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 Igler, das dich ein Igel küs（慎防刺猬一吻）”
标题 | 西方藏书票的发展及其对出版业的启示
作者 | 杜恩龙 葛琦
摘要 藏书票发源于欧洲，至今已发展成为了兼具实用功能、文化涵义、艺术欣赏特质和收藏价值的图书周边产品。藏书票的艺术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学艺术思潮息息相关，其发展变革则受到印刷技术和西方出版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同时藏书票的发展也给出版业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它不仅能够成为独具魅力的出版选题，更能够带动纸质书籍的出版和销售。
在中国，文人有刻章用印的传统，不仅诗画文章上要印上自己的章，藏书上也要印上藏书章。而藏书票正相当于“西方的藏书章”，具有藏书章的功能，艺术表现形式则更为丰富和自由。因与书籍有着紧密的联系，藏书票成为了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藏书票在西方社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藏书票不断演变，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和艺术魅力，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本文溯流求源，探析西方藏书票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并探寻其与出版业的结合，为之提出建议。
一、第一枚藏书票
藏书票（Bookplate）来自欧洲，但具体始于何时，尚无证可考。对于第一枚藏书票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第一枚藏书票是“刺猬之吻”藏书票，这张藏书票票面是一张木刻画，画中有一只嘴衔一枝野花、脚踩花草落叶的刺猬，画面上方有一条缎带，上面用德文写着“慎防刺猬一吻”。还有人认为第一枚藏书票是“天使盾牌”藏书票，也是一张木刻拓印而成的画片，画片中有一个小天使，双手扶着古代罗马作战时期的盾牌，盾牌上画着一只怪兽。这张画片贴在一本据称是1480年德国勃兰登堡兄弟赠给布克斯海姆一座卡尔特修道院的图书的扉页上，勃兰登堡家族赠书时，专门印制了这张藏书票。对比发现，两张有最早之争的藏书票其实年代相近，且都来自德国，所以基本可以认定藏书票在15世纪中后期发源于德国。因“天使”在艺术上比“刺猬”成熟，因此，“天使盾牌”藏书票被更多人承认为目前已知的第一张藏书票。[1]
这“第一张藏书票”奠定了后世藏书票的基本形态，其尺寸、表现形式、票面元素等一直沿袭至今。藏书票的尺寸不大，通常是边长5-10厘米的版画作品，也有一些藏书票由艺术家手绘而成。票面上印有拉丁文“EX-LIBRIS”及票主的姓名，意为“某某人藏书”，具有标志图书所有者的功能；一些藏书票上也会标有藏书年份，这对出版、历史等方面的科考也具有一定的指示性意义。而票面上的图画则是藏书票的主体，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二、藏书票的发展流行及其原因
藏书票是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涵义的结合，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特征，其产生与发展始终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思潮和艺术流行趋势的极大影响，其流行和大众化更是直接得益于印刷技术和出版业的发展。
藏书票产生于15世纪中后期并非偶然，当时，一项对欧洲出版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重要且深远影响的发明—谷登堡铅活字印刷术刚刚问世。虽然当时印刷术并不成熟和普及，但其应用仍然带动了欧洲出版业的发展，为欧洲社会带来了更为高产的印刷书籍。书籍的发展催生了藏书票的产生，为藏书票提供了依附和载体。但是，书籍在当时仍非等闲之物，只有贵族和修道院才收藏得起，藏书票也仅仅是上流社会的专利。所以，藏书票上通常会印有贵族的家族纹章、骑士盾牌、王冠等象征特别身份及权势的元素，彰显着票主显赫的身份、高贵的血统、受人尊崇的阶级地位和令人艳羡的权势财富。
早期藏书票的票面题材则受到了社会文化思潮的极大影响。当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在欧洲社会仍有着较深的根基，加之文艺复兴运动的“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神话故事成为了藏书票的主要主题之一，许多藏书票上都有天使、众神、神话故事场景等元素，例如弗洛伊德的私人藏书票票面就是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对视的图案。此外，“雅克宾式”或“齐彭代尔式”纷繁复杂的花饰、绸带等装饰也在早期的藏书票中高频、大量地应用。这类以纹章、盾牌、神话故事为主题的，花纹绸带等细小元素繁多，构图复杂，内容丰富敦厚，富有贵气的藏书票，可以称作纹章式藏书票。这种主题倾向和审美偏好在“第一枚藏书票”上就已经显现出来，那张“天使盾牌”的藏书票被台湾藏书票研究家吴兴文称为“纹章式藏书票的鼻祖”[2]。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西方出版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书籍逐渐平民化、普及化，为藏书票出版提供了基础，于是藏书票的流通范围和式样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后，西方各国纷纷应用和改革，印刷技术得到快速的革新，加之工业革命的推动，19世纪30年代，印刷术进入了大众化时代。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从根本上推动了西方出版业的变革，书籍的出版效率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传播范围大规模扩大，书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欧洲的出版业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大众化产业。这为书籍和藏书票实现大众化提供了技术和物质基础。批量出版的机印书籍的价值自然无法与二三百年前限量的手抄图书相比，其价格大大降低，使得书籍的传播范围得以拓广—普通读书人也能买得起书，书籍不再是贵族和修道院的专享，它打破了宗教的垄断和权势阶级的限制，走向了普通大众。这为藏书票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藏书票也随之突破了阶级的藩篱，贴在了普通人的藏书上。由此，不仅贵族，学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生、政府官员等等，各类人群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藏书票。到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拥有自己动手或请人设计制作的藏书票，闻名世界的文学家莫泊桑、雨果、福楼拜等都是藏书票的痴迷者。
藏书票身上映射着社会的发展轨迹。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出版业的成长壮大，藏书票的流通自由度越来越高，也因此逐渐具有了商品属性，参与买卖或交换，拥有了自己的市场和受众。市场化为藏书票带来了更强的生命力，也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持续的文化思潮，冲破了封建神学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唤醒了人们的人文主义精神，人们开始追求人性解放。在这样宽容而自由的思想文化环境下，纹章式藏书票失宠，许多人放弃继续使用家族传统的纹章式藏书票，而尽情地设计属于自己的款式。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就曾剔除了藏书票上的家族雄狮纹章和复杂的花纹、绸带装饰，仅保留了票主的纹章和票主名，配以其他的图案，形成了自己简洁朴实的私人藏书票；美国的钢铁大亨弗雷尔也弃用了沿用几十年的家族纹章式藏书票。藏书票变得个性鲜明，灵活多变，式样和主题也逐渐多样化。形状上，除了传统的方形，还出现了圆形、三角形等形状的藏书票。票面题材不再局限，动植物、卡通形象、名人头像、自画像、风景名胜等各种各样的元素应用在了票面设计上。藏书票的画面体裁也丰富起来，最常见的是版画类藏书票，分为凸、凹、平、漏四种，板材分为木板、铜板、石板、铅版等；还有画家手绘的藏书票。
19世纪末期，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影响下，欧洲逐渐盛行起纹章复兴主义和拉斐尔前派，反对机械论和风格主义，出版业的机械化进一步加深了文艺界反抗机械化的倾向。艺术家威廉·莫里斯等人发起了艺术工艺运动，一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品位，提出“美与技术结合”的原则，掀起了手工装帧书籍的复兴，著名的手工书籍装帧公司桑格斯基-萨克利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精美的手工装帧书籍被看作一种艺术形式，成为了出版业的新宠，也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对书籍的审美意趣。藏书票作为书籍的周边产品自然承袭了出版业界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的变迁，逐渐走向了新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和新艺术风格，从写实派、印象派到象征主义，藏书票艺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3]由此，藏书票不再仅仅是贵族地位的标识，也成为了大众贴在书上的精美装饰和“个性标签”。
随着发展，藏书票还分化出了一些有趣的类别。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画家洛克威尔·肯特设计的夫妻共用藏书票兴起，[4]这类藏书票一般是恩爱的夫妻聘请画师设计印制的；还有女性专用的藏书票，英国艺术家查尔斯·威廉是设计过女用藏书票最多的艺术家，LADIES’ BOOK-PLATES一书中收录了许多17、18世纪的女性藏书票；还有以时事为题材创作的藏书票，埃舍尔设计的《我们会出来的》藏书票是其中的著名代表，这张藏书票创作于二战之后，画面是一个人正从一口井中爬出来。
大规模的流行为藏书票带来了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藏书票的黄金时代。但是，在艺术家精心设计、出版家大力出版、图书馆和书店参与发行，精品藏书票频出的背后，由于金钱投入差异大、设计水平不均衡等因素，这一时期藏书票的整体品质良莠不齐，无法与早期上流社会所用的名家设计、精心制作、用料考究、限版限量的精品藏书票相比。
三、藏书票功能的丰富和转变
藏书票在出现之时，主要功能是标记、署名书籍所有者，这也是它最本质的功能。但在早期，由于使用范围的局限性、使用人群的小众化，藏书票还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即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彰显票主的身份地位，是贴在贵族书上“高贵的标志”。从另一方面看，贵族在藏书上署名，并贴上印有家徽的藏书票，足以见得其对书籍的珍视，是其文化意识的展现。
随着藏书票的普及和使用人群的异质化，藏书票的身份象征意义大大削弱，其纪念性却保留了下来。如许多票主会把家族的纹章作为票面图案，而不局限于贵族阶级，因为带有家族纹章的藏书票具有纪念和传承的意义，带着票主的情感寄托；许多票主也会选择将个人的显著标识作为票面图案，这也是一种情感的延伸，用以展现自己与心爱的藏书的所属关系。美国诗人、藏书家尤金·菲尔德曾说过：“书票凝聚了主人对它的所有爱，是一种象征。”[5]有的票主也会把旅行中所见的风景、最喜欢的电影场景、和家人朋友的合照、偶像的肖像等作为票面图案，例如：德国著名汉学家Grube Wilheim曾将游历中国时所见的石牌坊印在自己的藏书票上；而画家帕维尔曾设计制作过印有玛丽莲·梦露肖像的藏书票，这些图案对票主而言都有着独特的纪念意义和情感内涵。
而上文提到的夫妇藏书票则不仅具有特定的纪念意义，还蕴含着美好寓意，会在新婚典礼、结婚周年纪念以及情人节等重大节日或重要场合作为双方互赠的“定情信物”来使用，承载着夫妻对爱情长久的期许。一些图书馆、书店也会设计制作具有自身代表性的藏书票，赠送或出售给图书捐赠者或顾客，留作纪念。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曾发行过一枚著名的圆形藏书票，票面包含了创建年份、环形设计的馆名以及一只代表美国吉祥物的鹰，鹰爪抓着一本书，展现着国会图书馆的文化形象，也传达着美国人民好学上进的精神寓意。由此可以看出，藏书票中包含的寓意性和文化涵义越来越凸显，每一张藏书票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传达着历史、感情、信仰、文化传统、习俗习惯等多方面的信息。例如埃舍尔的藏书票《我们会出来的》，通过小小的图案暗示了二战带来的黑暗和伤害，又同时传递出了希望和向上的积极力量。此外，藏书票虽然不一定能彰显身份，却能展示个性。藏书票的质地、制作者、票面设计、审美情趣等都寓示着票主的文化修养、艺术鉴赏水平、爱好、财富、身份地位甚至“朋友圈”。有些藏书票上还会直接印上票主的座右铭或箴言警句以明志，例如在1937年出版的“THE ANOINTED”藏书票上，有一位身着锦衣、专心阅读的青年，而锦衣的绸带上印有“Wisdom. Excels Wealth”的字样，意为“智慧胜过财富”，直观地展现了票主的修养和态度。[6]
而目前，更为显性和突出的是藏书票的收藏功能。藏书票是一种微形艺术，被誉为“纸上宝石”、“版画珍珠”、“书中蝴蝶”，尺幅虽小，却有着很强的艺术表现张力；且与图书的结合带来了更多的韵味和雅趣，增添了藏书票的文化艺术魅力，使之成为了收藏者竞相追捧的收藏品。而且，当一件物品普遍易得，人们就免不了要对比其品质。对于藏书票也是如此，有更高文学艺术品鉴水平的收藏大师和拥有更多财富的富豪收藏者对藏书票的品质和价值有着更高的追求。这种需求让更多的艺术家参与到藏书票的设计中来，提升了这些藏书票的艺术和价值含量。西方的许多艺术大师都设计、制作过藏书票，如毕加索、埃舍尔、高更、马奈、马蒂斯、柯柯施卡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丢勒也曾为德国的藏书楼设计过20款藏书票。[7]据称，一张名家制作的早期藏书票，售价通常可达数千甚至上万美元。[8]
四、藏书票发展对出版业的启示
（一）推出藏书票出版及定制业务
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藏书票在西方社会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对藏书票的日常需求量很高。因而，在印刷技术和出版业发展的支持下，藏书票实现了批量印刷，出现了印制藏书票。为了使藏书票能在不同受众中通用，这类藏书票上不标明票主名，需要票主购买后自行填写，所以这类藏书票又被称为“通用藏书票”。自然，大印量的藏书票艺术和价值含量大大降低，同时由于藏书票不是专用，票面图案也并非为票主量身定做，其纪念性、寓意性等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损。但通用藏书票带活了藏书票出版业务，使出版社可以较大规模地印制通用藏书票而免受票主姓名、爱好等个性需求的限制，批量印制的藏书票成本较低，却可以满足广大受众的需要。
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电子版藏书票应运而生，即电脑制版的藏书票。但这类藏书票也不能无止境发行，须限制每一版藏书票的印量，而且需要用国际通用符号注明其电脑版“身份”。电脑制版的藏书票价值含量和价格则要更低，但其有效地帮助藏书票进一步扩充了使用人群，为藏书票走入寻常人的日常生活，也为藏书票出版成为大众出版业务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电子版藏书票设计印制更为便捷，进一步降低了出版社出版藏书票的门槛，是出版社不错的业务选择。
另一方面，出版社还可以开展藏书票的定制出版业务。随着藏书票的流行和人们对藏书票的个性化需求，西方一些组织或公司开展了藏书票售卖服务。如美国的Bookplate Ink，依托网站平台，展示公司的藏书票设计作品，有近期的也有早期的，明码标价，并提供个性化印制选项，顾客可以添加自己的名字及选择颜色、印量等；同时提供藏书票定制印刷服务，需要顾客向平台提供设计好的票面。出版社也可以借鉴这种商业运营模式，利用自身印刷、出版的便利性，开展藏书票定制出版业务以获利。
（二）以藏书票为主题出版书籍
在通用藏书票大量出现攻陷藏书票市场的时候，那些名家设计制作、艺术水准高、印制量极低的或是年代久远、名家收藏的藏书票显得愈发地珍贵。许多艺术爱好者倾慕藏书票珍品，有些投资者则看中了精品藏书票的投资价值，还有学者被藏书票身上蕴含的文学、艺术、历史学等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吸引。于是，藏书票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粉丝群体。对市场有敏锐嗅觉的编辑和出版商应该已经发现了这其中的线索和商机—以藏书票为主题或许可以开发出具有市场潜力的图书选题。例如：历经五六个世纪，藏书票的发展历史和背后的奇闻轶事十分耐人寻味，不仅对藏书票爱好者具有不小的吸引力，对文化学者来说也颇具阅读乐趣，出版商可以此为选题，策划出版相关的文集；也可以出版以名家藏书票或珍品藏书票为主题的收藏鉴赏类图书，能够迎合不少藏书票爱好者和艺术学者的阅读需求；此外，与藏书票相关的学术研究性书籍或许也能够迎合学者的研究阅读需求。诸如此类，以藏书票为主要内容，可以开发各个角度和方向的选题。早在1895年，伦敦的George Bell就出版了以女性藏书票为主题的图书LADIES’BOOK-PLATES。出版商和编辑可以以此为借鉴，或从藏书票的发展历程中寻找灵感，创新切入点和表现形式，巧妙策划选题出版相关书籍，以藏书票为题材的书籍或许能够打开市场。
同时，出版商也应该关注到，在藏书票爱好者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藏书票相关的组织和协会。例如American Society of Bookplate Collectors & Designer，协会成员之间往往有活跃的互动，相互交流分享收藏故事、鉴赏经验以及研究心得等，并开展藏书票交换活动。出版商可以积极寻求与这些协会的合作，为其策划与藏书票收藏相关的图书选题，并出版类似于读者俱乐部版的图书，在其成员之间发行。1953年，藏书票收藏的国际会议召开，此后，藏书票收藏家国际会议每隔一两年非正式举办一次，并举办国际藏书票展；1966年7月28日，欧洲的藏书票爱好者成立了“国际藏书票协会联盟”（简称FISAE），现已有30多个国家加入，协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双年会，同时举办国际藏书票双年展。这些国际会议和藏书票展也可以成为图书的选题素材，出版商可以将历届会议的内容或参展的藏书票整理成集出版，销售给藏书票爱好者和相关研究学者。
（三）出版作为文创用品的藏书票
逐渐地，藏书票的收藏热潮带来了一种偏离倾向，人们给予藏书票艺术形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渐渐忽视了其原本的功能属性和文化内涵。这种情况对出版业而言是一种警示，出版业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起藏书票—将藏书票与书籍紧密结合，出版作为文创用品的藏书票，并利用藏书票推动图书的销售和出版，是出版商更为重要也更“有利可图”的业务。
事实上，藏书票从出现之时起，就与书籍建立了依附关系。离开了书籍，藏书票就只是一张小型的版画作品，不再具备其文化属性，也丧失了其作为藏书票的价值。而贴在书籍上的藏书票，尤其是内容高雅的书籍，藏书票也会跟着更具雅趣。同时，因为贴上了藏书票，书籍的价值也得到了“升华”，背后的故事好像留存了下来，凝聚在了这一方小小的书票上，这本书与其他的副本不再相同，具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特征；有了精美的藏书票的加持，书籍的艺术表现力也得到了拓展，书籍装帧显得更为美观。贴上藏书票，成为了机器印刷时代使书籍变得与众不同的最文艺的方式之一。可见，藏书票和书籍存在着互相增值的关系，两者搭配能够达到1+1>2的效果。
出版人应从中获得启示，藏书票出版和书籍出版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和推动的可能性。一方面，当今书籍的普及为藏书票出版提供了生存的沃土。由于书籍的普遍拥有化，藏书票的使用是不受门槛限制的，那么它就可以像日常的纪念品一样，被赋予某种纪念意义，借势走进人们的生活。出版商和编辑不妨借鉴早前藏书票出版的经验，配合以宣传，打造纪念性的藏书票。例如，模仿洛克威尔·肯特，出版夫妻藏书票，作为情侣、夫妻之间的定情物，文雅内敛又个性浪漫；借畅销图书或是知名作者之势，“蹭热度”出版相关的图书藏书票或作者藏书票，如《哈利·波特》系列藏书票，以书籍或作者的粉丝为主要受众，既能带动藏书票的销售，也对书籍的销售起到宣传和带动作用；出版团队藏书票，如图书馆、读书协会、诗社或者班级等组织都可以为成员订制区别于其他团队的藏书票；出版景点藏书票，以各个景点名胜为票面图案，搭配旅行指南，作为游客的旅行纪念，像明信片一样，在旅游业兴盛的今天可能会拥有广阔的前景……
另一方面，藏书票的出版也会带动书籍的出版。藏书票可以作为书籍的一部分，与相关的书籍一同出售，甚至可以作为书籍的赠品，随书籍附赠给读者。这些藏书票往往为通用藏书票，成本不高，却能有效地增强图书的吸引力。目前，在国内有出版商推出了“随书赠票”的活动，即把藏书票作为图书的附页，赠送给读者。例如，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集》随书赠送了三枚藏书票，《中国藏书通史》、《中国藏书楼》、《今朝风日好》等书也在扉页粘贴了赠送给读者的藏书票，深受读者的喜爱。这是一次基于商业因素进行的文化尝试，不仅对藏书票在国内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书籍增添了吸引力，有助于拉动图书销量。同时，藏书票搭建了人与书籍之间的桥梁，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深化甚至是创建了主人与藏书之间的情感沟通。比利时的版画家马克·塞维林曾说：“一本没有贴上藏书票的书就好似被人丢弃的婴儿。贴有自己藏书票的藏书和其他那些副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一本书贴上了藏书票，就建立了书籍与主人的所属关系，书籍会与主人更为亲近，得到主人格外的珍惜和喜爱。而当主人拥有藏书票的时候，也会对书籍格外关注，期待着在喜爱的书上贴上自己的藏书票，宣告自己的拥有权。在这一层面上，藏书票帮助纸书凸显了自身的优势，和电子书相比，纸书的书香气息和人文韵味更耐人寻味；同时，具象化的纸书也显得更具表现张力，让书籍主人的文思和情感有处落脚，从而使读书人与之惺惺相惜，逐渐形成对纸书的情感依赖。由此，藏书票可以看作是纸书抗衡电子书的冲击及维系、夺回受众群的有效“助攻”，它帮助纸书增添了魅力，对于带动纸质图书出版业的回春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从15世纪产生之初，藏书票作为书籍所有者的署名标记和身份象征，发展到今天，兼具实用功能、文化涵义、艺术欣赏特质和收藏价值。藏书票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不仅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反而持续散发着光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爱好者。藏书票是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也正因如此，它拥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然而，一些设计者和收藏者一味追求其艺术形式，却忽视了藏书票的本质特征，为藏书票的未来发展方向带来了争议。本文认为，藏书票设计者、收藏者及出版从业者应致力于将藏书票发展引归正轨，延续其历史和传统，一方面用具有吸引力的艺术表现形式保持其艺术水平，另一方面用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其增添韵味，让这一文化艺术形式永葆生机。同时，出版业应积极寻求与藏书票的结合，善用藏书票，以其为主题，开拓出版业务或策划图书选题，推动出版业务的丰富和发展；也应积极利用藏书票进行图书的宣传和推广，带动书籍的销售和出版。或许，在纸书受到电子书强力冲击、陷入发展困局的今天，藏书票能为纸书重现生机提供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传统出版业注入新的活力。
滑动查看 参考文献 [1]舒惠芳.藏书票的历史源流分析[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20）：45-47. [2]李艳萍、贾琨.浅析藏书票艺术的历史及当代发展[J].文艺研究，2012（05）：237-238. [3]子安.西方藏书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4]子安.肯特设计的夫妇藏书票——定情信物[J].三联生活周刊，2013（47）. [5]廉勇.读子安新书《藏书票札记》书痴的纸间瑰宝[N].光明日报，2017-08-24（16）. [6]戴莲治.试析西文藏书票价值及其保护利用——以黎明大学图书馆所藏84种西文藏书票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03）：58-61. [7]张忠民.论藏书票的功能和价值[J].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6（09）：57-60. [8]戴莲治.试析西文藏书票价值及其保护利用——以黎明大学图书馆所藏84种西文藏书票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03）：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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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杜恩龙，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葛琦，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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