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是一家拥有文物修复资质的专业修复机构，自2008年挂牌成立的十年来，取得了很多成果，获得业内高度赞誉，2016年获批全国唯一一家民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今年5月，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研讨会上，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负责人彭德泉。彭先生年逾古稀，看上去却清瘦干练，一辈子与书打交道的他，对于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籍文献有着老一辈人特别的“忠肝义胆”，十年来，他以“抢救古籍”为己任，感染并带领着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全体员工摸爬滚打，对修复事业更有着独到见解。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与彭先生沟通过采访主题后，他便多次愧疚地说：“访谈之前我要先请你原谅，过程中我可能会有些情绪化。因为是过来人，难免会勾起很多回忆。”开始记者并未在意，直到访谈过程被彭先生的数度哽咽打断，才真正明白，在这一路追梦的过程中，彭先生有着多少心酸、焦灼，又有着多少感恩与欣慰。
——记者手记
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
跨体制，实现社会力量的“异军突起”
这一支有信念、能吃苦、能攻坚的优秀团队，是难以撼动的坚实力量。
十几年来，从广汉基地、成都中心，到龙泉驿分中心，“中心”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背后的一支优秀的团队。“想起我们的员工，我就很感动。”回忆起这一路上与员工们经历的点点滴滴，彭德泉数度哽咽。
“从2005年广汉基地一直跟我走过来的老人，现在就还剩下一个。”她就是潘艳。“当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只能发300元工资，甚至有两个月一分钱都发不出来，我自己很不好意思，但潘艳说，没关系，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就继续干下去吧。”想到这句话，彭德泉就感觉自己充满力量。
“中心”字画修复室有一位班长，叫施英涛。他在来“中心”之前换过好几个工作，他是独子，家里经济也比较殷实，一开始工作时还有些浮躁，差点被辞退。后来家里出了些事故，彭德泉听说后，不仅留下他，还鼓励他，送他出去学习。也就因为这件事，让施英涛感受到“中心”的温暖，从此踏实留在了“中心”。“有一天，他父亲带他来找我，想让施英涛回去继承家业，并提出如果他喜欢，可以在继承家业的同时继续做修复。但施英涛当时就说，家里产业虽然很好，但是他喜欢古籍修复，收入现在虽少，将来会好起来的。”彭德泉说，“中心”员工的工资现在并不算高，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亲情般的温暖和对文化的情怀，让大家都选择留了下来。
“中心”还有一位特殊的修复师，她是聋哑人陈亚。陈亚与姐姐是一对双胞胎，都是聋哑人。姐姐考取大学后，为了减轻父母负担，陈亚中专毕业就提前就业了。“当时找了好几份工作，但不是被歧视就是被边缘化，后来通过熟人介绍到‘中心’，我就给了她一个月时间历练，结果她很在乎这份职业、很敬业，虽然在学习、交流过程中，都是使用文字，但做得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最后也留了下来。”
看到这些员工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彭德泉更有了发展的动力。他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有自己的场地、员工平均收入能达到6000元以上、规模不断扩大。并且计划建成一家修复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修复的历史和技艺。”
如今，“中心”已培养出一批有情怀、敢担当、善管理、懂业务的优秀人才进入管理层，在这些年轻人的带领下，相信“中心”一定会焕发出勃勃生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修书是一个不可重来的过程，动手能力和对古籍的敬畏心是修复师最基本的素质。
作为一家民营修复机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尤其注重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我们每位员工人手一册‘应知应会手册’，里面涵盖了‘中心’的企业文化、理念、愿景，还有明确的国家修复标准、破损定级标准等，是员工平常工作必须遵照的。”因此，对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来说，员工要入职，不管文凭多高，都要先经过九个月的培训。
“中心”考核员工的一个标准就是“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来”。“现在很多青年比较浮躁，如果耐不住寂寞，就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毕竟心里静不静，一定会在手上表现出来，但这个工作不允许重来，所以静心很重要。”彭德泉告诉记者，“中心”还有一个口号，就是“抢救修复古籍，缝补文明伤痕”，要求员工对先贤留下来的文物要怀有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保护工作。
与静得下心来、动手能力和有敬畏之心相比，“中心”选拔员工对于学历的要求要相对宽容很多。彭德泉介绍说，“中心”有研究生，也有学历很低的家庭妇女，甚至还有残疾人，他们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每年给我们很多参加培训的机会，我也非常愿意让每一位员工多学习，把他们培养成古籍、碑帖、字画全能的修复人才。”彭德泉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独立工作，即使以后离开了“中心”，也依然是一个修复人才。“我们有两个女青年，因为要结婚离开了‘中心’，后来就去自己家乡办了文房四宝专业店，仍然做字画修复，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对于具体的修复过程，彭德泉也进行了简单介绍，并特别强调了修复档案的规范性。“拿到要修复的文献，要先拍照保存原貌，同时进行有关破损的文字和检测数据记录；在清洗、揭裱、配纸、染纸、修裱、补洞等一系列的修复过程中，也要随时做好图像和文字记录；最后还要做结项报告，最长的能达到100多页。对于同一个修复项目中的不同作品也要一一检测，整理单独的修复方案和修复记录。”正是这样规范标准的操作，让“中心”在业界积累了超高口碑。
修书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在博物馆系统，纸质文献也叫文物，改变了原貌，就是破坏文物的行为；对于图书馆系统古籍修复来说，也有一种破坏性修复的说法，这都是不允许的。“过程的不可重复，是对我们修复技艺的考验，这就对修复师的心态和动手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古籍保护面临难得发展机遇，期待引入问责和激励机制。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十年以来，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文物的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古籍保护与修复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国家每年都花费巨资用于文物、古籍的保护，这些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经费是不是都用在了刀刃上，我觉得需要引入问责机制。比如国家每年用于古籍保护修复方面的经费有多少，最后抢救回来多少古籍，每年度做一个统计和总结，甚至可以有一个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用有限的资源做好古籍保护这个大事业。”彭德泉建议说。
作为一家民营修复机构，彭德泉还尤其希望国家能打破体制限制，对于贡献大的单位，不管体制内外，都给予同样的奖励和支持。他说：“我们需要抢救的文物实在太多了，社会力量本身就是一支异军突起的生力军，非常希望能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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