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古代的藏书史，会发现这里面蕴藏着无限有趣的藏书文化，所谓文化实际上就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一些礼仪、习俗和习惯。第一就是藏书楼和藏书章。古些时候藏书比较少，藏书楼就无从谈起，慢慢积攒到一定数量以后，在北齐就出现了藏书楼，到了明清，藏书家数量众多，且藏书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在江南一带就曾经出现书楼林立的壮观场面。
关于藏书楼如何选址，结构是什么样，要盖多大的规模，藏书家都有讲究，其中特别带有文化意味的就是藏书楼号的命取。藏书楼的名称能够反映出这个藏书家的藏书志向、兴趣和爱好。有些藏书家称呼他的藏书楼为“尊经阁”或“读书堂”，反映出他爱读书，或崇敬经典这样的志向。有些藏书家给藏书楼起名字则比较喜欢“夸奇斗富”，就是炫耀藏书特别厉害，如有人叫他的藏书楼“万卷堂”，还有“十万卷堂”，甚至有人就叫“五十万卷堂”。还有一些书楼的名字是用来表示他藏书的精良的。如黄丕烈的藏书楼号叫“百宋一廛”，意思是一百部宋版书藏到一个屋子里，实际上他曾经收藏过两百多部宋版书，“百宋一廛”是一个书号。有一个和黄丕烈同时代的藏书家叫吴骞，他的藏书楼号叫“千元十驾”，典故出自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表示一种锲而不舍、赶超的心情。黄丕烈看了这个“千元十驾”以后也很高兴，他写了一首诗说“千元百宋竞相夸，引得吴人道是娃”。
藏书家藏书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藏书章，每一个藏书家都有几方藏书章，甚至有些人有一两百个藏书章。藏书章最早的作用是为了表示对这个图书的所有权，但后来随着藏书文化的发展，藏书章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经常用来表达藏书人的一种心态和志向，甚至宣泄一些情绪，所以藏书章就越来越多，而且内容越来越丰富。清朝后期有个藏书家叫杨继振，喜欢在他的藏书上盖满藏书章，所以他的藏书是“钤朱累累”。少量的藏书印可以达到一种美的效果，但如果你盖得很多就会影响对书的内容的阅读，所以叶德辉就批评杨继振这种“钤朱累累”的做法，认为这是“美人黥面”、“佛头着粪”，煞风景的事情。叶德辉主张藏书章要“去闲文”，“寻隙处”。
藏书章的印文也是反映藏书家思想和文化意蕴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印文的内容分为：以姓名字号来入印，这是最简单的。以印主的里爵来入印。还有一种办法是比较有学术价值的，以鉴赏的标志来入印，如明末清初藏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他把书鉴定为宋版书以后，会盖上“宋本”二字，元版书他会盖上“元本”二字，这就给后人鉴别版本提供了一种依据。比较多的一种形式是以箴言警句来入印，表达自己的一种志向和爱好。如毛晋有一个印叫“开卷一乐”，表示他读书的心情；清代藏书家席鉴有一个印叫“学然后知不足”；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印文说“难不忘携，贫不忘买，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此心曲”等。还有的是对子孙后代很严厉的教训，如清代藏书家王昶有一章印，印文说“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措辞非常严厉。
古代藏书家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形成一些藏书的习俗，有些我们现在看来很古怪离奇，但反映了他们爱书惜书这种深厚的感情。这类习俗嗜好里，首先就是绘画。古人得到一部稀见的书，经常要绘画，好多藏书家有这个习惯，如毛晋和黄丕烈。第二就是征诗，得了好书以后招朋唤友，大家聚在一起作诗唱和，来吟诵这本书，或得书过程的艰辛、离奇。黄丕烈就有唱和诗，在他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里有二十多首藏书的诗，记载他得书的艰辛。其实藏书征诗的这个习俗在宋朝就有了，南宋诗人陆游，就有不少藏书和读书的诗。第三个习惯就是有赛书会，温汝遂在《剑光楼笔记》就记载了清朝时候广州的一个赛书会。总的来说，古代私人藏书的藏书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爱书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很多藏书家自称为“书痴”，如陆游，还有黄丕烈自称“书魔”，孙从添自称“老蠹鱼”，这都反映了藏书家用情于书、执着专注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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