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
一、经学的发展
随着两汉经学的衰微，玄、佛二家思想蓬勃发展，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取代居正统地位的儒家经学，因为儒家经籍宣扬的伦理道德既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又不像玄学那样带有消极因素，更不会像佛教那样影响国家的租赋收入与兵役来源。这样，经学在糅合了部分玄、佛思想后，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范晔（398年—445年）
曹魏代汉后，即多方搜集战乱中散佚的各种儒家经籍，藏之于秘书省的三个书库中，由秘书郎郑默予以校雠、分类、整理，制成图书目录《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勗，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编制了《新簿》，将群书分为四类，“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隋书·经籍志》）。后世称经、史、子、集为“四部”，即源于此。私家藏书也很丰富，如范蔚藏书7000余卷，张华搬家时，“载书三十乘”（《晋书·张华传》）。
典籍既富，魏晋文人学士，包括著名的玄学代表何晏、王弼等，又纷纷对儒家经典潜心研究，作了大量的诠释注疏、文字训诂等工作。如曹魏王朗、王肃、王弼，孙吴虞翻、陆绩等，均为《易》学名家。《古文尚书》据说即为晋人伪作。曹魏糜信，注《春秋谷梁传》12卷。魏晋间注《论语》者，多达十余家。今传儒家经典代表——《十三经注疏》中，就有多部为魏晋人注疏，如《周易》用曹魏王弼、韩康伯注；《春秋左传》用晋杜预注；《论语》用曹魏何晏等注；《尔雅》用晋郭璞注。这就说明，魏晋时期的经学，不仅继续发展，而且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二、史地名著
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十分丰富，据后人统计，自班固以后，范晔以前，仅著述东汉这一时代的史书，就有18家之多，总计1000余卷。如孙吴谢承的《后汉书》，西晋薛莹的《后汉记》、华峤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另外，又有曹魏王粲的《汉末英雄记》、乐资的《山阳公（即汉献帝）载记》等。上述诸书，大部分惜已散佚，但却给以后范晔撰修《后汉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况且，范晔在完成10纪80列传后，即因事被杀，后人又将司马彪《续汉书》中的30卷志补充进去，这样，《后汉书》才得以完整的120卷本名列正史前四史之一。
在三国史方面，有西晋阴澹的《魏纪》、曹魏鱼豢的《魏略》、王沈的《魏书》，孙吴韦昭的《吴书》，蜀汉王崇的《蜀书》、谯周的《蜀本纪》等十多种，最著名的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为博采众书之长的集大成者。陈寿是蜀汉巴西人，入晋后为著作郎。他用了一二十年时间，才先后完成了《蜀书》15篇，《魏书》30篇，《吴书》20篇，共65篇，合成《三国志》。《三国志》不但保存了三国时的史料，而且“文质辨洽”（《文心雕龙·史传篇》），当时便有人将陈寿与司马迁、班固称为良史。难怪《三国志》一出，其他的同类众史皆废，唯独陈寿此书加上裴松之注流传至今，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陈寿（233年—297年）
杂史方面，尚有谯周的《古史考》，属于历史考证的性质，开古史考证之先河，并提出对历史事件的独立见解，在史籍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价值。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原书已佚，后人辑出佚文10卷，自开辟至三皇五帝，下迄汉魏，另有《补遗》、《考异》各一卷，可补充正史之不足，是继《古史考》后又一部史考著作。
汉魏时期，地理著作刚开始出现，《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地理志》，尚未出现系统的地理学专著。西晋挚虞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学的创始者，他修撰了一部《畿服经》，内分州郡、封略、国邑、山陵、水泉、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等十余门，计170卷。从此往后，地理志一类的书籍才有编著体例可循。随之出现于晋代的地理书籍有周处记风俗的《风土记》，陆翙（音huì）记宫室冢墓的《邺中记》，佚名的又有《太康土地记》、《三辅故事》、《三辅黄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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