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力
辞书社大门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走入院内，迎面看到一座二层的西式洋楼，刘毅强先生向我介绍说，这座楼包括院落都曾经是何东的旧居。何东？！我马上追问，是不是就是晚清民国间澳门的那位富翁？刘总说，确实如此。这可是一个意外的大收获。几年前我在澳门开会时，组织方安排大家去参观何东图书馆，说是图书馆，其实就是何东的私人藏书楼，只是后来他捐给了当地政府。何东图书馆的藏书质量奠定了澳门的藏书地位，里面藏有太多的善本。那次一同看书者有沈津先生，我印象中，沈先生翻看时间最长的一部，是查继佐的《罪惟录》稿本，我跟他还探讨了《罪惟录》究竟是稿本还是抄本的问题。何东图书馆的藏书仍然在当年的原楼之内，那座楼建造的十分精致和典雅，跟我眼前见到的这座楼有着形制上的区别。
何东旧居
刘毅强先生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副社长，他原本是上海图书公司的副总，因此我已经习惯了管他叫“刘总”，今日他看我对何东旧居很感兴趣，于是站在门口向我简要地介绍了这处旧居的历史。他说，这个院落以前比现在还要大许多，以及当年此地是何等的谈笑有鸿儒等等。我提出想进楼内拍照，刘总告诉我，楼内因为有别的公司在办公，他要找相关的管理者帮我安排。于是，我还是先去参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藏书楼。
期刊书架的排列
辞书社的书楼之大超乎我想象，竟然是五层高的现代化大楼。刘总先给我介绍了辞书社的现任图书馆馆长王慧敏老师，但王老师递过的名片却写着“总编助理、《辞书研究》编辑室主任”，看来此处不是以馆长相称。刘总同时介绍了王友朋老师，我跟友朋老师也算熟人，我在北京住院时，他曾经前来探望，两、三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开会时，我们也曾见过面。辞书社的藏书原来就是由友朋老师管理，同时，见面的还有文献编辑室主任朱荣所老师和陈韵先生，他们一同陪我进楼内看书。一路上，王友朋老师向我介绍着书楼的来由，他告诉我说，以前此楼全部用来藏书，但现在有部分藏书拉到了北郊仓库，地方腾出来作为编辑室使用。我马上想起昨天自己去参观上海图书公司的线装书库时，就看到了上海辞书社的匾额，难道他们的善本书也藏在了那里？友朋老师说，确实如此。听到他这么说，让我后悔不叠，如果提前一天知道是这种情况，那昨天一定拍照了，不就省去了许多的往返周折。
合订本
我们的看书是先乘电梯来到顶楼，然后一层层的往下看，每个楼层的书库面积都很巨大，尤其里面的书架给我印象很深，这种书架看上去至少有4米多高，一排排的看过去，确实很有阵势。友朋老师介绍说，这些书架是当年建设书楼时专门订做者。我们首先看的是期刊书库，这些期刊大多数订成了合订本，全部都有牛皮纸的封面。在书架的架头还列有“首字检索表”，以便于查找取放。我在某个架头还看到了一种古老的湿度计，友朋老师说这个湿度计看上去简单，然而却很灵敏，准确度比现代制品还要高。
首字检索
古老的湿度计
在这里友朋老师给我介绍称，辞书社所藏的民国大报，在数量上讲，为全国第一，而民国期刊数量也很巨大，有4000多个品种。他又告诉我，这些书原本是上海中华书局的旧藏，大量收购的时期主要是在抗战阶段，当年中华书局的老板陆费逵让舒新城做编辑所长和图书馆馆长。如此说来，辞书社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应当算是舒新城。友朋老师说话很严谨，他说自己没有查到这样的史料，但他知道本馆当年的藏书思想是在学习商务印书馆所设的东方图书馆。
光绪年间的报纸
谈到这些，友朋老师向我讲述着中华书局的几度变迁，他说中华书局曾有一度改为了财经出版社，后来又改了回来，之后又迁到了北京，但中华书局在上海留下来了编辑所。1959年毛泽东到上海时，找舒新城谈话，让他修订《辞海》，当时舒新城已退休，于是上海市委马上把他请了回来，由舒新城继续编纂《辞海》，所以当年中华书局藏的这些书就留给了辞书编辑所，以此为作为编辑《辞海》的资料。
典雅的书橱
下到另一层书库，进库就感觉到这里跟期刊库不同，因为这个库里面的书架全部是木制带玻璃门和木门者。进门就看到了《二十四史》的书架，这个书架的体量比寻常所见的百衲本要大许多，于是我拉开一个橱门观看，果真是乾隆四年武英殿的原版。这部书到现在整部者已经成了稀罕之物，至少二十年来在市面上没有见过成套者，而辞书社的这一部品相极佳，确实称得上触手如新。
打开看，居然是乾隆殿版
我在观看这个书架的过程中，还看到了旁边有一个典雅的硬木桌，这种桌子是中西合璧式的设计，友朋老师告诉我，这个桌子也是何东房内的原有家具。我打开了一些柜门，看到有些书被整齐地包在牛皮纸内，而牛皮纸上面写着书名。
中西合璧的写字台
线装善本这样包起来
友朋老师介绍说，这是为了防潮，因为南方的潮湿问题对书的伤害还是很大。在另一排木架的架头上，我看到了用粉笔标着的一些数字和地名。友朋老师告诉我，这些地名标示的是所藏方志，因为地方志的收藏也是辞书社的一个重点，现在藏有2800多部。这个数量也真够巨大。
这些是方志
地方志的编码
芷 | 兰 |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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