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寄庐，位于宁波市区塔前街23-24号，是甬上著名私家藏书楼，也是名人孙传哲的故居。蜗寄庐，意为狭小如蜗牛壳的屋子。第一代户主孙家溎，就是借这个典故来称呼自己的居舍。
孙家溎（1879—1945），字翔熊。祖籍慈溪龙南，原是三国孙权之后，清代中期迁入宁波城内“道署后”，即原中山公园。清晚期，在上海经商的孙家溎父亲一支，迁居镇明路三支街，后来孙家溎又迁居于“天封寺前”，在此修缮居舍，筹建书楼，即今天封塔南的塔前街（塔影巷），原有楼房近800平方米，至今尚存二层楼三合院近400平方米，四周有高墙围护，楼前有60余平方米的明堂，用作养花种草。
孙家溎曾在上海当过小职员。他生性好学，关心文献，省吃俭用购藏书籍而不惜家财，将楼上的卧室大部分辟为藏书专用，额曰“蜗寄庐”。特别在20世纪初期的兵荒马乱之中，孙家溎先生竭尽全力抢救收藏行将灭绝的善本，甚至包括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徐氏“烟屿楼”散失于民间的珍本，其中著名的有元刻《隋书》、《范文正公全集》，明刻本《蔡中郎集》、明抄本《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等，约有447部，共约二万卷，其中珍贵的善本占一半。此外，如不能购到的，就动手抄录。
对于“蜗寄庐”之藏书，民国《鄞县通志》有记载：“专讲版刻，初收艺术小品，渐及四部，遇有精本则以前蓄新媵以银币易而得之，故其所藏版本精美，而数量不多。尝出百金兑初印本《庚子消厦记》二册。书友以其能出高价也，于是故家散出之书，莫不先往孙氏家。”由此可见，“蜗寄庐”之每一本古籍，是一位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呕心沥血铸成，而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月，妥善保护也备尝艰辛。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宁波城被日本人占领，为保古籍之安全，年过六旬的孙家溎与大儿子一起偷偷雇船，将藏书一批一批运到鄞县山区。有一次两麻袋书落水，父子俩好不容易捞起，翻晒一页页的湿书。当时又有国民党军队残部发现了藏书，竟要把古书烧掉，虽既送钱又求情，不幸四麻袋书已经半焦，孙家溎为此悲痛不已。
“蜗庐主人”孙家溎的三个儿子中，孙定观为老大，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次子孙传豪攻学理工科，长期离家在外，68岁就过世。老三孙传哲，生于1915年，比大哥小12岁，由于在上海工作，因此藏书都由一直居守在“蜗寄庐”旧宅的孙定观来继承。
1964年，孙定观先生逐步将整理好的藏书低价出让或捐赠天一阁。1966年文化革命浪潮袭来，为防止古籍损失，孙定观先生又将一批古籍和字画捐赠给天一阁。至今，我们在天一阁的千晋斋陈列室，可看到孙定观先生于1979年10月15日亲笔书写的《孙氏蜗寄庐捐赠图书文物记》，记录了该批捐献的古籍538种、954部，即5287卷，共1670册及字画86件。与此前捐赠的古籍，共计达14947卷，成为天一阁30万卷藏宝之组成部分。
这部1940年孙家溎手抄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虽仅有第一卷51页，但首有序言，尾有款识，拍场未见。更耐人寻味的是，全书有被水浸泡后晒干的痕迹，会不会是那两袋落水后被捞起晾晒过的古籍之一？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它已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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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莽夫，寓居上海，杭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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