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不少学者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学问门径”，张舜徽更认为《四库提要》的类序是“门径中之门径”。[1]类序（包括总序和小序）不仅比单本书的叙录更为重要，也比单本书的叙录更有难度：“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 [2]62章学诚说“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3]章氏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写类序之难不仅其“学”必须精微，同时也要求其“心”务必公正。荀子曾论及“学心”与“公心”，而本文所谓“学心”与“公心”，主要是指学者宏阔的视野、精审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及公允的态度。在我国古代各种传统的述学文体中，类序尤须兼具这四者之长，“学心”与“公心”可以说是类序内在的学术品格。
一
目录学中有一书的叙录，一人的叙录，还有总类或小类的类序，刘勰早就说过“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4]，类序比一书一人的叙录更有难度。不管是七略分类还是四部分类，不管是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还是私家目录，大类（略或部）的总序固然要高屋建瓴以总揽全局，小类的小序也同样须深宏大气，因为“小类”只是相对于大类而言的。事实上，不管是总类还是小类，都涉及到巨大的时空跨度，涵盖了众多的作者和书籍，更要论及流派的盛衰和学术的消长，加之每一类源流往往衍生繁杂，典籍也可能出现真伪相参，作者更难免高下不齐，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对材料高度的综合能力，怎么可能在一篇千把字的类序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们不妨看看经类总序。除少数朝代外，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成了士子的进身之阶，因而经学自然便是历朝历代的显学。要在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类序中，阐述各时期经学的演进、特点、利弊，还要对经学各科进行学术分类，经部总序可以说是类序中的“宏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堪称典范之作。总序一起笔就交待该篇类序的论述范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5]1自太史公《史记》而后，孔子删《诗》《书》和定《礼》《乐》已成定论，所以四库馆臣对经书不得任情褒贬，他们所能评述论析的只有后世解经之说。接下来序文便将二千年来的经学史进行分期论析：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5]1
这段序语几乎是二千多年的经学史纲，它提出了每个时期经学的特点、长处和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各阶段的经学中，某种学风的长处同时又是它的短处，优点同时又是它的缺点。如汉代经学因其“递禀师承”而“笃实谨严”，也因其“递禀师承”而拘谨狭隘。正始而后，王弼等人开始排斥汉儒独标新学。王弼注《易》弃置汉儒象数阐释玄理，王肃另出经书新注批驳郑玄，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不苟同旧注，啖助、赵匡等人释《春秋》与三传立异，再到宋初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更以攻击三传自傲，一方面推倒权威，一方面又互不相袭，导致几百年经学风气十分驳杂。洛闽继起理学大昌之后，宋儒解经一空依傍无所顾忌，朱熹《诗集传》悬置大小序，解析《诗经》让人耳目一新；程颐作《易传》既屏弃象数也摆落玄理，其下者王柏、吴澄等人更删削经文，这种自信带来了放肆和强悍。清初诸儒以训诂考证矫明代的臆断空疏，一生或治其一经，一字或音训数百字，使学风“征实不污”的同时，也使学风繁冗琐碎。没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视野，绝不可能在二三百字的段落中，勾勒二千多年经学的发展历程、概括各历史时期的经学特点及其弊端。
《隋书·经籍志·诗类》小序虽仅有五百来字，同样堪称类序中的“大手笔”。序文前半部分阐述《诗经》产生的朝代、发展的历程和成书的经过。“夏、殷已上，诗多不存”，《诗经》中的诗歌为周代作品，接下来再将周诗分为三个阶段：从周氏始祖后稷肇兴到周公化成天下，此时的诗歌以“诵美盛德”为主，到“幽、厉板荡”之后，诗歌便变为“怨刺并兴”，最后周室衰王泽竭，诗歌因而也逐渐走向消亡。[6]交待孔子删定诗经之后，阐述汉代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诗经学派的兴衰，阐述三家诗衰微的过程和毛诗兴起的原因。这篇小序阐释了诗经的产生，诗经学派的更替，有诗史的追源，也有诗学史的溯流，这四五百字的序文把隋前诗经史的本原讲得清清楚楚。
二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类序之所以可作为学问“门径中之门径”，不仅由于类序可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还由于类序精审的眼光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上文论及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类总序，分别以“拘”、“杂”、“悍”、“党”、“肆”、“琐”六字归纳六个时期经学的弊病，这种学术上的“大判断”敏锐而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代表了朝廷的学术评价，类序中以一二字为褒贬，表现了四库馆臣独到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都代表了官方学术思想倾向，类序的学术论断既要深刻新颖又要为学界所公认，即使私家目录的类序在评价某代某类学术时也须老到，当然私家目录中的类序不妨更有个性，而史志目录和国家图书目录中的类序更加权威。
《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在不足300字的篇幅中，阐述了礼的起源和礼学的流变，还评断了各家礼学的高下：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说。[7]1710
首句引《易》语明其礼的本质和起源，再讲周礼的繁盛和周衰后礼法大坏的原因，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周代礼仪繁缛的一种夸张，“礼经”指礼的大纲，“威仪”指礼的细节。“三百”已不胜其多，“三千”更不胜其烦。最后阐述汉代礼学的产生，以及各家礼学的优劣。今天《仪礼》十七篇传自山东高堂生，而大戴礼学和小戴礼学都出自山东后仓，而《礼古经》一出于鲁奄中里，一出于孔氏壁。《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二书，记述从天子到大夫礼制虽不完备，但都比后仓用《士礼》推说天子礼制要好得多，因前二者皆有所依凭，后者则全凭主观推断。
单看一篇类序能明了某类的本质和渊源，将不同历史时期同一种类的类序对比着读，便能看出该类学术的演进发展。试将《隋书·经籍志·礼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小序与汉志礼类小序对读，就可以看到三书的礼类小序，或者详略不同，或者判断有异，或者视角各殊。《隋志》礼类小序是汉志礼类小序的引申，四库礼类小序几乎另起炉灶，它一起笔就说：“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辩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5]149清代四库馆臣不再重复汉、唐史官对礼制起源、礼学源流的叙述，只集中于礼学中争论的焦点。在所有经学中礼学争论最多，即古人所谓“议礼如聚讼”，可三礼之中，《仪礼》因其难通而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不须聚讼，唯一可能聚讼争辩的只有《周礼》，这样论述范围又聚焦于《周礼》一书。那么《周礼》中，又有哪些经文的真伪可以争辩，哪些经文的真伪不容置疑呢？我们来听听馆臣的判断：“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作者论述时采用排除法，战国时魏文侯就献《大司乐》章，所以这篇“理不容伪”。《周礼》出于西汉初年，河间献王只明言缺《冬官》一篇，从来没有说过经文有错简现象，宋以来儒者对经文“窜乱移补”皆“妄”。讲了《周礼》经文，再谈《周礼》注疏：“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先分清汉唐诸儒注疏中的得失，才可分辨后学的批判和继承，在此基础上再指出治礼的学术态度与方法：“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汉儒之长在考礼之制，宋儒之长在明礼之义，后儒应当各取其长而去其短。最后阐述礼类纲目的细分：“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5]149这篇类序在内容上既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分，在写法上又能独辟蹊径。论断的精辟和眼光的高远让人折服，由于四库馆臣纪昀、戴震等人都是当时学界领袖，对各学术领域自然有种“一览众山小”的眼界和识力，能拨开礼学中的迷雾，这倒应证了古人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没想到这篇不落窼舀不循常轨的类序杰作，被人视为“偷懒耍猾”类序败笔。[8]
三
除了宏阔的眼界和高远的见识外，类序另一特点还表现在学问的渊博。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夫人于一切学术，苟非知之有素，则校雠一书，欲考其家数何在，则怀疑莫能定矣。”[2]54 若非对“一切学术”“知之有素”，哪怕“校雠一书”也难“考其家数何在”，要品评一类学术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从向、歆父子到四库馆臣，不管是做朝廷史官还是为秘阁馆臣，无一不是当世最为渊博的大儒。目录学著作的类序最能体现他们学问的广博。史志目录和国家图书目录中的类序，涉及当朝学术的所有方面，有些类序往往出于一人或数人之手，腹俭者写类序肯定下笔便丑态百出，所以章学诚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言校雠。我们不妨以乐类小序为例，来看看类序中所表现的渊博学识，《汉书·艺文志·乐类》小序说：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7]1711-1712
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并因此形成“礼乐传统”，礼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和制度，它从外在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态度，而乐则诉诸于人内在的情感，所以《礼记·乐记》说“乐从中出，礼自外作”。[9] 但作为经学而言，乐又与礼有显著的区别，礼留下来三礼的经文，而乐只有汉儒重编的《乐记》，《荀子》中虽有《乐论》篇，但后世认为荀子算不上淳儒。这篇乐类小序追溯了乐最早的源头，又阐述了后世乐消亡的原因。周室衰后礼、乐都遭到了破坏，由于乐比礼更加“精微”，它只能呈现于节律，不能记载于书籍，所以只可存于演奏和传之口授，这样乐师亡则音乐绝。序文最后讲了《乐记》的出处和嬗变。这篇短小的类序有源有流有述有论，其实也是一篇古代音乐小史。除非对音乐的本质、功能、起源、流变了如指掌，否则难以辨析得如此之细，更难以考论得如此之精。不过，《汉志》这篇乐类小序尚有模糊的空间：到底先世有没有一部《乐经》呢？《四库全书总目·乐类》小序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5]320
清初顾炎武也有近似的议论，他认为“古人以乐从诗”，即“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诗与乐基本没有分离，“歌者为诗，拊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10]“沈约称《乐经》亡于秦”可能为“想当然耳”，与历史上的记载多有不合，四库馆臣对此作了翔实的考辨，然后得出上古“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的结论。精警明通之论以坚实的历史证据为基础，类序每一议论必定“言必有据”，而要做到“言必有据”就必须学问淹博。
《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总序和小序都颇见功力，其他几类的类序都前有所承，只有这一类为史官首创。《隋志》史部总序考论了古代史官的设置，史书的社会功用，史籍的源流变化，及史部的分类缘由。《隋志》中《杂传类》小序是一篇杂传史论，考论杂传的由来，杂传的特点，杂传的演变，杂传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写这篇类序的史臣不仅是位史家，也是位史学理论家，思致既缜密，学问更渊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古代校雠学之大成，其中类序更能后起转精。试将《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中集部的类序通读，就能发现三者在风格上的异同，也可见出校雠学学术的进展。《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总序和《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都只是叙文学在上古的起源、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历代文学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则考辨了文集始于何时，别集起于何代，总集滥觞于何人，显示了乾嘉学者的博雅。如总序一开头便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这几句是此篇总序的总纲，也是对集部出现次第的明断。序文后面再以充实的史料佐证自己的论述。只有对浩如烟海的文集非常熟悉，才能如此从容地娓娓道来。
四
优秀的类序须有宏阔的眼界、独到的见识和渊博的学问，更离不开公允的态度和客观的立场，也就是说类序要兼具“学心”与“公心”。余嘉锡先生曾比较过私人著述与目录之书的差异：“私人著述成一家之言，可以谨守家法，若目录之书，则必博采众长，善观其通；犹之自作诗文，不妨摹拟一家，而操持一家之选政，贵其兼收并蓄也。”[2]54个人的学术著述可以有“偏激的深刻”，可以流露个人的个性偏好，可以阐述一己的新颖之见，类序则要求尽可能不偏不倚的公正，要求尽量收起个人的学术偏好和情感好恶，所以古代类序更近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价值中立和态度客观。
《汉书·艺文志》的类序是“公心”的楷模，论各家各派能破除门户之见，阐述古今学术能泯灭畛域之私，虚其心而察之，平其情而出之，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每下一断语都能体现是非之公。读一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各小序，对汉志类序的至公之心就会有极强的感受。如《汉志》儒家类小序一方面说儒家在诸子中“于道为最高”，一方面又指出“辟儒之患”：“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 [7] 1728《汉志》道家类小序既指出其所长——“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也指出其所短——“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7]1732《汉志》阴阳家类小序同样论及阴阳家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7]1734不管议人还是论学，《汉志》类序都无偏颇之失，更从不逞一己之私。将《汉志》类序与曾巩的叙录作一对比，二者的高下便一目了然。古文家曾巩善于作文，而且笔端常带感情，他在校雠的类序中常常摇曳咏叹，时不时来一句“呜呼”，类序中强烈的个人感情完全是滥情，不仅不能动人反而十分烦人。
清代四库馆臣无一不是考据名家，在汉宋之争中自然左袒汉学，可《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中，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学术上须“兼包汉宋”，态度上要“务取持平”，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结语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以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5]1《四库全书总目》各部书籍的叙录，不时流露出较强的学术倾向和情感偏私，对宋儒多有攻击诋毁之论，但类序中则表现得相当客观公允，的确能祛“私心”而求“公理”。可见类序作为文体的学术品格，与单本书的叙录大不相同。再看看《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小序的结尾部分：
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5]119
声明《诗》类中采录书籍虽以汉学著作为多，但并非出于个人的“私心”，是《诗经》离不开“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的缘故，也就是说，是此类学术的特殊需要，不是个人好恶的偏爱。强调态度上破除“全信全疑”的“偏见”，保持“务协其平”的公心。
经学中有汉宋之争，还有古文今文之辩。《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在汉宋之争中保持中立，在今古文之争中也“消融门户”，如《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小序说：“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5]263尽管乾嘉学者在今古文之争中有较强的倾向性，但这篇类序写得理性、平实而又公允，像这样平正通达之言只能出之于公心。
《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充分体现了学心和公心的双重品格，既是古人公认的学术典范，也为今天的学术树立了标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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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72.
[10]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85-28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类序研究”（编号：11A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戴建业, 龙珍华. “学心”与“公心”——论目录类序的学术品格[J]. 图书情报知识, 2016(2):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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