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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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交友
好读书的人，是很容易与别的读书人结成朋友的。这就跟球迷、棋手、票友易成朋友一样。在书本的买，送，借，还之中，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发生。（在书籍稀缺的年代尤其会有手抄本，就更可能动人）其中还有爱情故事——因为书本内容触发,或者只是一个媒介，中间夹了纸条（情书）的，这里就不提了。有人戏称：文人屋里，唯书与女人不借予他人。我非文人，熟人来了，要借书，总是答应。因此丢失一些好书，有些心疼，而教训却不能吸取。好在这年头，看我喜欢的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借女人自然笑话，只有萨特和他的妻子波伏娃,才会随意到像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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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为的是写两位朋友。
一是朋友小梁。他是我在远郊厂里的朋友，做过出窑工、保全工。（后来还参与过厂长竞选）。他曾经与我一样地热爱文学，但是因为长我十岁，得结婚了，不再有时间写作。他是聪明的，知道自己的底子局限，所以也是最早退出文学追求的朋友。他竟将希望寄予我身上，某一日把我叫到他家去，说要把不多的藏书，全送给我。我为其诚恳感动，乃拿了一本《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选》。以后，我们分别，我一直带着那本书。书里的许多小说，他是看了留下点评的。尤其那篇名作《印第安人营地》，又划又圈，傍边加了批注——直到很久以后，我还觉得他的理解是很到位的。例如海明威式的简洁，还有童年视觉的运用，和对死亡感悟的对话，等等。再以后我每读海明威，必想起梁。我离开工厂以后，多年没有再去；后来想去，厂子已快关门了，据说他去邻近一个小镇，不知现在怎样了？再后来我读中文本科，做的毕业论文，也是海明威——这是后话。
还有一位是伊甸，海宁人，原名曹富强，八二年由小李介绍，我们成了通信朋友。（那年秋天，他到无锡来看过我一回。）有一回，我在信中提及，想看些现代派的作品。不几日，他竟将袁可嘉编的《现代派作品选》寄来了。寄书借人，其诚如此。我当时打开牛皮纸包装的激动，至今记忆犹新。八五年以后，伊甸成了青年诗人。我常常读他的发表的诗，想我们以前的通信，觉得他做人写诗，都很好。几年后我到嘉兴，顺便去找他，可惜他不在他的学校，没能见到他。如今已不大读现代派了，但是我还记得他借我的书中的那些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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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的遗憾
说了令人终生难忘的书友，得再说说借书的遗憾。随园主人袁枚早有一文《黄生借书说》，说过借与读的关系。我这里要写的，是一点他不曾写的事。譬如他说透了一个道理：书非借不能读也。我却是痛苦地悟出一点：书实在外借不得也！缘由如下：
一、借书者常不是爱书者。
你借人一把椅子，一柄伞，他常常能完好无损的归还于你。然而借出一本书，则不然了：或者当枕头用过，开了裂；或是当抹布使过，沾了油；还有当工具使过，沾了蚊子的血，叫人得到还来的书不由心酸，似乎一块美玉破了相。二、借书者常不是爱读者。这一点袁枚也曾提及。“归书必速”，很重要。然而在生活中，我们可不能像他老训黄生那样训戒借书人，也不能要求“速归”，否则人家干脆不借啦。不借不要紧，还得说你小气。于是，书借出以后，十天，半月不还，是自然的了，半年一年不还也常有。有时因为时间太长，干脆成了人家的书，你要读，得问他去借了！
三、借书者常不是买书者。
想当年我一个月拿二十四元，还得腾出几块钱来买书，甚至还拿买药的钱去买书呢。可是现在的人可以一掷千金买皮夹克，一挥万金包装自家的门楣或楼梯，却是不肯化十块二十块买上一本书。于是他们通常不大看书了，要看，就借。让人家去买吧，自己只要就借借吧，何必化那个冤枉钱！我领教了几回得出结论：那些自己从来不买书的人，也不该借书给他！
然而，有了这么充足的理由，亲友熟人甚至学生来了，我还是碍于情面，不得不开架。我的书不多，却在乡里已属“豪富”。我因此丢失一些好书，如梁遇春的《泪与笑》，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又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每想，便觉得有些心疼。当然，我可以再买，但是新版的总不如旧书，何况当时读书，总会信笔胡批，再读的感觉，新书怎可比拟！ 唉！不借不行，[以后还得借人]，丢了又心疼——这恼人的借书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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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自己的故事
写写自己的故事。80年创刊号的《译林》上，有篇日本人三好京三的中篇小说，叫《分校日记》。极平常的内容，极朴实的笔调，竟使我读了难忘。大约是当时的中国文学不平常、不朴实的缘故。（都热衷写大题材，写热门，伤痕或反思着呢）。也可能是因为小说主人公，那个普通的女教师，写得确实细腻、感人，竟使我觉出教书这一职业的意义与乐趣。（后来又知道小说改编成电影，叫《红屋顶分校》。）
六年以后我也做起了教师。我清楚记得，做此决定时，想起了三好京三。是《分校日记》留下的那份好感，使我兴致勃勃地走上教坛。（先是代课，后来转了正）。这种一本书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戏剧性故事，原是小说家虚构的，在我却是真事。有点宿命，有点悲壮？！（那是不是后来说的“知识改变命运”，一叹！） 以后，至少好些年，我在做着教师时，总是与学生打成一片，建立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现在想来，也可能还是有《分校日记》中那个老师的影响的。
再说第二个故事。应该是82年，我又看了一个日本作家写的短篇，题为《讨人厌的年龄》，竟生出一个冲动，写写我的祖母。于是真的写了，那是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名为《祖母的死》。我的祖母在长江边的海门乡下生活一辈子，七十五岁那年，被我在上海的大伯接到了他家里，关了两年，便痴呆了。又被送到了我家，度过她最后的糊里糊涂的一年。与临考大学的我做了一年的伴。她的意识，只留了毛主席语录，东方红，和早年作为基督教徒留下的经文。其间自然多令人感叹的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82年，中篇《祖母》手稿）
是那篇《讨人厌的年龄》，触发我写自己的身边的故事。尽管后来没有拿出去发表，但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很重要的。那意义之一，是知道了写小说取材，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可以写身边的现实；意义之二，是二十岁，已经可以从容写中篇了；意义之三，是知道其实有些写作冲动或灵感，可以来自于阅读。（当然，我学得还是不够，当年许多成功者，他们可是学起来又大胆又地道，这里姑且不提名姓，其实大家知道：许多新星，待他们成名以后，却是题材挖尽，于是只能“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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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叙一笔：又过几年，我看了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就又想起自己的“处女作”。比较之下，我感受着有吉佐和子的那份细致、认真和游刃有余，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单薄、粗糙和不成熟。终于不再敢看自己的作品，让它一直压在箱底了。直到今年，我才决定将这个中篇略作修改，编入即将出版的中篇小说选《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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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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