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某个平常的日子，三十岁的江宁女子刘氏失去了她的丈夫。在那个“出嫁从夫”“以夫为纲”的年代，这无疑是“天塌了”般的巨大打击。今后的人生该如何度过，成为了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题目。刘氏出嫁前的经历已无从得知。想来她家世不错，因此才获得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刘氏以此为荣，她对当时流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嗤之以鼻（见刘氏《女范捷录·才德篇》）。尽管如此，她受到的教育仍然与男子不同，而是从“女德”开始的，首选的课本就是东汉班昭的《女诫》。班昭出身诗礼之家，父亲班彪续写《史记》，兄长班固撰写《汉书》。她本人也博学多才，汉和帝邓皇后奉其为老师，跟随她学习儒家经传、天文历算。在班固撰《汉书》未竟而亡后，班昭续成了《汉书》表的部分及《天文志》。《女诫》是班昭教育女儿的作品，她担心女儿不能讨得公婆、丈夫的欢心，“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女诫》原序）。在这部书里，班昭告诫女儿：要卑弱柔顺，小心做人，和公婆及丈夫的兄弟姐妹搞好关系。这是班昭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她以切身体会指导女儿生存之道。除了《女诫》，刘氏还读过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和题为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撰写的《女论语》。这两种书和《女诫》一样，都是当时流行的妇女教育读本。徐皇后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有在民间生活的经历。后被册为燕王妃，随着明成祖朱棣登上帝位而成为皇后。因此，她所撰写的《内训》，虽自称“以教宫壸（kǔn）”，但在对贵族妇女的教导外，也包含不少对民间妇女生活的指导。徐皇后去世后，成祖为表纪念，将《内训》“颁赐臣民”，此书因而流传甚广。永乐五年刻《内训》书影
至于刘氏所看到的《女论语》，是否为唐代才女宋氏姐妹的原作，并无定论。我们只知道，在刘氏所处的时代，她读到的内容已经和今天一样，是朗朗上口的十二章四字韵文。《女论语》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下层妇女，开创了以通俗韵文讲述仪礼规则的女教著述新形式，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入门”的。无论创作意图和表现形式有何不同，这些作品落脚点都是“男尊女卑”，刘氏当然也受到了莫大的影响。她遵循学到的知识，在家尽孝，敬事父母；出嫁后悉心侍奉公婆丈夫，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生子之后，又对孩子进行殷切教导。显然，刘氏始终坚持对儒家纲常的践行，因此丈夫过世后，她最终选择了守节这条路，除了考虑儿子的成长外，与她所读的书、所受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守节大抵是很寂寞的，即便有儿子相伴，也难免还有许多情感上的空白需要填补。幸而刘氏还可读书，除了“三从四德”这样的规训之外，大量引用和化用了各种典籍的女教读本倒也为她打开了一扇吸收文化知识的大门。于是在家务劳动之余，她如饥似渴地读诗文，读史书。她时而向往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广阔而浪漫的世界，时而为青史留名的忠臣孝子烈女们感动流涕。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渐渐地，刘氏生出了“写本书”的念头。她识字很早，在年幼时已能秉笔写作了。那么要创作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她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身边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女性们。大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人生选择也不同。但刘氏希望每个女子都能有知识、懂道理，做贤妻良母。她记起了自己读过的女教作品，它们对她的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于是她决定学习这些著书的女性前辈，用自己的笔和当时及后代的妇女们谈谈人生，分享立身处世的经验和价值观。一部名为《女范捷录》的作品就此问世。刘氏在书中列举了那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前贤女子：以贤能母仪天下者如唐太宗长孙皇后，以德行言传身教者如孟母，以孝行感天动地者如缇萦，以贞节名闻远近者如罗敷……刘氏写下的这些内容令人唏嘘：一位“知识女性”，在历史大环境的影响下，不仅坦然接受了自身“卑弱”的命运，甚至还著书立说将这样的思想观念推而广之。但《女范捷录》中又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内容：刘氏的目光多少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女德”，她还热情讴歌了如击鼓战金山的梁夫人那样，和男子一样有忠义之心的女性群体。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如果时代给予了刘氏像梁夫人那样的机会，也许她也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节妇”吧？刘氏的儿子王相十分赞赏母亲的著述。他一直致力于童蒙教育，母亲的书让他意识到，女性也需要专属的启蒙读本。他想到了流传已久的、刘氏就曾读过的《女诫》《内训》《女论语》，把它们和《女范捷录》合在一起，不正是一部能对妇女起到启蒙教育作用的作品吗？他将这一“合订本”称作“女四书”，又唯恐很多女子文化水平不高，读不懂高深文字，于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四部作品中的字词音义、历史典故等作了详尽的注解。“女四书”问世后，影响巨大。《红楼梦》里说李纨之父不让女儿读什么书，但仍“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充分体现了“女四书”在明清时期妇女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早期妇女历史学家陈东原就曾感叹，“女四书”流毒所及，“一直到近代，几乎每一个读书的女子，启蒙时都曾读过”（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后来，“女四书”甚至漂洋过海，传播到了日本。不过日人似乎认为王相收入其母的作品是“夹带私货”，故而将《女范捷录》从“女四书”中除名了，而代之以唐代郑氏所作的《女孝经》。唐开元二十六年，郑氏丈夫的侄女侯莫陈氏被册为永王妃，《女孝经》就是郑氏写给侯莫陈氏的教诲之书。全书十八章，仿《孝经》体例，七篇篇名与《孝经》相同，其他诸篇或与《孝经》相对，或以妇德、妇职的特点为依据。《女孝经》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出嫁后的妇女，为她们指明行孝的大方向与尽孝的具体门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女孝经图》局部
“女四书”究竟包括《女范捷录》还是《女孝经》，对于刘氏来说，都是“身后事”了。在著书立说之后，她仍旧过着平凡的生活，践行着她的“女德”理念。她很长寿，一直活到九十岁。尽管丈夫早早离开人世，但她因守节多次被旌表，这想必是令她感到光荣和满意的吧。传世文献中，对于刘氏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她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她的生平细节，我们只能通过《女范捷录》来推测和想象。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刘氏的人生远称不上精彩，甚至平淡到有些乏味，我们还会为她“苦节六十年”的命运感到遗憾。而这一切的起点，大概就是那些流传于世的女教作品：它们给妇女灌输“三从四德”的理念，让“三纲五常”在妇女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这成为了刘氏选择“守节”道路的助推器。但我们也看到，另一方面，“女教”给刘氏的生活也带来一种新的可能，给予她和男子一样读书、乃至用写作来表达自我的机会。透过她的经历和她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当时妇女们普遍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由此建立起的理解与同情，有助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批判与思考。点书影进入当当购买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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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四书集注》
[汉]班昭等 撰 李志生等 点校
32开 平装
978-7-101-16243-1
58.00元
“女四书”这一概念，出现于明末清初。时山东琅琊人王相，将东汉班昭的《女诫》、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唐宋若昭的《女论语》及王相之母刘氏的《女范捷录》，汇编为一书，并加以笺注，题为《闺阁女四书集注》。后此书传至日本，日人又剔除《女范捷录》，代以唐郑氏《女孝经》，形成了新的“女四书”组合。此次整理《女四书》，即将上述五种作品一并收入。
“女四书”问世后，对明清至近代的女子影响深远。作为其时众多女子开蒙教育的首选，“女四书”丰富的知识构成，起到了提高当时女子文化水平的作用。本书对于今人了解明清时期的妇女教育，探究中国传统的两性道德，深化认识古代女子的家庭观、社会观及对同性的看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李志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妇女史、隋唐社会史，著有《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译有《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相关论文三十余篇。所著《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荣获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研究会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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