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周庄、同里、乌镇、甪直、七宝、朱家角……这些现在看来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无疑已成为“城里人”休闲放松、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可你知道吗，正是这些古镇，曾经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了社会的变革，推进了中国早期城市化的进程。
4月17日中午，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聚珍12点·午间日读书”直播活动又如约而至，《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责任编辑黄飞立和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副总经理贾雪飞带领读者走进历史中的江南古镇，为我们呈现出与印象中截然不同的古镇面貌。了解历史，方能更好地看待现在，感知将来。现今旅游者们所看到的江南市镇硕果仅存者，只是它们留下来的一个空壳，甚至是经过人为加工的空壳。它们过去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吸引着大江南北的富商大贾（包括徽州商人、山陕商人、闽粤商人），是全国丝绸、棉布等名牌产品的集散地，拥有几百家店铺、牙行、作坊、茶楼、酒肆，居民数千户乃至上万户，是热闹非凡的“地方小都市”。费孝通先生把江南市镇定义为小城镇，日本学者则把江南市镇定义为地方都市。不论如何定义，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江南市镇不同于农村的本质。为什么江南的市镇就是小城镇、就是地方都市呢？归根到底一个原因，就是富。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了南移的过程，到了南宋这个过程基本结束，江南成为中国的财富之地。明初朱元璋和苏州富商沈万三的故事可以生动说明这一点。而嘉靖中期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更使中国以产品输出国的身份融入了全球化贸易。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再加上产品向海外输出，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西班牙人绘制的“马尼拉大帆船”在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航线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更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李伯重先生把西方学者关于欧洲早期工业化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对于中国江南经济的研究中，认为明清时代在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出现了早期工业化。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农业经济的商业化；工业的乡村化和乡村的工业化。江南市镇的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所达到的水平，是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包括英国）的。江南市镇是工商业中心，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例如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仅乾隆时期的盛泽镇一地，就有雇佣工人近千人，几乎可以说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这个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就构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富裕机户开设的机坊大多“雇人织挽”。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桥头一般也是繁忙的劳动力市场
第二个表征是市镇人口结构的变化——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江南市镇作为工商业中心，其人口构成不同于乡村，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的乡村城市化，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中心地的形成。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盛泽镇、乌青镇、平望镇、朱泾镇、罗店镇、王江泾镇、双林镇、濮院镇等。当时人都认为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有县城、府城的规模，即“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十分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的模式。明中叶以降，江南市镇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时期，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个个都是一派万商云集的繁忙景象，大量商品和货币在这里集聚，造就了工商各业及服务行业的普遍繁荣，出现了江南市镇的黄金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苏州，堪称全国最为奢华的城市，直到近代上海兴起之后，才被上海所取代。苏州的奢侈风尚，逐渐弥漫于邻近各府县、市镇。当时文献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明中叶以来，江南社会逐渐由俭入奢，以后愈演愈烈。比如桐乡人李乐的《续见闻杂记》就指出：“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丧，皆以俭省为耻。”明仇英《南都繁会图》中的鳌山灯会
明中叶松江人陆楫在《蒹葭堂稿》中对奢侈风气给予全面肯定，提出“奢能致富”的观点：这种现象乃是社会富庶的产物，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富庶。“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则其民必易为生”。乾隆时期的苏州人顾公燮也有类似观点：“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奢侈提供了无数就业机会，如果禁奢，势必使这些人断绝生计。欧洲的海外贸易起源于奢侈品消费，而中国江南市镇生产的生丝、丝绸、棉布等商品，在当时欧洲被当作奢侈品的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欧洲的奢侈品消费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达，源源不断的生丝、丝绸、棉布运往欧洲，巨额白银流入中国，从而推动了江南市镇丝织业、棉织业的持续繁荣，使江南市镇社会日趋富庶，奢侈风尚弥漫。这是当时两个先进的经济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南浔百间楼，明礼部尚书董份所建（郑宪章摄）
浙江湖州南浔镇正好处在湖、苏、嘉三府交界处的蚕桑丝织业中心地带。由于此地盛产优质蚕丝——辑里湖丝，使它成为湖丝的集散与贸易中心，这种经济优势，保证它持续兴盛数百年而不衰。全镇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自北栅至南栅七里，“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郁为巨镇”。在江南市镇中堪称规模宏大，而与县城、府城相比在规模上并无优势可言，但是其经济地位之重要、经济总量之巨大，是管辖它的县城与府城所无法比拟的，正如当地民谚所说：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南浔建城之目的在于“扼运河孔道”；拆城后，“市井渐移而北，遂以通津桥为中市”。通津桥成为南浔镇的中心，横跨运河，周围是商业区。于是逐渐形成明清两代南浔镇的基本格局：自西而东的运河与自南而北的市河相交，构成十字港，十字港周围有通津桥、清风桥、明月桥相连，运河及南市河、北市河两岸是通衢大街。由于南浔镇经济地位的重要，镇上各种机构林立，从这些机构的设立可以看出，南浔镇实际上已经完全具备县级城市的功能了。所以有人说：“（南）浔虽镇，一都会也。”南浔人文亦极盛。有明一代，南浔镇出了董份、范应期、董嗣成、董道醇、董嗣昭、朱国祯等七名进士，以及二十七名举人。范颖通《研北居琐录》说：“前明中叶，科第极盛，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所谓三阁老，即南浔镇马家港朱国祯、辑里村温体仁、马腰村沈㴶；所谓'两尚书，即董份、沈演。而《吴兴备志》《广博物志》《增定唐诗品汇》的作者董斯张，《七国考》的作者董说，《雁荡杂著》的作者陈忱，都是明代南浔镇知名度颇高的文化人士。雪中朱家角（周游摄）
上海期青浦朱家角在明代万历年间已号称“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是松江府中与朱泾镇、枫泾镇并驾齐驱的标布贸易中心。崇祯《松江府志》说：“朱家角镇，商贾辐辏，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商业繁华的程度，超过了朱泾与枫泾，因此当时人说“两泾不及珠街阁（朱家角）”。在朱家角镇的鼎盛时期，号称“长街三里，店铺千家”，工商各业的从业人员有数千人之多。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朱家角镇作为标布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即所谓“标客”。在东市报安桥侧的“明记场”就是标客的聚集地：“康熙时，珠里商贾贸易骈阗，东市明记场，茶场、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嘉庆《珠里小志》）然而奇就奇在朱家角并不产棉，这更显示出其城市化的特征。第一，在不产棉花的朱家角镇四乡，90%的农家从事棉纺织业，或纺纱或织布。第二，自己并不纺纱，用所织之布向牙行兑取棉纱，回家织布，称为“兑纱”；只纺纱出卖，而并不织布，称为“卖纱”。第三，织布农家从牙行处以布兑纱，这种经营方式，带有来料加工性质。朱家角镇上除了花纱布庄外，还有鱼米庄行，以及其他各色店铺。“行货曰商，居货曰贾”，有行商、坐贾，有货栈、店铺，有摊贩、脚担，有客商与售货中介牙行，以及收布、拆花的布庄，还有从事屠宰的肉庄，有酒馆、茶馆，有药堂、估衣庄、估衣店及典当等。米、油的大量输出，还带动了水上运输业。清末开始出现了近代轮船的航班，一共6条航线，几乎全与朱家角镇有关。朱家角镇经济的发达，以及它在青浦县的经济地位之重要性，显示它的城市化程度不可小觑。 本书对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江南地区，即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的四十多个典型市镇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勾勒出其逐渐城市化的演变轨迹，不仅系统展现了江南市镇的分布格局、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而且对这些市镇曾经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传统社会变革及至城市化的原因作了深入解析。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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