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天朗气清，春和景明，草木荣发，“物至此时，皆洁齐而清明矣”。人们纷纷踏青远行，感受春意，祭奠先人。此时，让我们将目光投回两千多年前，那时的华夏大地上有这样一位行者，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风尘仆仆，行色匆匆，摩顶放踵，日夜不休。这位面色黝黑、严肃清苦的行者，便是墨家学派的掌门人墨子。
墨子已经走了十天十夜。他听说楚国雇用公输般造出新型攻城器械，准备攻打宋国，他要前去劝阻。待他到达郢都，墨子先以仁义的道理劝说公输般和楚王，然而二人不愿放弃攻城计划。于是，墨子提出在楚王面前与公输般进行攻守的演习。墨子先解下腰带，摆成一道城墙，又用小棍作为器械。公输般使用九种器械交替进攻，九次都被墨子击退。当公输般的器械全部用完时，墨子的防御手段还远未用完。这时公输般说：“我知道怎样打败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墨子看出公输般已对他起了杀心，他对楚王说：“公输般不过是想杀掉我，这样就没有人能守住宋国了。但我早已让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手持我的防御器械，在宋国的城上等候楚人了。就算杀了我，你也不能杀绝他们。”楚王闻言，终于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又一场战争被墨子制止了。
《墨子救宋》连环画
不同于先秦诸子多起于“士”阶层，墨子和他大多数弟子都是手工业劳动者出身，因此他们精通制造器械，重在实用。墨家学派的思想，是站在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不断进行残酷的掠夺战争，不论是战胜还是战败，最终的苦难往往都由平民背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墨子亲身受过劳作之苦，又看到了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他主张“非攻”，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向往和平；“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此言，不过是广大人民最朴素的愿望。
而要做到“非攻”，从根源上消除侵略战争，墨子提出了“兼爱”。“当（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认为天下“乱”之根源在人不能互爱。为了解决这种局面，就要人人“兼相爱，交相利”。然而在各国都在寻求扩张兼并的大争之世，这样的主张不可能被统治者们采用。但墨子之理想的光辉，正在于其超越时代：“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兼爱”的对象可以跨越时空，从已往者到继来者，这样一种平等的、超越性的、整体性的爱与胸怀，直到今天也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墨子
为了选拔出大公无私、具有“兼爱”品质的“兼士”来治理国家，墨子又提出“尚贤”：“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任贤举能、赏功罚罪，这是为“农与工肆之人”出身的知识分子争取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在旧制度瓦解的动荡时局中，呼唤着新的清明景象。
清明不仅是标志天气与农时的节气，更是祭祀先人、寄托悼亡之思的节日。《墨子》中与此紧密相关的思想有“节葬”和“明鬼”。墨子反对厚葬和繁琐丧礼，认为厚葬浪费资财，久丧则损害民众利益，于国无益：“费财劳力，民不加利者，不为也。”不过，虽然墨子反对厚葬，但他肯定了民间对鬼神的信仰和祭祀活动的重要意义。不同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墨家专有《天志》《明鬼》两篇，重视并认真讨论天道与鬼神问题。墨子指出祭祀活动“上以交鬼神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不仅可以寄托哀思、获先人庇佑，还可以通过祭祀活动联络乡里感情，增进社会的和谐；祭品最终被众人分享，也不会造成过多浪费。在今天看来，“节葬”与“明鬼”思想中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即让人们在节制靡费的同时心存敬畏。
《清明上河图》中清明节扫墓回城的人马。女主人的轿子以杨柳杂花装饰轿顶，说明这是个特殊的日子。
在先秦时期，墨家是足以与儒家抗衡的显学大宗。但在秦汉统一之后逐渐衰微，直至近代民族危亡之际，墨子与墨家才重新被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墨家思想的价值也被重新挖掘。如梁启超提出，墨家刚毅任侠、损己利他之精神，在市井乡野的匹夫匹妇身上也时时得见，久已“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在这仲春和暮春之交的清明时节，让我们一起重新翻开《墨子》，让无私兼爱、坚韧侠义的思想之光沐浴我们澄澈明朗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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