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楚辞》评点家中，陈深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位。其《楚辞》评点问世较早，且被后世转相传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位评点家，陈深所涉猎的范围并非仅限于《楚辞》。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评点著作来说，他还曾评点过《周礼》、《孟子》、《孙子》、诸子文及有关史著等，有着丰富的评点实践。如陈深批点《周礼》，有闵氏朱墨套印刻本；于《孟子》，《十三经解诂》中《孟子》二卷所载评点，即是陈深所为；于《孙子》，万历四十八年闵于忱刻朱墨套印本《孙子参同》，就收录其评点；而于诸子及史著文，陈深则辑有《诸子品节》与《诸史品节》，对其择选出的文章逐篇评点。因此，对于陈深及其评点活动，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但目前研究成果仍相对匮乏。香港学者陈炜舜先生曾著有《陈深楚辞学著作考叙》一文，对其生平、著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使人读后受益良多。但翻检资料，细思精审之后，仍觉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1
陈深生平及其文学观念
关于陈深生平，我们比较容易见到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相关记载，文云：“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总目》所载较为简略，今核《长兴县志》，知陈深本名“陈昌言”，后更名为“深”，如《长兴县志》卷二十《选举表》“陈昌言”条称：“陈昌言，霖孙，张《志》云：‘更名深，二十八年己酉科，详《人物传》。’谭《志》云：‘按胡《府志》是科既载陈深，下注榜名昌言，雷州推官。又载陈昌言，下注知州。考《陈深传》，初授归州守，后赴补以违例，降雷州理，本属一人，《府志》作两人，误。’”文中“张《志》”，指的是清顺治六年（1649）长兴知县张慎所编《长兴县志》，由上引可知，该《志》所载陈深中举人的时间，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有出入：《总目》“嘉靖乙酉”为嘉靖四年（1525），而张《志》“二十八年己酉”则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与《明史·艺文志》一致，之后姜亮夫先生承袭之。而除《长兴县志》外，《湖州府志》亦记载为“嘉靖二十八年”，可知其为一源流系统。由于《明史》、《总目》、张《志》都未详所据，陈炜舜先生以丁元荐为陈深所作《十三经解诂序》为基础进行考证，推断陈深去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又据此认为其中举人时间应从“嘉靖二十八年”，结论可信。
《湖州府志》卷七十二有《陈深传》，云：“陈深，字霖孙，号九华，长兴人，嘉靖二十八年举人。初任雷州推官。隆庆五年知归州，剸烦理剧，游刃有余。定条鞭而逋逃乐生，清民屯而豪强敛迹。谯楼馆宇，整治一新，而民间秋毫无扰。荐调荆门州。”陈炜舜先生于另一文，著录“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吴兴凌氏朱墨本”时，所引陈深本传，即据此。故其在引录《长兴县志·选举表》“陈昌言”条“陈昌言，霖孙”时，即认为“《长兴县志·选举志》录嘉靖二十八年之中有名‘陈昌言’而字‘霖孙’者”，又称“可知其本名昌言，字霖孙”。大缪！《湖州府志》误“陈深，字霖孙”，陈先生这里未作考辨而承之。其实这里“霖孙”非陈深之字，“霖”是指陈霖，乃陈深祖父。《长兴县志》卷二十三上即有《陈霖传》，文云：
陈霖字时雨，号四山，宏（笔者按，应作“弘”）治六年进士。初任行人，陞监察御史，献替不忌，讳勳戚避之。及巡按东粤，贪墨望风解组，连州十三村洞蛮，积乱为崇，霖奏请举兵尽平之，诏赐绯绮二、银卮二。因劾逆瑾，左迁南康知府，治无城郭，与江省接壤，时甯藩谋逆，屡招之，坚拒不从，间道赴巡抚王守仁军中告警，因留帐前赞画，随征剿贼，斩首千余。贼平，守仁言其功，复任南康，创议筑城，民尸祝之。老病乞休林下二十余年，赋诗弈棊，不及公事，家无余赀，寿九十四。
由此可见，陈霖为人刚烈正直，为官颇有政绩，至乞休归里，“赋诗弈棋”，营造了书香文雅的家庭氛围，这对陈深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长兴县志》又有《陈深传》，文云：
陈深字子渊，号潜斋，霖孙。嘉靖二十八年举人，隆庆五年知归州，剸烦理剧，游刃有余，定条鞭而逋逃乐，生清民屯，而豪强敛迹，谯楼馆宇，整治一新，而民间秋毫无扰。荐调荆门州，未期丁艰归出补以违例，降雷州推官，属海康令沈汝良，贪墨激变，守贰皇遽，深往慰，数语而寝。性嗜古，不喜爰书，致仕后纂辑忘倦，年八十余，篝灯至丙夜不辍，尤邃于经学，折中条贯，粹然大儒。
《长兴县志》
在仕途上，陈深虽然有为，最终还是不甚得意，故而投身于纂辑著述，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此，其乡人丁元荐亦有类似描述：“陈先生讳深，字子渊，吴兴长城人，一再宦，不得意。老而喜读书，年八十余，篝灯至丙夜不辍。先有子、史《品节》行于世，先生语予曰：‘老夫所苦心者，经也。’将易篑以此执手见托曰：‘幸辱一言，比于挂剑之义。’余心许之，又三年而叙成。先生更有《周易》、《周礼》、《春秋》然疑若干卷，惜散佚不尽传。”文中“子、史《品节》”，指的是《诸子品节》与《诸史品节》。“《周易》、《周礼》、《春秋》然疑若干卷”，应指《周易然疑》、《周礼然疑》、《春秋然疑》三种，皆已亡佚。关于陈深著述，陈炜舜先生综合历代公私书目，考证颇详细，所列有《周易然疑》、《周礼训隽》、《周礼训注》、《考工记句诂》、《春秋然疑》、《孝经解误》、《十三经解诂》、《诸史品节》、《秭归外志》、《诸子品节》、《韩子迂评》、《金丹刊误》、《陈氏楚辞》、《批点本楚辞集评》十四种。其中，《孝经解误》，《明史·艺文志》、《浙江通志》皆作《孝经解诂》，由陈深已有《十三经解诂》来看，似应为《孝经解诂》。查《千顷堂书目》，该书作《孝经解误》，应为陈炜舜先生所本。《金丹刊误》，《明史·艺文志》、《浙江通志》皆作《丹经刊误》。又，《批点本楚辞集评》之称首见于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姜先生称“明陈深选辑”。其实不然。所谓《批点本楚辞集评》，即凌毓枏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该书虽于卷首题“陈深批点”，但凌毓枏作为该书之刊刻者，同时也是评点之“选辑”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陈炜舜先生承姜先生，将《批点本楚辞集评》列为陈深著述，于理难合。再者，《陈氏楚辞》应为《秭归外志》之一部分，详见下文考证，此处不赘。由以上所列陈深书目来看，可印证其“老夫所苦心者，经也”云云，所言非虚。除经学外，陈深所涉猎，亦遍及子、史诸部类，可谓博学。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诸子品节》。该本卷首有《诸子品节序》，在《序》中陈深表达了自己对文章创作的看法，这对于我们了解他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帮助。其文云：
西京以前诸子之文，文有余而道不足；宋以后之文，道有余而文不足。二者将安取衷？儒者曰：‘与其文也，宁道。’文与道有二乎？吾闻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尧、舜、周、孔深于道矣，其辞未尝不文，夫子之文章，粲于六籍之内，故其自称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辞达而已矣’。苏氏曰：‘辞止於能达，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於能达，文不可胜用矣。今惮於修辞，而徒欲以理胜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辞丽为工，道明矣。辞不文，安在其能达，不达，安用文为？晚周以后，去圣浸远，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撠浮云，腾九闳，虚举而上升，夫神智之变化，岂在多文哉！
如何处理“文”、“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古代文人所着力关注与探讨的焦点问题。针对当时世人“惮於修辞”、“徒欲以理胜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辞丽为工”的做法，陈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文应传道，同时亦应辞丽，“文”、“道”之间非但没有本质矛盾，而且还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圣人之文章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也即“辞丽”与“道明”的完美统一。基于这种认识，同时也为了扭转时文“理胜”之弊端，予世人文章写作之模板，陈深从古世诸子文中择取出相关篇章，辑为《诸子品节》五十卷。《诸子品节》有《屈子》三卷，收录了屈原的全部作品，对此，陈深称“所以见奇人玮士构思落笔，学问之所自来” 。屈赋作为情志、文采兼胜之佳作，成为后世所效模的榜样，以陈深揆之，也即在情理之中。
2
陈深《楚辞》评点于明代之流变
在明代《楚辞》评点史上，陈深是较早对《楚辞》进行评点的一位。其《楚辞》评点主要见存于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陈深辑《诸子品节》、凌毓柟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题焦竑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等书。就现有资料来看，较早对其评点进行选录的是冯绍祖。冯氏在“观妙斋重校楚辞章句议例”之“核评”中称：“兹悉发家乘，若张氏《楚范》、陈氏《楚辞》、洪氏《随笔》、杨氏《丹铅》、王氏《卮言》等集，一一搜载。” 文中“陈氏”指的就是陈深。冯本之后，其《楚辞》评点即被后世转相辑引，笔者特作梳理如下：在冯本《楚辞章句》中，共收录8条陈深评语，其中眉批较少，仅2条，其余皆见于卷（篇）末。冯本之后，是于万历十九年（1591）问世的《诸子品节》。《诸子品节》陈深选辑并评点，其中所载眉批中，除了一些从朱熹《楚辞集注》择取出的注文外，其余都是陈深批语，数量较多。《诸子品节》之后，又一重要评点本，是问世于万历二十八年的凌毓枏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该本共录其评语21条，其中有6条见于冯本，7条见于《诸子品节》，其余8条则均不见以上二本。之后又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其中有《屈子》一卷，就所录评点来看，则多是转抄自冯本与《诸子品节》而成。但由《诸子品节》所抄录者，该本皆伪托于他人名下。除以上诸本之外，万历年间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评点本，即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该本的主要贡献在于又进一步增益了较多的陈深评语，且多不见于以上诸本。
以上是明万历以前所刊刻《楚辞》评点本收录陈深评点的大致情况。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陈深《楚辞》评点的源头在哪，仍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上文提到，较早援引陈深评点者，是冯绍祖。冯氏言“悉发家乘”，其中就有“陈氏《楚辞》”，说明陈氏《楚辞》当时仍可见到。陈炜舜先生运用排除法，断定此之“陈氏”即陈深，笔者完全赞同。由于陈氏《楚辞》后来亡佚，无法得知其详细信息，但其为冯绍祖及后世辑刊者征集陈深评点之所本，当无疑义。据记载，陈深又有《秭归外志》。《长兴县志》引《湖录》：“深为归州时作。屈原被放，暂归，其姊亦来，因名其地为秭归。‘姊’亦作‘秭’也，即归州是。”这里说明《秭归外志》是陈深任职归州时所作，接着又进一步解释归州是屈原故乡，内中深意其实是要将《秭归外志》与屈原相联系，也就是说该书应当记载了秭归风俗、屈原传说乃至屈原作品。《秭归外志》虽已亡佚，但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离骚》篇末引有一则，文云：“《离骚经》凡二千四百九十二字，可谓肆矣。然气如纖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故曰：骚人之情深，君子乐之，不慁其长。汉氏犹步趋也。魏晋而下，卮焉瀰焉，浩矣博矣，忘其祖矣。”该评语下，闵氏明确注明引自《秭归外志》。这一方面表明《秭归外志》至闵氏刊刻此本《楚辞》时仍见存于世，或者说即使不存于世，闵氏当时也能够确知该评语出自《秭归外志》；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该评语是就《离骚》篇而发，这似乎暗示出《秭归外志》收录了屈原作品，并且陈深也在所收屈赋中加入了自己评点。另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评语又见于冯本《楚辞章句·离骚》篇末，题“陈深曰”，而未及《秭归外志》。如果结合冯绍祖“悉发家乘”、“陈氏《楚辞》”之描述，结论应该是明晰了。陈深在编纂《秭归外志》时，收入了《楚辞》作品，并加入自己评点。也就是说，所谓“陈氏《楚辞》”，其实并非一本独立著作，而只是《秭归外志》中的一部分。冯绍祖在提及时仅就其所引录的部分而言，并谓之“陈氏《楚辞》”。而这也正是之所以历代公私书目均未著录“陈氏《楚辞》”的原因之所在。 因此，陈深《楚辞》评点的源头应当追溯至《秭归外志》。
综合诸本所载陈深评点来看，其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表明，陈深《楚辞》评点活动是一个变动、长期的过程，其评点伴随着他的阅读活动而逐渐得以增益、扬弃，这也是由评点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同时期陈深《楚辞》评点的差异，加上后世辑刊者选录标准的不同，就造成了后世评点本所载陈深《楚辞》评点的多样化。而这种差异正好为我们全面把握陈深《楚辞》评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辨伪及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我们在确定陈深《楚辞》评点的来源之后，似乎不必要再去执著于“陈氏《楚辞》”刊刻时间及其所载评点原初面貌的考证，因为受限于相关资料，这一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由以上万历年间《楚辞》评点诸本的情况来看，所收陈深评语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不同刊刻者根据自己的选录标准进行择取，这样在万历时期问世的《楚辞》评点诸本，从史的角度上讲，就呈现出因袭与扩充两种趋势。后来至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陈深评语已经比较完备了。与之相对应，就陈深《楚辞》评点的影响来看，其鼎盛时期也是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关于这一点，从明万历时期《楚辞》评点本与天启以后《楚辞》评点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证明：在万历年间问世的评点本中，全都收录了陈深评语，并且呈现出逐步对其充实、完善的趋势。非但如此，在凌毓枏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中，虽然杂取历代四十家品评之语，于卷首却专题以“陈深批点”，其中欲借陈深之名相标榜的目的不言而喻。再如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从《楚辞》评点史的角度上讲，该本最大的功绩是收录了孙鑛评点，同时对陈深评点也作了增益。具体而言，就该本所载评语数量来看，孙鑛、陈深二人基本上是可以持平的，并且二者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如王世贞、冯觐等其他名家评点数量。由此来看陈深在闵氏心目中的地位，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以上凌、闵二本对于陈深评点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其《楚辞》评点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是在天启以后的评点本中，这种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陆时雍《楚辞疏》、张凤翼《楚辞合纂》及来钦之《楚辞述注》中，就都没有收录陈深评语。而对于那些收录陈深评语的评点本来说，也多非刊刻者有意为之。如《诸子汇函》之《玉虚子》、《鹿溪子》，其中所载评点，多是抄袭《诸子品节》而成。这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是“诸子”评点选本，性质相同，《汇函》刊刻者也就将《品节》拿来作为依据，由此可知，其中所载陈深评语，也就并非专门而录。并且与《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类似，该本转抄过来的陈深评语，也全都伪托于他人名下，这与陈深评点在万历时期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又如，潘三槐注《屈子》六卷，其中之所以收录陈深评语，也与其成书性质有关。经过校核，该本所录评点，实是拼凑凌毓枏本《楚辞》与陆时雍《楚辞疏》而成，其中陈深评语，都是转抄自凌毓枏本《楚辞》而来。再如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蒋氏辑刊此本，旨在融合古今诸名家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蒋之翘对于相关材料进行了广泛征引，这其中就包括万历年间刊刻的一些《楚辞》评点材料，陈深评语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引过来的。如此类似陈深的例子，在蒋之翘本中还有不少，如冯觐、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王世贞、孙鑛等。这样看来，蒋之翘也不是专门对其进行选录的。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之后，沈云翔《楚辞集注评林》是在蒋本基础上又稍作增益而成的，其中所载陈深评语，都是由蒋之翘本转抄而来，亦非专门为之。
以上可见陈深评点于明代之流变。
3
陈深《楚辞》评点对《楚辞集注》《楚辞章句》的择取
经统计，以上《楚辞》评点诸本所载陈深评语约有近百条。在这些评语中，除了少数转引、节取自《楚辞集注》、《楚辞章句》之外，其他都是陈深品评之语。
先看陈深评语中涉及到王逸、朱熹二家注的情况。如前所述，在早期明代《楚辞》评点中，普遍存在着“注评合一”的现象，这在陈深评点中也有所体现，其主要表现就是对朱熹、王逸的释解内容有所择取，而这一点又集中表现在陈深辑《诸子品节·屈子》之中。《屈子》文中注文系节取《楚辞集注》而成，但在眉批和旁批中，陈深又选取了《集注》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都不见于文中注文，大致是朱熹相关释解语中较为关键的部分，如《离骚》“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句旁批：“此即上文‘兰芷变而不芳’之意。”《哀郢》“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妬被离而障之”句眉批：“形容邪佞之态。”《抽思》“愿遥赴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句眉批：“以下诸篇用字用句，先儒多不能解。”如此之类在《屈子》中数量不是太多，除此数条之外，其他主要集中见于《天问》篇。由于《天问》文意较难解，而《屈子·天问》中的注文又较简略，陈深就在该篇眉端增加了部分朱熹的注文，其中如“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句眉批：“先儒云：舜之四罪，皆未尝杀也。《书》称殛死，犹言贬死耳，圣人宽仁例如此。”除《楚辞集注》之外，《屈子·天问》篇也引录了一些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内容：如“皆归射鞠，而無害厥躬”句眉批：“王逸曰：‘射’，行。‘鞠’，穹也。言有扈氏所行，皆穹凶极恶，启诛之而得无害也。”又如“薄暮雷电，归何忧”句眉批：“王逸曰：屈原书壁，问讫欲去，天雨雷电，复自解曰：‘归何忧乎？’”另外还有几条，陈深摘引《楚辞章句》的目的，则是为了对其进行纠误和批评。如“地方九则，何以墳之”句眉上，陈深批曰：“王逸曰：‘墳，分也。九洲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别之乎？’陋哉见也，溷哉墳之为分也。”又如“靡萍九衢，枲华安居”句眉上，又批曰：“萍有九岐，似衢路，王逸以为‘生九衢中’，陋矣。”
由以上摘引朱、王二注的整体情况来看，陈深是以《集注》为主，以《章句》为辅，并且对于《章句》他还略有批评之意，如果再结合正文中注文他也选用了《集注》的做法，我们显然能够见出朱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另外，陈深还有一处评语，更可显见其承袭《集注》的痕迹，此条见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句眉上，文云：“经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飞廉、鸾凤、雷师、飘风、云电，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仪卫之盛。”类似说法见朱熹《楚辞辩证》，文云：“望舒、飞廉、鸾凤、雷师、飘风、云霓，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其仗卫威仪之盛耳，初无善恶之分也。”由此可显见二者之间的因袭关系，这对于陈深在《楚辞》注本方面较为重视《集注》而言，也可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在明万历年间的《楚辞》评点诸本中，择取前世注文融于相关评点形式之中的做法是较为普遍的，如作为明代第一个《楚辞》评点本，冯绍祖校刊本《楚辞章句》就以眉批、旁批、总评的形式，收录了较多洪兴祖、朱熹二家注中的内容，可以说是开启了万历《楚辞》评点的这一趋势。但由于冯绍祖“专主王氏《章句》”，故其对于洪、朱二注的择取，也只是作为对《章句》的补充材料来看待的。而由以上所述，陈深辑《诸子品节》就一样了，在《屈子》中就所取前世注文而言，朱熹《楚辞集注》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之后的《楚辞》评点本刊刻者有着重要影响，如在题焦竑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之《屈子》与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中，也呈现出这种倾向。而由陈深、冯绍祖对于前世《楚辞》注本态度的不同，我们又可见出不同《楚辞》评点辑刊者在底本选择上所表现出的差异。
01
陈深《楚辞》评点及其价值
在陈深评点中，以上择取《集注》、《章句》注文的情况，只是占有很小的比重，更重要的则是品评之语。这部分才是其中最有价值，也是真正能代表陈深评点水平的内容。就这些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别为以下几类：
其一、对于屈赋相关内容所进行的释解。在陈深评语中，有不少是对屈赋进行释解的内容，这或许是陈深出于屈赋较难读解，欲示读者以阅读津逮的考虑而作的。就这部分内容来看，其中有揭示文段、文句语意者，有诠解篇章主旨者，还有阐释行文脉络者。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内容，这类评语较多地集中于《离骚》篇。其中如“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句眉批云：“‘汩余’十二句，总是汲汲慕君继日待旦之意，写得浓至。”“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句眉批云：“即‘汩余’一段意，而语益深矣。”“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句眉批云：“言始进不察，而轻犯世患，不如回车返路而遁去，以修吾初服也。”“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句眉批云：“进退维谷，就先圣以取衷。”“曾歔欷余鬰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句眉批云：“进则危吾身，退则危吾君，虽舜其何以告之哉！”“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句眉批云：“既陈词于舜，遂乘龙以上征，皆托词也。”“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句眉批云：“言虽欲遁去，而犹未能顿忘斯世，复周游四方，冀一遇贤君也。”“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句眉批云：“托为远行，而卒反故都，曰‘又何怀’，怀之至矣。”
与揭示文句之意者相比，陈深对于相关篇章旨意的评说也颇为精彩。其中如评《九章·哀郢》云：“此章始南渡，将至沅、湘，而回首于故都，旌门之悽泣，孟尝之欷歔，何足为道。”评《思美人》云：“此章思愤懑之不可化，而优游以寿考；世路之不可由，而远去以俟命。乐中心之有余，观南人之变态，不阻不绝也。”此外，陈深还集中对《九章》各篇进行了评说，其文云：“《九章》悲悽引泣，因拙为工，篇虽不伦，各著其志：《惜诵》称‘作忠造怨，君可思而不可恃也’；《涉江》则‘彷徨鉅野’，‘死林薄矣’；《哀郢》篇：‘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三复其言而悲之；《抽思》：‘憂心不遂，斯言谁告’；《怀沙》自沉也，‘知死不可让’，‘明告君子’，太史公有取焉；《思美人》非为邪也，擥涕焉，而竚眙焉，而又莫达焉，舍彭咸何之矣；《惜往日》有功见逐，而弗察其罪，谗谄得志，国势濒危，恨壅君之不昭，故愿毕词而死也；《橘颂》独产南国，皭然精色；《悲回风》负重石，听波声之相击，惴惴其慄，滅矣没矣，不可复见矣。此以材若其生者也。嗟乎！神人不材，原独不闻乎？其义不得存焉尔。”关于《九章》旨意，前世《楚辞》注本已多有讨论，就其中内容而言，多是持君臣、贤邪之论调。而由以上陈深评语来看，虽然亦能从中找到这种论调的痕迹，但其中更多的则是着眼于屈子之情志来立言的，因而使人读来不觉有亲切之感。
除此之外，陈深释解之语中，还有不少是揭示行文脉络的内容，由此则又可见出陈深对于屈子文章线索的关注。此类如《离骚》“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句眉批云：“女媭之言至此。”“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句，陈深批曰：“颠倒神思，想及退修初服，意尤悽惋，下文女媭、重华、灵氛、巫咸，俱就此转出，真是无中生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句眉批云：“以下皆就重华所陈之词也。”“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句眉批云：“陈词至此。”“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句眉批云：“重华亦无所折衷，故将上下求索。”“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句眉批云：“此复托词求神女宓妃。”“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句眉批云：“此复托词求有娀女简狄。”“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句眉批云：“上下求索而终无所适，从‘犹豫狐疑’，为下二占起。”“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句眉批云：“此复托词欲求二姚。”“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句眉批云：“世幽昧而莫能察，以下乃原自念之词。”“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句眉批云：“此下乃原自叙衷曲，似以答上二占。”“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句眉批云：“此又托词远逝以避祸也。”
其二、对于《楚辞》文学特色、文学成就所进行的阐说。在对《楚辞》进行评论时，陈深多能着眼于相关文字、篇章的文学特色及其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来立论，由于持论精辟，数量较多，因而这部分内容最能代表陈深的评点水平。同时由于明代《楚辞》文学评点经历了一个逐渐积累、成熟的过程，因而从发展的角度上讲，作为较早出现的《楚辞》文学评点内容，陈深的这些评语对于《楚辞》评点“文学性”的突显及成熟而言，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的。就这些评语来看，有些较为简略，其中如“时序朗朗”、“幽悽孤恨”、“掩袂流涕”、“寂寥问矩”、“情景悽然”等，往往数字就能将相关内容的风格、特色描画无遗。但多数情况下，这类评语还是比较详实的。就内容而言，其中有些语及屈赋的用词特色，如陈深评《卜居》云：“句极长，不见有余，极短，不为不足，以十六‘乎’字为之，故抱或侈或牟或杼，惟意所适，无不中绳，必也圣乎？后此犹病。”评《九辩》云：“孤介鲠特之词，真不忘沟壑之心也。”有些论及《楚辞》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如陈深评《惜诵》云：“此章凄然如秋，暖然入春。”评《七谏》云：“幽悽孤恨，令人气勃。”评《哀时命》云：“才高气郁，读之凄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则是从整体上对屈赋的文学特色进行阐说。如陈深评《离骚》云：“《离骚》变风之遗也，兴比赋错出成章，骤读似未易瞭，细玩井然有理。”评《天问》云：“有文字以来，此为创格，铿訇汗漫，怪怪奇奇，邈焉寡俦，卓乎高品。”评《九章》云：“《九章》无端杳思，妙不可言，非不能言，知言之无加也。”又评《九辩》云：“屈氏而后，宋玉其善鸣者也。《九辩》深悽眇怳，《招魂》烂然列肆。谈欢则神贻心动，心懼则缩颈咋舌，数味则谗口津津。情见乎辞，尽态极妍，虽然犹有未尽也。织浓则纯白不载，洄嫚则远于世教。屈氏之风微矣！然其竭情奉爱，与《大招》皆振振有儒者之词焉。”
值得注意的是，陈深在评述屈赋艺术特色及文学成就的时候，往往又从与后世文章创作进行对比的角度入手，将屈赋及《楚辞》作为后世文章创作的典范来看待。此类如陈深评《离骚》云：“《离骚经》凡二千四百九十二字，可谓肆矣。然气如纖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故曰骚人之情深。君子乐之，不慁其长，汉氏犹步趋也，魏晋而下卮焉，瀰焉，浩矣，博矣，忘其祖矣。”评《天问》云：“特创为百余问，皆容成葛天之语，入神出天。此为开物之圣，后有作者，皆臣妾也。”又评《招魂》云：“巧笔如画，纤手如丝，意动成文，吁气成采，烨烨有神，后之名家，能优孟者几人也。”由此我们联系陈深在《诸子品节序》中关于“文”、“道”关系的认识，对此则可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在陈深看来，文章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文有余而道不足”与“道有余而文不足”的现象，就在于没有正确地处理好“文”、“道”之间的关系，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辞丽”与“道明”之间非但没有本质的矛盾，相反还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屈子之文作为这方面的榜样，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后世文家所学习和效法的楷模了。
以上两个方面是陈深评点中的主要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内容也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其中有对于在陈深看来偏谬之说的纠正：冯绍祖校刊本《楚辞章句·九歌》卷末录陈深批语云：“沅湘之间，其俗上鬼，祭祀则令巫觋作乐谐舞，歌吹为容，其事陋矣。自原为之，缘之以幽眇，涵之以情深，琅然笙匏，遂可登于俎豆。若曰：淫于沔嫚，而少纯白不备，为屈子病，则是崇岗责其平土，激水使之安流也。固矣！”就对认为屈赋缺少积极内容的论点进行了批评。《天问》卷末又有陈深语云：“《天问》发难，至千五百言。书契以来，未有此体，原创为之。先儒谓其‘文义不次，乃原杂书于壁，而楚人辑之。’今读其文，章句之短长，声势之佶崛，皆有法度。似作也，非辑也。屈子以文自圣，且在无聊，何之焉而不为作也？深尝爱曾子问五十余难，亦至奇之文。说者乃曰非曾不能问，非孔不能答，非也。礼家讬于曾孔以尽礼之变耳，抑独出于曾氏之门乎？何文之辩而理也。”文中“先儒”云云，指的是王逸所作《天问》小序中的内容。在小序中，王逸以为《天问》乃屈原放逐之后，“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以泄愤懑”，而“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所辑皆“文义不次序”。对于这种说法，陈深则不以为然，并从《天问》的用语特色出发，认为该篇当为屈原所作无疑。以上二例都是从涉及屈原作品之特色、真伪等大的角度来讨论的，此外还有一例，则是对“羽觞”一词由来的误解进行了必要的澄清，文见《招魂》“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句眉上，陈深批曰：“有以‘羽觞’为项羽所制而得名，此可以正其误也。”“羽觞”于《招魂》中既已作为成词来使用了，那种称因“项羽所制而得名”的说法自然可以不攻自破。
另外，陈深对于诸如屈原沉江与否，以及《九辩》、《招魂》、《大招》等篇作者为谁等尚无定论的重要问题，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先看前者。在陈深之前，屈原自沉汨罗的说法已成定论，在这方面诸多文人学者也都有相关的论述。如早在西汉初期，贾谊就称：“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庄忌又称：“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后来司马迁作《屈原传》，称屈原“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再后来王逸作《楚辞章句》，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其文云：“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这种论调一直延续下去，到了洪兴祖那里，亦持类似说法，如洪氏释《怀沙》篇云：“此章遂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见，仗节死义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在《悲回风》篇，洪兴祖又云：“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忧，故讬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终沉汨罗，从子胥、申徒，以毕其志也。”
对于这种说法，陈深则有不同的意见。如在《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句眉上，他批曰：“抗志欲沉者其文也，而卒未沉者，文以后之事也，问之秭归，验之词外，则然。”在《悲回风》“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洶洶”句眉上，他批曰：“此篇矻矻似沉，实未沉也，既沉矣，焉作沉辞。”又云：“永嘉林应辰推议以为，屈子之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今者诸秭归传记稗官里人皆云。”文中“林应辰”，字渭起，宋永嘉人。陈深所引其语，见于林氏《龙冈楚辞说》一书，该书已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著录，称其：“以《离骚》章分段释为二十段，《九歌》、《九章》诸篇亦随长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其说甚新而有理。以为：‘《离骚》一篇辞虽哀痛而意则宏放，与夫直情径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语；且其兴寄髙远，登昆仑、历阆风、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为实，顾独信其从彭咸葬鱼腹以为实者，何哉？’”陈深曾著有《秭归外志》，其对于秭归所流传的屈原传说自然极为熟悉，因而才有“问之秭归”、“今者诸秭归传记稗官里人皆云”云云之语。“秭归传记”、“里人”传言皆称屈原未沉汨罗，而林应辰关于屈原沉江的质疑又极为“有理”，受此影响，陈深随之亦持屈原“未沉”说。这种论点后来到了汪瑗那里，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汪瑗《楚辞蒙引》有“屈原投水辨”条，称：“屈原投水而死之说，世俗至今传道之。余尝考之，不知其所始。及读《离骚》，观屈子之所自言，盖不能无疑焉。其所自言者，虽或有投水而死之说，然或设言，或反言耳。徐而察之，实未尝真有自沉之意也。”接下来，汪瑗又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于旧说及所持论据逐一进行了驳正，所论缜密有据，颇具说服力。由于《楚辞集解》问世后影响较大，故汪氏此说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其实质而言，则应当与林应辰、陈深所持论是一脉相承的。由于陈深所论只见于其批点文字中，对此未做专门论讨，因而也就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关于此问题的相关研究中也就未被提及，这对于屈原沉江问题始末源流的梳理而言，不免是一个缺漏。
关于《九辩》、《招魂》、《大招》三篇的作者问题，陈深以为这三篇皆是屈原所作。这在他的评点中也有所反映，如他在《九辩》文首批曰：“《九辩》妙辞也，悽惋寂寥，世传宋玉作，然玉他辞甚多，率荒淫靡嫚，与此不类，知为原作无疑。”“世传”《九辩》“宋玉作”，不知始于何时。今核《史记·屈原传》中还没有这种说法，司马迁仅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后来到了王逸《楚辞章句》，对于这一点就有了明确的说明，王逸称：“《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王逸此说一出，后世多附和之，随之也就成为了定论。其间对此也曾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这在晁补之的《重编楚辞》中有所反映，其文云：“《九辩》、《招魂》皆宋玉所作，或曰《九辩》原作，其声浮矣。”显然晁氏对于这种说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从中至少可以反映出“《九辩》原作”的说法，是有其渊源的。后来到了陈深那里，则从《九辩》的具体文句出发，认为其具有“悽惋寂寥”的艺术风格，堪称“妙辞”，绝非宋玉“荒淫靡嫚”者所可比，这不免正是对晁补之“其声浮”的有力否定。又如他批《招魂》曰：“此篇深至，让《骚》悽婉，让《章》闲寂，让《辩》而宏丽则大过之。原盖设以招隐，亦寓言也。”批《大招》曰：“此篇闲靓简古，其为原作无疑。”关于此三篇的作者，目前学术界一般仍以王逸说为是，即《九辩》、《招魂》为宋玉作，《大招》为“屈原或景差”作。陈深以行文风格断定三篇皆为屈原所作，平心而论，尽管有失武断，但在此问题得以确考之前，作为一家之言，亦应备为一说。
以上就是陈深评点的基本内容，其中有对于前世《楚辞》注本的承袭，有对于屈赋文句及篇章意旨的释解，有关于屈子及《楚辞》艺术特色、文学成就的评说，还有关于相关有争议问题的品述，陈深论之所及，所关涉到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在早期的《楚辞》评点中，很少有人能在这方面与其相比。而如果将之再放置到万历时期《楚辞》评点的大背景中去看待的话，我们又会发现，这些评语在表现出万历时期《楚辞》评点“注评合一”整体性特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陈深的“文学性”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意识以及其外在化的“文学评点”，对于《楚辞》评点的发展则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由此陈深也就成为了早期《楚辞》评点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
本文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
罗剑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