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古书是对传统文化一种最高规格的礼敬。
作为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真好：收藏古书是对传统文化一种最高规格的礼敬。
在中国历史上，私人藏书对文化的传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私人藏书则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温度计”。
明代常熟有个著名的藏书家赵琦美，他的藏书处堂号“脉望馆”，该建筑至今还在。馆藏有珍贵的《铁网珊瑚》残稿，到清朝雍正年间，由年羹尧刊刻。
黄丕烈是清朝中期一流藏书家，虽然他不是当时一流大学者，但他所写的跋，现在被定为一级文物。为了储藏宋版书籍，黄丕烈曾专门辟出一屋，取名“百宋一廛”，至今还在苏州。
“别下斋”是清中晚期江南著名藏书楼，当年都由名家校雠，尤其属《别下斋丛书》最为精善，著称于世。而《周易集传》就是其丛书第一种，太平天国时险些被焚毁。
另一位清代藏书家是常熟的沈汝瑾，与同乡帝师翁同龢是书友。他的藏书楼叫“笛在明月楼”，所藏之书都有他本人的题跋与校记，亦精通校勘，这方面美国有专门的研究论文。
大学问家于省吾也藏书，主要是文字学方面，最有名的当属《说文解字义证》，为文物性善本。此书为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桂馥积四十年所撰，桂馥与王筠、朱骏声和段玉裁并称为清朝“说文四大家”。
民国往前，北方藏书家注重大部头白棉纸，南方藏书家注重稿抄校本。而清乾隆的《大戴礼记》，就是有着特殊价值的抄本，为清代朴学家经典之一。
傅增湘、陈澄中和周叔弢都是中国近代藏书界巨擘，在社会上有巨大影响力。傅增湘晚年批校了上万卷古籍，当属民国之最。还值得一提的是，傅老先生把自己的书都捐出来，善本都在国家图书馆里，成为共享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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