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懷古，遙想古人之傳與不傳，確實由許多複雜的因素所決定，而今人讀其書，卻已不知其所以然了，此至為令人困惑者也。近讀《漢書》，其中《蘇武傳》寫得殊為可觀，它置於《李廣蘇建傳》中，李陵作為名將李廣之子李當戶的遺腹子，其傳附于《李廣傳》之後，而蘇武則作為蘇建之子，故其傳緊隨《蘇建傳》之尾，李、蘇合傳，然命運卻迥然不同，前者兵敗投降於匈奴，而後者則出使西域不辱使命，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按《後漢書·班彪傳》比較《史》《漢》說：“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文贍”相對于“文直”，意指《漢書》的文辭更加豐富和典雅，此緣于作者修史，自覺地以儒家經學為依歸，但是，這樣的潤飾卻無益乎記述的客觀性，在史學領域，修辭過度，難免會造成負面的影響，此已經引起讀者注意；而所謂“事詳”，則主要指班固的敘述具有精心的思考和安排，整篇文字起承轉合十分順暢，再加上伏筆、照應、對比等手法運用自如，幾乎如同小說一般精巧。但是相較于太史公的“事覈”，其真實可信度卻多少打了些折扣。而《李廣蘇建傳》正可為班固“文贍而事詳”作一注腳，值得我們來研究其成篇過程中的種種因緣。
一、蘇武何以成為“不辱使命”的歷史“選民”
被拔擢於芸芸眾生之間，蘇武成為一個“忠君”的典範，其始作俑者並非是歷史學家，此緣起和過程均十分複雜。《漢書·蘇武傳》記載：“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 《漢書·昭帝紀》記述該年“議罷鹽鐵榷酤”，標誌武帝政治之終結。 武帝天漢元年，蘇武出使匈奴，當時漢帝國的政策依然是窮兵黷武，等到武帝死後，霍光挾持昭帝這個兒皇帝，開始主政，至始元六年二月，召開鹽、鐵會議，此恰好是一轉捩點，意味著武帝政治遭遇清算，霍光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推行撥亂反正，實質上起到了挽救漢王朝的作用。《漢書·昭帝紀》云：“贊曰……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在這個時間點上，蘇武回到長安，自然不會引起太多注意，可謂很不走運。《鹽鐵論》卷第八《西域》第四十六記述：“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徼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心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并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當時在經營西域方面，蘇武尚不知名，要到班固撰《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纔幾乎達成“奉使則張騫、蘇武”這樣的共識，蘇武竟誇張地被拔高到與張騫齊名的地位。張騫本是漢武西域事業中的大英雄，其艱苦卓絕，可歌可泣！其建功立業，堪稱彪炳史冊！但是在昭帝鹽、鐵會議上，“文學”們對張騫言西域寶物，誘惑武帝，因而勞師萬里，以致生靈塗炭、官逼民反，均提出了激烈的控訴；也折射出武帝時期，山東、山西區域利益的尖銳矛盾。霍光的用意是要借助“賢良、文學”們的聲音，以扭轉漸入膏肓的政治。蘇武事功尚遠不及張騫，在霍光眼中自然無足輕重。所以“以武為典屬國”，此尚端賴交情匪淺的上官桀和桑弘羊之提攜，也算不上特別的榮耀，進一步推測，若無此二人，蘇武肯定會湮沒於紅塵滾滾之間。
然而，蘇武卻被牽扯進了霍光與其政敵的鬥爭之中。《漢書·蘇武傳》敘述：“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按《漢書·武五子傳》記載，自武帝衛皇后所生的戾太子敗後，燕剌王劉旦作為成年皇子，本有希望成為武帝的繼承者。可是武帝崩後，霍光卻立一年僅八歲的昭帝。對此，燕王劉旦心有不甘，於是與武帝其他幾位成年的皇子結謀，蠢蠢欲動。起先霍光拉攏上官桀、桑弘羊等謀立昭帝，然不久之後，此一並不牢固的同盟就解體了。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他們挑撥燕王，上書昭帝告霍光種種過失，想利用昭帝來扳倒霍光，其中一項就是斥責霍光獎懲不當，指蘇武出使匈奴近二十年，持節不降，回來僅封為典屬國，大為蘇武鳴不平；再反觀《漢書·武五子傳》記述燕王旦上疏言及“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為典屬國”云云，可見燕王旦桴鼓相應，果然原封不動地把這一條罪狀告到了昭帝那裡。可惜昭帝僅是一傀儡，當時他十四歲，或已經懂得作出政治抉擇，他完全投靠霍光，對霍光唯命是從；或可憐的昭帝根本就掌控在霍光手掌心裡，他并無權選擇。霍光最終以殘忍的方式處置了挑釁者，從而也達到權力的巔峰。在此驚心動魄的過程中，蘇武與霍光的敵對者過從甚密，甚至其兒子還參與了燕王等人的謀反之事，同被霍光處死。因此，蘇武即使逃脫牢獄之災，但卻被免除官職，原因就是其立場站到了霍光政敵的一邊，他幾乎瀕臨死境。
顯而易見，若霍光控制朝政，蘇武就難有出頭之日。然而，漢武一朝的政治風雲，其間后戚勢力的消長與之關係甚密。瞿同祖著《漢代社會結構》第五章《豪族》之西漢《外戚》揭示此種現象：“到了景帝和武帝時期，朝廷開始下大氣力削奪宗室諸侯王的封國和權力，於是外戚再度開始當權。在這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到竇氏、王氏、衛氏和霍氏諸家外戚的興起。”當朝天子往往信不過同姓宗室，而更借重於外戚的力量，在政治、軍事各方面，均體現武帝這種用人特點。故而，蘇武宦海沉浮，恰與朝廷政治跌宕起伏相關。征和二年，戾太子身敗，以此為分界，此前衛皇后一家得勢，此後則是李夫人一家受寵，其間兩家的榮枯興衰，尚有待發覆。衛青是衛皇后的同母之弟，官至大將軍；而霍去病則是衛青同母姊衛少兒所生之子，亦官至票騎將軍。在武帝朝伐匈奴的戰役中，衛、霍居功至偉，成為一代名將！霍去病死於元狩六年，而衛青則死于元封五年。隨著這兩位人物的去世，並且衛皇后年老色衰，武帝已移情李夫人等新歡，時移勢易，衛氏一族頓失依傍。李廣利作為李夫人的兄長，僅距衛青過世一年，他便於太初元年被封為貳師將軍，實際上已取代衛、霍，成為漢朝攻打匈奴的統帥了。
《漢書·公孫賀傳》說公孫賀夫人衛君孺是衛皇后的姐姐，太初二年春，丞相石慶薨，公孫賀受拜丞相，當時惶恐涕泣，預感到“從是殆矣”！足見當時衛氏家族大勢已去，面對著危機四伏的前程，公孫賀預感隨時會遭遇不測。果然，武帝征和年中，公孫賀因數犯法，輾轉牽連，父子俱死于獄中，以至於家族。按《漢書·武帝紀》記載，此事發生在征和二年春正月。清人汪中《舊學蓄疑》說：“李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年，相去八年；又四年而武帝崩，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即史遷書所謂‘薄從上雍’也。”汪中指出了前漢發生大事件的幾個年份，發端于“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朱安世是京師大俠，公孫賀逮捕朱安世，以贖取自己犯罪下獄之子公孫敬聲，朱安世於是在獄中上書，告發公孫敬聲隱事，此時在征和二年春天，到秋天七月，經江充的擴大株連，引火焚身到太子、衛皇后等人。若分析此事，顯然其矛頭所指是太子及作為后戚的衛氏一族。雖然《漢書》心存避諱，但是若相信此事僅僅出於江充的膽大妄為，就可以掀風作浪，彈無虛發，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江充只是依違于當朝衛、李兩大強勢家族之間耳，《漢書·江充傳》指出：“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奸。”這僅講出了事實真相的一半，實際上江充眼看衛氏失勢，他轉投了李家，否則陷害衛氏，事後孤立無援，他也必然自陷於險地，故天下非衛即李，是其不二的選擇，此乃武帝朝后戚干政之所致。而他的幕後黑手正是李家，由於衛、李兩家勢力此消彼長，李夫人成為武帝新寵，李家已具備抗衡衛氏的實力，就要爭奪衛氏的既得利益，所以江充纔有恃無恐。只是太子及衛皇后沒有束手待斃，挺身反抗，江充被殺，最終，衛皇后自殺，戾太子失蹤，釀成武帝暮年之悲劇。在此過程中，李家目的基本上達成。
故《漢書·劉屈氂傳》敘述：“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犛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不知是否《漢書》此傳的作者故意保留了此段對話，起到為後人存史的寶貴作用。所謂“其明年”正是巫蠱大獄之後的那一年，也就是征和三年，而且《漢書·武帝紀》中更明確記錄了貳師將軍將七萬人出兵的時間是此年的春三月，距離太子之敗亡僅僅半年左右時間。丞相劉屈氂和貳師將軍李廣利是兒女親家，屬權力結盟關係，李廣利又將出兵匈奴，臨行前他關照親家丞相劉屈氂，讓他請武帝立自己妹妹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可見李家要取代衛氏的野心蓄謀已久。當衛氏覆滅之後，李廣利將其企圖和盤托出，也正印證了巫蠱案的來龍去脈。從《漢書》上述文字來看，李、劉兩人在渭橋告別，李廣利因謀害衛氏大功告成，而且自己重兵在握，顯露出志得意滿的心情，足見他並非巫蠱之獄的局外人，而恰是主使者。
上述汪中認為“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即史遷書所謂‘薄從上雍’也”（《文選》作“薄從上雍”，與《漢書》作“薄從上上雍”稍異），《漢書·司馬遷傳》收錄了以司馬遷為作者的《報任安書》，其中談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冬季，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任安所犯何罪？此罪即巫蠱逼反衛太子之際，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以遭拘禁；而司馬遷跟隨武帝行幸雍，其所謂“卒然不可諱”，李善注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其實寫此信者真切地體會到當時政治氣氛詭譎異常，當時司馬遷的命運也殊為堪憂，如此方能理解撰寫此書者，何以為司馬遷設身處地，投注生命激情於其間，他是將它作為擬絕命書來寫的。而當時政治兇險，可謂千鈞一髮之際，一則緣于武帝年邁，“法令亡常”；二則從“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到後元二年二月，武帝崩于五柞宮，在此兩年當中，所發生的事情令人疑竇叢生。最令人生疑者在於李廣利出師之後，枝蔓牽連衛氏家族的巫蠱獄竟然還在延續發展，而此事的方向卻發生逆轉，矛頭居然指向肇其事者——李家了。《漢書·劉屈氂傳》敘述劉、李兩家政壇上曇花一現的最終結局：“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棄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按照常理推論，將在外時，朝庭應當善待其家族，即使家人犯法，也須等到凱旋，再作處置。而巫蠱一獄轉移風向之後，非但直指貳師將軍、劉屈氂謀立昌邑王的企圖，而且將劉屈氂及妻子以至貳師將軍妻子一併收押、處死，如此迫不及待，此犯用兵之大忌，顯然其目的是要斷絕貳師將軍返國之心。
而誰在操縱這一驚人的政治轉向？絕無二人，唯有霍光。《漢書·霍光傳》記載霍中孺與衛少兒私通而生霍去病，此後娶婦則生霍光，故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異母之弟。當李廣利為首的利益集團在剷除衛氏一門時，霍光是漏網之魚。《漢書》本傳敘述霍光在霍去病死後，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得武帝的親信，可見他是能夠接近武帝身邊的人，這樣的身份有其特殊性，他往往能夠成為暮年皇帝身邊最有實權者，集權政治一再印證了此點。《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朝中氣氛：“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故秦始皇崩後，身為中車府令趙高竟能決定廢公子扶蘇以更立公子胡亥，這是集權專制政治在皇位傳承過程中經常發生的事變，也是此種政體之死結。而霍光就正如趙高之所為，悄悄地做成了驚天動地的大事。因此，他除了謹小慎微之外，《漢書》本傳還說他性格“沈靜詳審”，透露出他還具備做大事的人格特質。征和二年衛太子事發之後，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之危險時刻，霍光借助黑幕政治的可乘之機，以小博大，完全控制了漢武帝，自征和三年春以至後元二年春二月，在此期間，武帝生死其實是一個謎。總之在朝廷宣佈武帝死訊之前，武帝的政令一出於霍光之手。他主要採用了兩招計謀，一為調虎離山，二為借力打人。他深知李廣利是手握重兵之人，故他以皇帝的名義，令貳師出兵；隨即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借對手所玩弄的巫蠱伎倆，來反制對手，令李家“宗族遂滅”。再看《漢書·武帝紀》述及：“後元元年春正月……昌邑王髆薨。”此昌邑王在史書中面目不清，《漢書·夏侯始昌傳》述及：“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武帝是否有意要立昌邑王為繼位者，此事難考，然他深得武帝之鍾愛，當屬實也。而劉髆竟“薨”於此時，十分蹊蹺，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在此節骨眼上忽然死去，霍光則為推出自己的傀儡皇帝掃清了障礙。
《漢書·霍光傳》敘述：“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接著敘述到後元二年春，武帝臨死前，遺詔霍光和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一起輔佐少主，那就是年僅八歲的孝昭皇帝。史家此處似乎故意透露一絲消息，同傳又說：“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漢書·劉屈氂傳》謂：“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太子已經察覺身在甘泉宮的武帝被姦臣所左右；甚至在《漢書·武五子傳》中借燕王旦之口，直言“立者疑非劉氏”，認為昭帝並非為武帝所出。其實只要按之常理，武帝不立成年的皇子，而竟然挑選一年幼的皇子作接班人，這是歷來帝王選擇嫡傳之子時所最忌諱的，雄才大略如武帝者，絕不會出此下策，所以其所謂遺詔也就不攻自破了。此種史家筆法體現了《漢書》此傳作者的矛盾心理，若秉筆直書，則前漢劉氏政權似斷絕于霍光之手，而非王莽，而且，霍光掌權實際上有撥亂反正之功，惠利天下蒼生，對此當時及後世人均表認同。因此，此傳作者等亦有所避諱，這樣做既回護了霍光，也肯定了昭帝及其此後數朝的合法性、連續性；同時作為史家，理應有為後世存史的良知，故史家亦用曲筆將真實歷史隱晦地告知後人。
元平元年昭帝崩，昭帝沒有兒子，在武帝僅存的兒子廣陵王劉胥和武帝孫子也即昌邑哀王之子劉賀之間，霍光與大臣必須斟酌抉擇。在昭帝一朝，霍光已經習慣於掌控一切，所以越具成年主見及繼承合法性者，霍光越竭力避免與此共天下，最終他選擇了劉賀。劉賀是已故衛皇后一族之仇人李夫人與武帝所生之子的兒子，霍光竟然會選擇此人作皇位繼承人，顯然在他看來，擺佈其人，主宰朝政，當易如反掌，且胸有成竹，一如操縱昭帝般容易。然而等到招昌邑王入宮之初，霍光頓然發現，從昌邑跟隨劉賀而來的群臣卻非等閒之輩，他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大有反客為主之架勢，在這些人謀劃之下，自己將艱于應付，因此他假借皇太后詔，捏造一些昌邑王無禮不道的惡行，立刻廢黜其人。霍光隨即誅殺昌邑群臣二百多人，這些人臨死時高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正反映出劉賀被廢的真正原因。
至此時，漢朝尚可繼位者，在劉氏近親之中，唯有流落於民間、號稱皇曾孫者，他正是被冤屈而死的衛太子（戾太子）的孫子，據說其人品、學養均不錯，實際上，無論如何，也就是他了。於是被霍光接入宮內，立為孝宣皇帝。而正是在漢宣帝真正掌權之際，蘇武命運改變了，霍光當政，其子因罪而死，此一跡近潦倒的老人，忽然之間，時運并濟，搖身一變，竟身登“麒麟閣”，此中因緣亦應從霍光淫威下宣帝心態中來深入體察。歷史選擇了皇曾孫，切莫以為與衛氏有親戚瓜葛的霍光在替戾太子申冤。從人性而言，身在萬人之上，亦不在一人之下的霍光，其實之所以選擇漢宣帝，當時唯有權力的考慮，而絕不涉及諸如親情等其他因素。按《史記·酷吏列傳》述及：“（杜）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桑弘羊絕命於霍光之毒手，而司馬遷在此前已經去世，可見此《杜周傳》當非司馬遷所撰，故而，此所謂“天子”亦非武帝，而是昭帝，確切而論，是昭帝身後的霍光。然而，在武帝後，“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說明霍光非但要置政敵于死地，甚至對衛皇后家族倖存者，或對他有所不利者，他也絕不放過。
據《漢書·霍光傳》記述，自昭帝以來，霍氏“党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而在宣帝天性之中，其主體意識甚強，宣帝一方面“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已經對霍光耿耿於懷了，而繼位之後，與霍光相處“若有芒刺在背”，極不自在，此註定霍氏不除，其心不快，此亦為霍氏慘遭覆滅埋下伏筆。在政壇上，歷經昭帝和宣帝二朝，“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他死於是年。作為一個失去頂樑柱的家族，霍氏罪惡被逐漸揭露，這正是牆倒眾人推的人性表現，霍氏罪惡昭彰，幾乎罄竹難書，最後亦難逃“宗族竟誅”厄運。而宣帝身為一個曾經命懸一線的落難公子，雖然一國不容二主，對霍光的專權，他絕不能忍受，可是作為故太子之孫，已經淪落民間，還有機會身登帝王寶座，並真正掌握權力，此畢竟是一生關鍵性轉折。《漢書·蘇武傳》記述：“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府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歸翁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贊曰：……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按《漢書·張湯傳》附《張安世傳》敘述皇曾孫幼孤，張安世兄張賀“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在宣帝心中，張安世遠比霍光親近；《漢書·趙充國傳》稱：“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而從《漢書·丙吉傳》中可以看到，丙吉曾經保護和撫養衛太子孫也就是後來的漢宣帝，後又參預了尊立皇曾孫之事，功不可沒，以致宣帝為報恩，封之為丞相；據《漢書·魏相傳》敘述，可知魏相與丙吉是密友，在霍光身後，“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內外呼應，首開對於霍氏家人、黨羽的清除行動，有助於宣帝親政；《漢書·杜延年傳》謂：“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漢書·劉德傳》稱劉德“與立宣帝”，劉德先投霍光陣營，後又成為宣帝所倚重者；《漢書·儒林傳》說梁丘賀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他是宣帝十分相信的“風水師”；《漢書·蕭望之傳》記錄蕭望之上疏，鼓動宣帝在霍光身後，消除霍氏餘勢。上述人物之事功，其重點不在國而在君，此輩在宣帝落難時挺身保護、在宣帝繼位前參與謀立，並且在宣帝與霍氏鬥爭中給予堅定的支持，成為與宣帝同舟共濟者，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故而有資格圖畫于麒麟閣。
在麒麟閣畫圖人物中，蘇武雖忝陪末座，但意義深遠。其“入閣”原因之一：“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今人已難聞其詳，但是由於蘇武位卑言輕，其謀立的功勞，想必難與他人相提並論；原因之二：本始二年，宣帝即位不久，即下詔，企圖全盤復辟漢武帝的“文治武功”，迅速逆轉了霍光自鹽、鐵會議以來的內外政策，對於西域等地，宣帝一朝曾數度出兵攻擊，令蒙塵已久的“老英雄”蘇武亦時來運轉，其姓名實被賦予了政治及政策符號的性質。《漢書·宣帝紀》說：“（甘露三年春）二月……匈奴遂定。”“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此說明宣帝藉表彰蘇武以伸張其積極主動的匈奴政策，也回應了當年霍光對蘇武的漠視，加倍補償英雄多年來所受的冷遇；原因之三：憑藉對蘇武參與謀立的贊許，樹立其人作為君臣關係的楷模，其中別有宣帝的政治深意，當屬蘇武有幸“入閣”更為關鍵的契機。
二、為蘇武樹碑立傳政治意圖之分析
漢武帝獨尊儒術，其用心在於鞏固大一統的權威，武帝一朝在竇太后去世前後，儒家經學逐漸佔據了政治、學術的主流地位。此時《春秋公羊學》獨領風騷，董仲舒精研《春秋公羊學》，他要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春秋》董氏學理論系統中，雖然具有鮮明的民本思想，然而漢武帝僅利用它有助於建立君臣秩序的一面，以建構起一種貫通君臣的是非善惡的判斷體系甚至話語體系，對於量裁社會中人的言行就不再准的無依，“《春秋》之義”就被奉為朝廷政治之圭臬。而先秦以來，諸子百家的價值判斷從來就不一致，因此必須“抑黜百家”，以孔儒為依歸，來為社會找到共同的對質點，從而在儒家經學體系及話語系統下，以促進全社會的思想統一，所以《春秋公羊學》便成為官方主流學術。
《漢書·嚴助傳》記載武帝賜書嚴助曰：“……具以《春秋》對，無以蘇秦縱橫。” 而所謂“具以《春秋》對”，實質上指要依照《春秋》的義理及話語來作答；嚴助惶恐，上書謝稱：“……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嚴助深得武帝之心，說出了“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這樣的話，此正是武帝崇儒的本意，嚴助黠慧，道出了武帝心裡話，將父子之親，與君臣之義牽合，並且將後者淩駕於前者。像汲黯那樣堅持黃老話語，武帝斥責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漢初至於文、景以來，黃老頓然淪為一種將被淘汰的學術，士人若想要躋身仕途，就必須轉學儒術。而此種轉變的重心在於構建和確立忠君的理論，舉例而言，明末的余懷（字澹心）《四蓮花齋雜錄》卷六云：“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為戰國之君臣言也。若大一統之君臣，則臣無仇君之義。孟子為失言矣！伍子胥鞭屍掘塚，暴戾恣睢，此可行於一統之世乎？聖人之言則嚴而渾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余懷所引《孟子》的話出於《孟子·離婁下》，而所引孔子的話則出自《論語·八佾》，他敏銳地比較了戰國與大一統時期，社會君臣觀的巨大差異，戰國思想本乎人情，而大一統觀念則不近人情。孟子生於戰國中期，其民本思想令他具有一種平視帝王的氣概，然而下揆諸大一統時代，他對於帝王不恭的言論，就極其不合時宜，甚至犯上作亂了。而漢朝是建立在推翻暴秦基礎之上的，漢初以至文、景，重啟了孟子式的高昂士氣，此在漢初以來，可謂形成了一股蓬勃的社會思潮，清新而又昂揚。陸賈《新語·道基》主張：“君臣以義序……君臣以義制忠。”賈誼《新書·階級》篇引用戰國時舍生報主的豫讓的話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為之國士用。”《淮南子·主術訓》則直言：“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司馬遷《史記·樂毅列傳》記錄了樂毅《遺燕王書》所謂：“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認為君臣關係和朋友相交之道是一樣的，對於臣一邊而言，絕不存在無條件的忠君義務。《論語·學而》曰：“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孔子已將父母與兒子、君王與臣下以及朋友之間三層人倫關係並列，《論語·顏淵》中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實以“君君”作為“臣臣”之前提條件，若缺乏前提條件，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孟子》尤其鮮明地將父子人倫置於君臣關係之上，其《滕文公下》把楊朱的“無君”和墨翟的“無父”並舉，而且兩者並非是等量齊觀的關係，按其《盡心下》說：“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莊子·人間世》篇云：“仲尼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郭店楚簡《語叢三》有曰：“父無惡。君猶父也，其弗惡也，猶三軍之旌也正也。所以異于父，君臣不相戴也，則可已；不悅，可去也；不義而加諸己，弗受也。”當時人已關注到君、臣和父、子這兩種性質不同的人倫關係，“所以異于父，君臣不相戴也，則可已”，父與子是一種永遠不能割捨的血緣關係，而君與臣則不然，若互相不能容忍，則臣可與君恩斷義絕，即使不告而辭亦可也。在戰國時期，此種思想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的君臣倫理觀，而漢初以來，尚延續著此種觀念。
若要概括漢武帝所謂的“雄才大略”，其實也得著眼于其時君臣關係的改變，相較于文、景二帝，武帝在君臣關係上獲得了突破性的勝利，君權更加具有威權力地控制了臣權，使得“漢武”與“秦皇”在中國歷史上可以互為伯仲、並駕齊驅。觀《漢書·賈鄒枚路傳》，此卷中人物大多活躍于文、景之時，均有戰國縱橫家之遺風，足見士人當時胸中洋溢著充沛的主體意識；然而到武帝鼎盛之時，前朝臣下所敢於表達的平視以至藐視君權的言論，就逐漸歸於銷匿，以《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為例，豐功偉烈如大將軍衛青，他對於人主和人臣之分際，也拿捏得小心翼翼，從中所窺之端倪，那就是君臣關係在此時發生了大逆轉，所謂“忠君”概念被大大強化。在春秋戰國時期，考察“忠”這一語詞，它並非專門相對於“君”而言的，如《論語·八佾》雖云：“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在《論語·學而》引述：“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一“忠”字盡可相對所有人而論，郭店楚簡有“忠信之道”的簡文，《老子》三十八章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忠”與“信”其實均指個體立身處世中所表現出來的誠意正心的精神及態度，而所針對對象，可以泛指一切人和事。當政治一旦建立起高度集權體制，君要淩駕於一切之上，形成失去約束的至高無上的權力，然則如黑道老大及邪教教主一樣，其權力的侵略性和滲透性就會得寸進尺、無孔不入，以至於挑戰人倫血緣親情，因為血緣親情阻隔了他們對於屬下或臣下的最後控制，所以君臣關係必須超越父子深情，纔意味著權力主宰者勝利之最大化，於是一個“忠”字也就窄化為專對於君而言了。譬如《漢書·韓延壽傳》敘述韓延壽父親韓義為燕郎中，昭帝繼位，因諫燕剌王謀逆而死，魏相讚頌其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所謂人臣之義就是政治責任居於人生之首位；《漢書·杜延年傳》云：“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 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武、昭、宣三朝，確立“人臣之義”，堪謂吾道一以貫之。
故武帝借助《春秋》之學，其意圖正在於強化臣對君絕對忠心。而恰在武帝朝推行此種新型君臣觀的轉型期，司馬遷成為了祭刀的羔羊。《漢書·司馬遷傳》收錄《報任安書》，作者為司馬遷代言，其中談及自己因為李陵之事而罹禍的經過，此篇文字中，作者依然用戰國時期的君臣觀來為李陵作是非判斷，他認為李陵所具備的種種美德，體現在對自己的父母盡孝，對於朋友、士卒能夠先人後己，而對於國家甚至可以奮不顧身，此次出戰，他也已經盡到為人臣的職責了。《孟子·盡心下》指出：“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高踞權力巔峰的武帝卻把君的地位置於社稷和民之上，也即置於國家和父母之上，便將《孟子·盡心下》所列的次序完全顛倒過來了。司馬遷用戰國時期的君臣之道來評價李陵，顯然已不合時宜，甚至會觸怒武帝。在《漢書·司馬遷傳》中，班固人云亦云，指責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黃老屬於戰國思想，在漢初得以延續；而“六經”則被用來建構大一統的權威主義，《報任安書》述及司馬遷讚揚李陵，竟然語不及武帝恩威，若此屬實，則恰好犯了大忌，他未能跟上武帝朝思想轉型步伐，宜其遭受宮刑之大厄也。
然而，前漢時期，李陵兵敗，武帝“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而司馬遷僅為李陵說一句公道話，竟遭宮刑。此等慘礉少恩，實在不近人情之極，會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危及君臣共同體之維繫，甚至會導致崩析的後果。因此，如何既樹立君王的權威，又不致於令臣下為之心寒，此是李陵一案之後，朝廷必須直面的問題。而如何彌合由此而產生的君臣裂痕，此再也沒有令李陵悔過更有效的了，故而，為了替帝王暴行自圓其說，并對李陵慘禍有個交代，實際上，《漢書》中，蘇武和李陵合傳，正說明作者企圖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關於《蘇武傳》的撰寫，並不始于班氏父子，自蘇武得以畫圖于麒麟閣之後，朝廷已經設定“忠君”這一主題，來為蘇武杜撰一篇《蘇武傳》，當然，也連帶到如何為《李陵傳》定調。霍光破壞了君尊臣卑的規矩，宣帝當政必須加以修正，並且進一步鞏固武帝所崇尚的“《春秋》大義”；《漢書·食貨志》說：“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用吏多選賢良，不純用酷吏、能臣，折射宣帝除了優化吏治，並且具有擅長輿論造勢的一面，表揚蘇武可能正是當時修正工程的一部分。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第三十八則《與蘇武同出使者》揭示：“蘇武使匈奴，守節不屈，十九年始得歸，人皆知之。然是時守節絕域，或歸或不得歸，不止武一人也……又況是時二十餘年間，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以相當，前後凡十餘輩，則其中守節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不見於史籍，則有幸有不幸，豈不重可歎哉。”其言下之意指當時滯留於匈奴者，甚或兇險于蘇武的經歷者，亦為數不少；此是漢朝和匈奴對峙期間，作為使節通常會遇到的事情，屬司空見慣之事。按《漢書·西域傳》記載：“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而唯有蘇武被凸顯出來，且被大張旗鼓地宣揚，對於蘇武而言，殊為幸運。然而此種幸運降落到蘇武頭上，絕對不是出於偶然因素，而是因緣湊泊下，朝廷有意的安排。
從傳世文獻角度來看，較早描寫蘇武行狀者，要數劉向《新序》。劉向是和蘇武一同畫圖麒麟閣宗正陽城侯劉德之子，根據《漢書·楚元王傳》所附《劉向傳》記述，劉向一生事宣帝、元帝及成帝三朝，作為曾得宣帝尊寵的宗室子弟，理解宣帝意圖，為宣帝樹立蘇武而作宣傳，想必也屬情理中事。其《新序》卷第七《節士》之二十九則《蘇武章》說“蘇武者……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並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為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此篇關於蘇武事蹟的簡述，或許還不是《蘇武傳》的最初雛形，劉向或許轉錄於他處，然而，其價值在於，首先，它印證了《漢書·蘇武傳》之成篇，是在此基礎上加油添醋，逐漸增加了演義的成分，它也許正是《漢書·蘇武傳》之祖本。而兩者記述的出入也十分明顯，譬如《漢書》本傳說蘇武出使之所以被扣留，是因為捲入了匈奴的內訌，而這裡卻說是兩邊互相扣留使者的緣故；而脅迫蘇武投降的手段，《漢書》本傳所述是利用冬月祁寒來凍餒其人，而此《蘇武章》卻是盛暑暴曬，兩者寒暑迥異。其次，其中唯一蘇武口中說出的金句是“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此話先見於《嚴助傳》中，觀乎此，當時朝廷宣揚其人的用心便昭然若揭，其意圖是想令臣下忠君如事父，從而混淆君臣倫理和父子血緣親情之間的界限，以激發起臣下對於君的無條件的忠心。《漢書·枚乘傳》引述枚乘奏書諫曰：“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顏師古注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漢書·韓延壽傳》記載：“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孝經》本乎人情，以為作為人子，事君僅為其感情之一部分，尚不及事父之無所保留；而劉向《說苑》卷第三《建本》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漢書·杜周傳》引述杜欽曰：“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也是將君臣和父子並舉，此反映前漢朝廷確有強化君臣大義之舉措。
在《漢書·蘇武傳》問世之前，在前漢末年，揚雄也語涉關於蘇武的評價，其《法言·淵騫》謂：“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可見蘇武的地位陡然與張騫並肩了，此或許為班固《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所謂“奉使則張騫、蘇武”之所本。至後漢，王充《論衡·譴告》篇謂：“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論衡·別通》篇說：“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王充自稱出自班彪門下，班固繼承班彪的遺志，在漢明帝及漢章帝朝，大致完成了《漢書》的寫作。王充說他孝明之時讀到《蘇武傳》，故此傳當屬班氏父子之手筆，蓋與《漢書·蘇武傳》相去無幾。張衡《應閒》讚揚：“蘇武以禿節效貞。”到東漢中期，蘇武的故事更加家喻戶曉；與之相應，關於李陵的傳記似乎便於蘇武結下不解之緣，清姚振宗撰《漢書藝文志拾補》在《李陵別傳》條目下說：“《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死必葬蠻夷中耳。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知，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離別之人，死為異域之鬼！”按：《李陵別傳》當是前漢人作，陵既不得已降匈奴，漢朝人士頗有憫惜之者，故為是傳，志悲感焉……’”
《漢書·李廣蘇建傳》的核心是《李陵傳》和《蘇武傳》，天漢二年，李陵與匈奴作殊死之戰，無可奈何之下，兵敗投降，他說：“無面目報陛下！”將軍與使者在外，似其一心所系者，惟在於“陛下”一人，真如杜甫所謂的“葵藿傾太陽”，亦不為過也。《蘇武傳》記載，蘇武比李陵早一年抵達匈奴之地，李陵投降，而蘇武則堅貞不屈。按照趙翼上述劄記之敘述，漢朝、匈奴交惡，兩邊互扣使節，其實是互為人質，降或不降，在於匈奴一方，可能也屬不急之事，無關緊要。即使蘇武真的面臨酷刑逼降，而能夠支撐其意志、堅持不降者，除了報答武帝這一因素之外，可能尚有其他多種原因，譬如在種族和文化上，中土人士藐視匈奴，視之如禽獸，等等，然而《漢書》卻僅以“忠君”概念，以此為邏輯依據，來解釋《蘇武傳》之行為。當描寫到李陵受單于派遣，到北海上勸降蘇武，他告訴蘇武，當蘇武離開漢朝一年內，蘇家慘變連連：蘇武兩個兄弟均因為些微罪責，或“伏劍自刎”，或“飲藥而死”；尤為人子之痛者在於，蘇氏兄弟的母親亦于此年去世，李陵幫助料理了其喪事；而且因為丈夫遠行，蘇武妻子已改嫁；剩餘的“女弟二人，兩女一男”，都生死不明。面對遭王權之剝奪，以致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境況，自己孤身一人漂泊于西域的荒野，在此營造的典型環境中，《蘇武傳》借李陵之勸誘，來拷問蘇武靈魂，蘇武是否會對武帝及朝廷產生怨懟之情呢？若有憤怒，在此天高地遠之處，面對曠野雪嶺，大可發洩其苦痛，可是，蘇武居然沒有一絲怨言，且異常平靜，他說：“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蘇武表達自己和家人常有為“陛下”慷慨赴死的心願，雖肝腦塗地亦在所不惜，此將劉向《新序》卷第七《節士》之二十九則《蘇武章》中所謂“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改換了語境，此番擲地作金石聲的話，移置到蘇武回答李陵之勸降，在對比中更顯示出“忠君”者大義凜然，寧死不屈，亦足以反襯出叛國者無地自容，其實在武帝時代，沒有國，只有君，叛國就是叛君，屬於滔天之罪。《蘇武傳》精心設計了蘇、李見面和對話，是否真有其事，已無可稽考，其重心是要讓李陵在蘇武堅毅人格映照下，俯首悔過，令他說出：“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自是，武帝“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非但具有了充足理由，而且，讀者在同情李陵遭際之餘，也似乎認為李陵確實有虧於為臣之道，罪不容赦，於是漢武帝處置李陵家族亦具備了正當性，其殘暴亦被輕輕地開脫了。
為了突顯蘇武忠君如事父的意識，《蘇武傳》寫到武帝崩的消息傳到蘇武耳中，他“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前此，其母死訊由李陵告知，蘇武反應十分理智和平靜，然而，當李陵告訴他武帝崩，他卻遠比親生父母去世更感悲慟。這是作者故意設下的一種對照，忠君便淩駕於孝親之上，它成為社會人倫關係之核心，“忠”與“孝”相比，顯然“忠”比“孝”更加重要，在君王、國家面前，個人之家庭和父母顯得無足輕重，亦與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相暗合，均折射一種狂熱的國家主義思想。
《蘇武傳》使用了層層遞進寫作手法，最後蘇武終於歸國，《蘇武傳》更特意安排了蘇武和李陵最後一次相見、也就是訣別的場景，生離死別，百感交集，無論是去者或留者，都遭遇了人生的巨大悲劇，蘇武歷經磨難，終於重歸故土；而李陵雖九死一生，卻身敗名裂，兩者毀譽殊途，於是，蘇武高大形象被成功地樹立起來了。范曄所謂“固文贍而事詳”，在《蘇武傳》中得到印證。
《漢書》屬於班氏父子共同著作，其中《蘇武傳》出自班彪之手可能性較高。《漢書·敘傳》說：“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班斿是班彪的伯父，他曾經與劉向共事，而且還得到當時朝廷許多珍貴文獻，劉向所撰《新序》之《蘇武章》之類關於蘇武的材料，他可能也曾有所接觸。《漢書·敘傳》又說：“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党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班彪自幼與班斿之子班嗣共硯席，故也極有可能看到班斿所收藏文獻資料，此對於班彪寫作未完成的《漢書》，大有幫助。《漢書·敘傳》敘述班氏：“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此屬班氏家風，對於漢朝從事西域事業的認同，以及班固兄弟均曾有隨軍出擊匈奴的經歷，此一併是寫作《蘇武傳》所需熱情之源泉。
然而，《蘇武傳》之基本格局及傾向性當由班彪所確定，班固受揚雄影響之深，有甚于其父親班彪。按班固《離騷序》有曰：“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其人生觀與《蘇武傳》所傳遞的“忠心”觀念已相去甚遠；《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說：“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並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根本沒有提及他幫助蘇武擺脫匈奴羈押之事；《漢書·匈奴傳》述及：“……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此明顯與《蘇武傳》相牴牾，若此與《蘇武傳》作者出自一人之手，就不會犯這樣自相矛盾的錯誤，因此，《蘇武傳》是在劉向《蘇武章》的基礎上，為宣揚“忠君”觀而量身定做，其真實性自然就被忽略了，而其宣傳的目的，則不言自明矣。此番加工改造的工作，想必多出於班彪之手。《蘇武傳》的最後成篇，即使亦有班固的參預之功，可能也僅僅也在於文字的潤飾而已，班彪居功至偉，實與其《王命論》屬於同一基調。
苏武墓
三、託名李、蘇的傳世作品之辨析
顏之推《顏氏家訓》卷第四《文章》第九說：“李陵降辱夷虜……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此說明在南朝末期，從文章的角度而言，像顏之推這樣的文士確實曾經眼過署名李、蘇的文章。但是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
而按蕭統《文選》之載錄，其第二十九卷“詩己”之“雜詩上”收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及《蘇子卿詩》四首。從內容上看，此本應置於《文選》的“贈答詩”之內，他們亦符合贈答詩標準。或許《文選》所收“贈答詩”作者均比較確定，不太存在著作權問題，而由於兩晉時期，模擬前人或代某人作詩的風氣較為盛行，而《文選》中所收李、蘇作品，卻不免令人心存疑慮，因此，將此七首詩列於“雜詩上”之《古詩十九首》後，此緣於《古詩十九首》本身就存在著作者問題，故有這樣的安排。然則若按時間排列的話，李、蘇自然應置於其前，而竟然列於其後，就正說明了《文選》編者對其真偽舉棋不定的疑惑，且隱隱感覺到其詩風祖述《古詩十九首》。
既已明暸《漢書·蘇武傳》成篇經過，清楚地知曉其宣傳目的，那麼作為史書，它是否具備“實錄”的品格，就很令人置疑了。按較早的劉向所撰的《新序》之《蘇武章》，其中並無蘇、李相見的記載，而在《漢書·蘇武傳》中，兩人見面共有三次之多，而作史者在文章中每一次安排兩人相見，都是企圖借助李陵，來烘托蘇武，其可信度自然不高。若認為李、蘇其實根本未曾在匈奴見面，那麼署名李、蘇的文學作品，自然均屬偽託之作了，此種可能性其實大大存在。而觀《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若此三首詩初衷就是偽託李陵口吻，那自然就揣摩了《漢書·蘇武傳》及《李陵傳》裡李陵自責內疚的基調來寫作的，而《漢書·蘇武傳》中，李、蘇訣別時，李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雖然末尾兩句曲終奏雅，回到《蘇武傳》作者所設定的“報恩”的主題，但是倒體現了出生入死于沙場的將軍的氣概，而《文選》所選之上述三首詩，不過是擬《古詩十九首》的作品，很可能原作者本來所寫是送別，後被移植到李、蘇二人頭上了；至於《蘇子卿詩》之一曰：“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商。”《蘇子卿詩》之二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其中“昔為鴛與鴦”、“結髮為夫妻”云云，用於比喻李、蘇之揮別，顯然不倫不類，對此不能認為是蘇武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首創，而應該視作後世好事者的移花接木，把本與蘇武不相干的詩篇，置於蘇武的名下了；《蘇子卿詩》之四曰：“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按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五之二十八則說：“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此更證明這些詩不會出於蘇武之手筆，此七首詩蓋與李、蘇無涉也。
《文選》第四十一卷“書上”，卷首就收錄了《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此大致上是拼湊《漢書》之《李陵傳》和《蘇武傳》而成，亦與司馬遷評價李陵如出一轍。其中有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其實是回到了戰國君臣對等相報的觀點，替李陵發洩了心頭的憤恨，可能比《漢書》更接近李陵遭難之後的心跡，但是與上述七首詩同屬於擬作的性質，這是可以肯定的。
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一期
作者：
汪春泓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编辑 | 朱海啸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