中《四库全书考证》就被列入其中，如果《简明目录》与《考证》一样均由武英殿刷印，或当有迹可循。经由武英殿刷印的聚珍本，基本都能查证具体的摆印时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籍是在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九年摆印完成，这一点可以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得到作证，而另有少量书籍迟至嘉庆时期摆印，如《内阁大库档案》著录《四库全书考证》《吏部则例》《西汉会要》《唐会要》《千叟宴诗》等书籍在嘉庆五年前后摆印完成。武英殿摆印书籍，一般都需要上奏皇帝，因而档案中多有信息可以寻绎。即便目前学界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书籍数量存在争议，但各种聚珍版书目中也没有《简明目录》的登载。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据档案记载应该乾隆六十年交由武英殿刊刻。曹文埴奏谕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臣窃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鉴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十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板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先交武英殿收贮……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阁分贮”。由档案“板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可知，《总目》乃属武英殿雕版而成，非活字印刷，《总目》即属雕版，何来与《简目》一起由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之说？况且，档案中仅有刊刻《总目》的记载，并无《简明目录》。循此，笔者继续查证清代武英殿及宫廷刊刻书籍目录，如《故宫殿本书库存目》《清代殿板书目》《古香斋袖珍本书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等，未曾登载《简明目录》。据此，任松如所述“《简明目录》与《总目》《考证》皆由武英殿聚珍版印行”毫无凭据。
检寻《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除关涉《简明目录》的纂修事宜外，仅有一处记载版本信息，“臣一一详加核算，并恭赉翰林院所贮《钦定简明目录》原本，逐架重加对比”，此处所称“翰林院所贮《钦定简明目录》原本”究竟指代何本？有待考察。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四库全书》编纂完竣之后，所有纂修底本，皆收贮翰林院，作为副本。翰林院所贮原本，后来经常被误以为“第八分《四库全书》”，原因就在于乾隆帝确曾预想抄写副本入藏。乾隆四十七年第一分《四库全书》抄写完竣时，乾隆帝即设想抄写一部副本供翰林院士子阅读，但由于考虑到耗费巨大，并未施行，“现在馆事将竣，若须另立副本，再抄一分，或雇觅书手，则多糜帑项；或招募誊录，则又滋侥倖。且传写易讹，虽篇幅可得整齐，而点画未免淆混，亦不如存贮原本，足资检勘”。因而以征书阶段尚未归还藏书家之书及纂修《四库全书》各底本，汇交翰林院，“俟续办江浙三分书全竣之后，即将发写底本收拾整齐，汇交翰林院造册存贮，作为副本”。由此可知，翰林院所贮原本《简明目录》乃属纂修定本，各阁所藏《简明目录》，皆以此本为据抄写，故而此原本《简明目录》并非清宫重新刊刻或摆印之本，与是否存在武英殿聚珍本无涉。
至于南京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GJ/6002447)，是否为武英殿聚珍本，值得商榷。南图藏本《简明目录》半叶9行21字，无鱼尾，左右双栏，版心题书名、卷数及页次，卷端及目录页钤盖“迈孙”、“磨兜坚室所藏书画记”、“希古右文”、“祚康印”等藏书印，递经汪迈孙、章绶衔、张均衡等收藏，皆为浙江籍人士。前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圣谕，续以目录、正文。经过仔细考辨，南图藏本《简明目录》并非武英殿聚珍本，兹分述如下：
如所周知，武英殿聚珍版书籍一般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版式划一，各书均为墨栏双边，每半叶9行，行21字，版心白口，单鱼尾，上载书名，下记卷数、子目及页数；第二是行款一致，每书均录乾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一诗并序，次载提要。第三是墨色不均。首先，南图藏本为9行21字，此与聚珍版同，但左右双栏、无鱼尾，显然与聚珍版不相符。其次，南图藏本无《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并序，亦无提要，差别迥异。当然，举凡殿本皆有诗序、提要的说法不够确切，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聚珍版《周易口义》《四库全书考证》《御选名臣奏议》等皆无提要，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聚珍)皆有诗序却是必然的。最后，武英殿聚珍本的墨色浓淡很明显，只要翻阅武英殿聚珍版书籍，这种浓淡差异很容易觉察。而南图藏本《简明目录》墨色并无差别，亦无浓淡之别。从南图藏本的形制来看，断板现象比较明显，界栏与板框之间的衔接较为紧凑，只有个别界栏有缝隙；同一一版面同一文字差别较大，更似雕版印刷。综合以上判断，版图藏本《简明目录》应属雕版而成，绝非武英殿聚珍版。
经过仔细对比南图藏本、乾隆六十年浙江谢启昆刻本、同治七年广州书局刻本、赵怀玉刻本及、进呈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简明目录》，发现举凡讹误及异同情形，皆与乾隆六十年谢启昆刻本一致，故而猜测南图藏本《简明目录》应属于乾隆六十年浙江谢启昆刻本系统。
由上述各书名、卷数异同情况表可知，南图藏本与谢启昆刻本、同治七年刻本完全一致，而与其他阁本皆不相同，如《钦定石峰堡纪略》《钦定台湾纪略》两书，进呈本、赵怀玉本因成书较早，并未登载，而文渊阁、文津阁本虽著录书名，但卷数皆付之阙如，这种独特的巧合，恰恰反映了以上三个版本的密切关联。除此之外，表格中所列的异同信息，经与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及各阁本著录书籍覆覈，多数内容是南图藏本、谢启昆刻本、同治七年刻本与实际相符：如《家礼》五卷，其他阁本皆著录为八卷，殿本《总目》亦为八卷，经查文渊阁、文津阁所贮书籍，为《家礼》五卷；《十五家词》三十七卷，此书初录《四库全书》时为《十六家词》三十九卷，后因删去龚鼎孽一家，故仅剩十五家，《总目》亦作“《十五家词》三十七卷”，可知文渊阁、文津阁、赵怀玉刻本、进呈本本等皆有误。当然，南图藏本、谢启昆刻本等版本的讹误也是存在的：如《蒙古源流》一书，南图本、谢启昆本、同治七年本等中脱漏“古”字，这是证明三者版本承袭非常直接的例证。
除上述书名及卷数异同问题之外，某些书籍类目分置的差异、书目顺次的不同以及具体提要内容的付阙等，亦能体现南图藏本与谢启昆本、同治七年本的版本关联。首先，《别雅》一书的类目分置明显不同，进呈本、赵怀玉刻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简明目录》乃至殿本《总目》，皆隶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而南图藏本、谢启昆刻本及同治七年刻本皆隶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其次，史部六“诏令奏议类”的书籍顺次不尽一致，进呈本、赵怀玉刻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简明目录》作“《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奏议》《上谕内阁》《硃批谕旨》”，而南图藏本等作“《上谕内阁》《硃批谕旨》《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奏议》”；最后，《南巡盛典》与《八旬万寿盛典》的提要内容付阙情况不一，文渊阁、文津阁史部政书类录《南巡盛典》及《八旬万寿盛典》两书，但文渊阁无卷数、提要，均付阙待补，文津阁仅录《南巡盛典》卷数及提要，而《八旬万寿盛典》称“提要未撰”，进呈本、赵怀玉本录《南巡盛典》一书，题写卷数及提要，阙载《八旬万寿盛典》。而南图藏本、谢启昆本及同治七年刻本中，二书卷数、提要皆题写完毕。
举凡书名、卷数、类目、书籍顺次、提要内容等，南图藏本皆与乾隆六十年谢启昆刻本及同治七年刻本一致，这些极为特殊和典型的例证，足以证明三者之间应同属一个版刻系统，更进一步地说，南图藏本、同治七年本应皆以乾隆六十年谢启昆本为据刊刻而成。
自清代以来，学界对浙本《总目》知之甚详，但却极少了解刊刻《总目》时，曾一并刊刻《简明目录》。据谢启昆刻本《简明目录》“恭纪”载，“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陈谢启昆、署按察使司陈秦瀛、都转监运使司臣阿林保等请于巡抚臣吉庆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臣阮元恭纪”，察此恭纪与浙本《总目》内容一致，是知《简明目录》与《总目》均以文澜阁藏本为据，于乾隆五十九年刊刻，至六十年工竣后流播士林。据此，浙江刻本《简明目录》与其他各本在书名卷数等方面的不同，乃因以文澜阁本为底本刊刻而成，这也说明了南京图书馆藏本《简明目录》较浙江谢启昆刻本晚出，且必定以其为据刊刻而成，否则不会出现完全一致的错讹和校改内容。
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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