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经，织也。”经字本义是丝织物的纵线,跟纬线相对,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从先秦开始，经字延伸出了很多社会性的含义.比如《尔雅》里说：基，经也。基，墙下土也。又诂为始做事，谋始必经纶也。这样经就有了初始的含义。
又说：典，经也。这里的经已经有前代留下的典籍文献的意思了。
即《尚书多士》所谓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经”因此又有常言、常法、常理之义。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叔向日：礼，王之大经也。服虔注释的时候就说：经，常也，常所当行也。
因此，先秦的经就是指那些初始的包含常理，即论述天地万物的、经久不变的先代文献，也就是古人说的“圣哲彝训”
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经多指孔子修订编制的六艺之书：《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些书，其实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传承多年。人们称这些文献为“经书”，并有“六经”之说。
如《庄子·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但先秦时期却没有出现“经学”一词，经学的概念的出现在汉代。如《汉书.儒林传》：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汉书.宣帝纪》：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
当然这里的经学，是指称以儒家经典为诵习和传承对象的学问，或解经之学。并不是咱们现在理解的学术概念，也没有后来的神圣性。
站在近代科学的立场上看，学术的本质应该是批判性思维，强调对传统认识的批判与质疑。
但是古代的经学不是这样的，他是官方的意思形态，是权威的，神圣的，是不可批判的。
经学不是一般的学问，但是在先秦经学还没有获得权威的，神圣的，是不可批判的属性。
六经的权威性，神圣性，不可批判性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步形成的，并且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这就是今天我为啥说经学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的原因。
首先，在先秦时代，六经是诸子百家的通学，而不是儒家独自的垄断的。
《庄子天下》里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这段话明确指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六经，并对六经的精神内涵做出了深刻的见解。
这样精辟的总结，如果没有对六经深入的研究，是做不到的。
此外，《庄子》里还有不少征引。举个例子，比如《齐物论》里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子学派对儒家没少批评，还编了盗跖等段子讽刺孔子，但是对六经还是做了正面的引用，将其看成先王之志。
法家学者对六经征引也不少，如《管子.法禁》篇称：“纣有臣亿万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与《尚书泰誓》相同。
此外《管子》的不少内容与《左传》相同。
《韩非子.有度》：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这里的先王之法其实出自《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这段是箕子向武王讲的治国大法的第五条，建用皇极。
法家在具体主张上与儒家比较对立，然而儒家推崇的六经，法家没用任何排斥，而是征引运用，用作自己学说的依据，这就是引经据典。
至于墨家就别说了。《墨子》中，光《尚书》就引用了40多节，远胜于儒家的《论语》、《孟子》和《荀子》。而且墨家引用的尚书，不少不见于今传的尚书。
关于这点，章太炎先生有过论断，说墨家所依据的《尚书》，不是孔子整理的，而是更加质朴的典籍，或者说墨家有他们自己的六经选本。
由此可见，六经在先秦是公共知识。或者说是有普世价值的典籍文献，是百家争鸣的基础，是诸子思想的源头，而不是哪一家所独有的。
其次，先秦时代的六经虽然是圣哲彝训，具有权威性和普适性。但是这种属性只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而不是与政治权威结合，因此也没有不可置疑的神圣性。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
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
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
这段是韩非子的《奸劫弑臣》，主要说明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韩非子引用春秋里面的史实，这是把春秋当成史料的表现。
其实不仅是法家，就是自觉传承六经的儒家内部，人们也可以质疑六经。比如，《尚书武成》里说：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对于这段描述，孟子就提出质疑。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当然孟子怀疑的不怎么靠谱，但是这种态度，没有任何盲从和迷信。正是不囿于古典文献或圣人权威的思想束缚，才可能在孔子之后，儒家出现了孟子、荀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
最后，先秦时代的“经”名，非“六经”之专称。在先秦凡是阐述常法、常理的书都可以称经。
比如，李悝著《法经》，地理志书有《山海经》，《墨子》中，有《经说》篇，《韩非子》中，有《八经》篇。
在《庄子.天运》里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而先王之陈迹，不是仅是孔子整理的六经，先王陈迹是非常丰富的。比如《逸周书》，一些书籍里的逸诗。
但这种情况到了汉武帝时代发生了变化。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经开始从经书到经学演变。
一是由民间学术演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即与皇权政治结合。
二是由诸子百家都能征引的普世之学，变成儒家独断之学。
三是由初始典籍变为皇权钦定之权威典籍，经义解释、治学方法的固定化及其严格的非批判性。
当完成这方面时，经学的神圣地位就已经确立，而与先秦截然不同。这就是经学为啥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的原因。
当然，讲经学，先秦是必须要提到的背景，没有先秦的儒家，经学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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