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曾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 任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
文话，与诗话、词话一起，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体裁，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随笔体的诗话、词话和文话，均起源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诗话之鼻祖，作于宋神宗照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退居汝阴时期;第部词话应是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约作于元丰初(元丰元年为1078),相距不到十年;今存第一部文话著作当推南宋乾道六年(1170)成书的陈骙《文则》，它也是我国最早的辞章学专著,实已不为说部性文话所限(说详下);四六话则数王铚的《四六话),成书于宣和四年(1122),还在《文则》之前。自开山林,径途日辟,历元明清而作者继踵,典籍洋洋大观，汗牛充栋,因而汇编之丛书应时而生。诗话方面有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二十八种)、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三十四种); 丁氏又辑《清诗话》(四十二种)，近人郭绍虞继辑《清诗话续编)(三十四种)。又有自署“不求闻达斋主人”所辑《古今诗话丛编》(三十三种)、《续编)(三十六种)。词话方面则有唐圭璋《词话丛编》(1934年初版六十种,1986年修订版收入八十五种)。唯独文话丛编汇刊之举却告阙如，长期以来,引为学界一大憾事。《历代文话》的编辑出版，实为填补我国古籍整理方面的重大空白,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修辞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等学科提供基础的文献资料,也能对当前的文章写作乃至一般的文化发展发挥相当的作用。
上述《历代诗话》(词话丛编》和《历代文话》，分别为中国古代诗学、词学和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的汇编，所收范围并不仅限于随笔体、说部性质之“话”，只不过“话”以其形式自由、笔致轻松而为作者们所喜爱采用，因而更较常见而已。从论“文”方面而言，自先秦至魏晋，评论、研究文章之风日盛,但零锦片玉,散见于学术论述和各自文集之中。现存最早的论“文”之独立专著，当推《文心雕龙》。其前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任昉《文章缘起》今均残逸。刘勰之书体大思周，笼圈条贯，其宗旨、其规模,实开后世文评的先声。然诗、文融而未分，其研究对象乃是“杂文学”整体。随着“文笔之辨”兴起，韵、散始区疆分界,文评亦渐趋独立。降至唐代，古文运动勃兴，“古文”概念在“骈散之辨”中始得确立。但其时论“文”之作,现存者均为单篇序跋书简;所著录之专书，如孙郃《文格》、冯鉴《修文要诀》、王瑜卿《文旨》、王正范《文章龟鉴》、倪宥《文章龟鉴)等(见《宋史·艺文志》卷八)，今皆逸失。
古文研究与批评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且著作体裁完备，几已囊括后世文论著作的各种类型:一是颇见系统性与原则性之理论专著，如陈骙《文则》，论述井然有序，体裁颇为严整，尤在修辞理论上更富开拓性。宋末人李涂《文章精义》以见解精当亦属此类。二是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即狭义之“文话”。比之前类著作，内容广泛丛脞，大都信口说出，漫笔而成，于系统性、理论性有所不足。如周密《浩然斋雅谈》之卷上论文，以搜集遗闻逸事为主，兼及评骘文章优劣，形式自由，编次无序。楼昉《过庭录》仿此。《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亦可归人此类。三为“辑”而不述之资料汇编式著作。如王正德《馀师录》，杂辑前人论文之语,不加己意。张镃《仕学规范》之《作文》四卷，亦是如此。四为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吕祖谦之《古文关键》首创古文评点之风，精选唐宋名家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卷首又列《看古文要法》，论述文章体式源流等;其门人楼昉《崇古文诀》增事踵华，扩大收文范围，点评别出新意;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尚理为旨归,取径偏窄;宋末又有谢枋得《文章规范》等。
此四类著作体裁成为后世文评著作的基本格式，未再出现新的品类，然亦有演变、发展。如第三类资料汇编式者，至明高琦《文章一贯》，始予前人论说材料类聚区分，纳入“立意”“气象”“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以及“起端”“叙事”“议论”“引用”“譬喻”“含蓄”“形容”“过接”“缴绪(结)”等十五子目，由“杂抄”进而为“类编”，规矩粲然，且体现编者一定的文论思想。此法又为后人所采用并加以捐益变化。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历代文话》所收文评资料(专著和单独成卷者)便断自宋代开始。何况宋以前兼论诗文的《文心雕龙)已广为流传，不难研习;(文章缘起已见《历代文话)所收之明陈懋仁《文章缘起注);其他几种或残或逸。因此，收书始于宋代是较为合理的。
自宋以后，明清两代是我国文评之大繁荣时期。现存之文评著作，绝大部分产生于此时。林林总总，目不暇接,如明有宋濂《文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王文禄《文脉》、王世贞《文评》、谭浚《言文》、朱荃宰《》文通》等;清有黄宗羲《论文管见》方以智《文章薪火》、顾炎武《救文格论》、唐彪《读书作文谱》、魏际瑞《伯子论文》、魏禧《日录论文》、张谦宜《现斋论文》、田同之《西圃文说》、刘大榭《论文偶记》、王元启《惺斋论文》、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叶元垲《睿吾楼文话》、曾国藩《鸣原堂论文》、刘照载《文概》、孙万春《缙山书院文》)等，均为其中较为重要者。繁荣之局乃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有二因更可强调:一是受时文(八股)兴盛之刺激与驱动。明清以八股取士，为应举士子开示门径之指南性读物应运而生:“以古文说时文”或“以时文说古文”成为一时风尚。二是流派纷呈，作家群体鹊起。如明代前后七子、唐宋派、竟陵派各为自己主张而著书立说，编纂评点本的文章选集，能扩大社会影响，归有光《文章指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即是著例:清代更是桐城一脉占据坛坫，其理论层次更高，辨析作法更细更精。自方苞、刘大櫆、姚鼐，中经曾国藩承源异流之湘乡派,以迄出入桐城之吴汝纶、林纾等人，各有建树，林纾《春觉斋论文》等应是传统古文理论的总结。
以文评著作为载体之我国古代文章学，内涵丰富复杂，却自成体系，最具民族文化之特点。举其荦荦大端，则有(一)文道论，即论文之根本与功能，属本体论范畴。《文心雕龙)首举原道、征圣、宗经，影响深远，既突出经世致用之意义，又因维护阐道翼教功能与重情、审美相冲突,对散文发展的作用巨大、深刻而又正负兼具。(二)文气论，关涉作家之涵养、写作准备及“气”在作品中之表现。(三)文境论，包括境界、神、味等诸多文论范畴，探求作品的艺术灵魂与审美核心的构成。(四)文体论，论析文章各体之发生、规范与特点，文体流变过程中之正、变之辨。(五)文术论，有关写作技巧、手法之多方面探讨，以及“有法”与“无法”关系的研究。(六)品评论，评析作家作品之优劣得失及其各自特色。(七)文运论,研究文章之历史演变、流派发展等。此外，还包括作家行迹及其逸事等生平背景研究,以及考订、辨析、辑佚等文献方面的内容。以上即是我国文评著作内容的大致构成。其对散文功能的深人研讨，散文艺术的真知灼见，散文技法的全面阐发,其所蕴含的思想、智慧与艺术经验，足以启迪来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文章学具有重大价值，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评著作以论析古文为重点,但也涉及骈文、时文与辞赋。魏晋六朝骈文兴盛，光耀文坛，却导致片面追求词藻、用事、对偶、声的之美,唐代古文运动起而反拨，终成对垒之局。但古文家随即从反骈重散走向骈散统一，韩、柳、欧、苏的创作与理论均兼融骈散。不少四六话著作亦力主两者互摄并收的观点。虽亦有以骈文为文章正宗之说，但不占主导。宋代出现一批专论四大的专著，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大谈麈》、杨囦道《云庄四大馀话》；而洪迈《容斋四六丛谈》乃是后人从其《容斋随笔》中摘抄而成:另王子俊《格斋四六》，李刘《四大标准》今已快失。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则是集成性著作。论及时文之著作.纯为应试场屋服务，车载斗量，泥抄俱下，佳构颇少。但其研讨时文作法时，亦有与古文写作潜通暗合之处，不可一笔抹煞。明李叔元编《新锲诸名家前后场肆业精读》，清梁章拒编《制义丛话》海，均有精言要语，不为举业所构。辞赋介于诗、文之间，从先秦强赋，两汉大赋、唐代律赋至宋代文赋等，往往伴随同时代主要文学样式的更速变化面变化。论赋之专书.以元祝尧《古赋辨体》为较早，明清时期又进人繁荣期，一时出现《历代赋汇》、《七十家赋钞》、《赋钞笺略》等大型赋选总集，也产生一批论赋著作。如清人李调元《赋话》、王艺孙《读赋卮言》、刘熙载《赋概》，或以博综资料见长，或以见解允当取胜。限于体例，《历代文话》酌收论骈文和时文的著作,但论赋之作暂不阑入。
文评著作，在充分估定其价值与意义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它的局限与不足:一是繁冗，一是重复，这是两个相当突出的缺点。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文体分类研究的国家。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东晋李充的《翰林论》以及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都是从文体论角度来论文的;《文心雕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文章文体学专著，刘勰在分类标准、源流演变、体制风格特点、选文示范等方面，建立了颇为严密的文体论体系。自任防分八十五体(今本作八十四体)、《昭明文选》分三十九体，刘勰分三十三大类(又分不少细类)以来，后世此类著作层出不穷，推阐越加细密,乃至颇呈繁冗之弊。明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前者分五十九类，后者分一百三十六类，贺复征继又增修而成《文章辨体汇选》，亦达一百三十二类.陈懋仁《续文章缘起》竟达一百四十九类。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二评《文体明辨》时所云:“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后又有人自博返约，加以归纳合并,正是文体论发展的必然。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划为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为三门十类等。然而同时又有人坚持以细分详列为能事，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分一百零九类,王兆芳《文章释》多达一百四十三类。在研讨为文之“法”方面也时有此弊。不少文评著作又表现出“辑”而不述的著作宗旨，其书实为编撰而非严格意义的论著，因而存在着陈陈相因、转相抄录的现象。
繁冗和重复都派生于这类著作的“尚用”这一撰写动机。为指导初学者入门，加强操作性、实践性，因而其性质偏重于写作学，而非古文理论与批评之系统化，于是毛举细末，纤悉无遗，强立名目，稗贩蹈袭,不一而足。然而，入门书中也不乏有精到深微的艺术见解，示人以创作所应遵从的法度，并不完全等同于强人入牢的固定套式,这是需要细心辨别、不可一概否定的。而重复称引，从文章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某书或某类书被称引频率的多寡，适足以判定该书被接受度之广狭、深浅，以及时间的久远与短暂，从中还可研究各代文风的趋尚，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如在明清两代汇编类著作中，陈骏《文则》、李涂《文章精义》、陈绎曾《文章欧冶》等或许是引用最为频繁的著作，对说明其价值、意义和影响，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繁冗意味着系统性、理论性的不足，重复则无疑是原创性、开拓性有缺。面对前贤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其时度金针，指途识津，探幽阐微,张皇隐妙处，已尽著述之职;而取舍斟酌、自具只眼为我所用，则责在后人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总集类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威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此论“总集”编纂的两个原则,即“全”与“精”，对编纂《历代文话》也有启示作用，即既求其全面性，凡属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应该做到“应有尽有”;同时，针对现存文评著作的复杂面貌，亦应稍作别择,应该做到“应无尽无”。这两个标准在实际操作时会产生矛盾，这只能权变斟酌用之。资料汇编书籍本宣不厌其“繁”，故于后一点更需从严掌握，《历代文话》今共收录专书和单独成卷之文评论著共一百四十二种，大致能达到集散见著述为一编的要求。这些论著虽不是文评资料的全部(尚有大量序跋、书信、评点等)，但将对有关学科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传统古文理论的价值判断与“五四”前后新旧文化的冲突关系至巨。文言、白话之争，实质上是新旧两种文化之争。这在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两军对垒之势更是形同水火，如收人本书的林纤《春觉斋论文》、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都首先作为北京大学的讲义、教材问世，这在后来也任教于北大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心目中，无疑正代表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林纾更是自觉地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几经较量过招，林纾等人终于败下阵来。他们是这场斗争的失败者，这是历史的定谳，不能翻案也没有必要去翻这个案。但是，林纾等人的文评著作却随之遭到不应有的贬低，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然而,当我在编定本书目录最后部分时，突出地发现“五四”前后出现三十种左右著作，都是我国文评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成果。或许如有的学者所说，他们在文化上只是代表过去，而不像王国维那样能导示未来。此论虽不无道理，然而文化上的守先待后者与开风气之先者，实不能截然分开。如林纾本人的两大文化工作，即大量引进西洋小说和“力延古文之一线”（《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之间，果真新旧划然、彼此绝无潜通暗接之处吗? 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打开面向世界窗口的“林译小说”，实际是林纾为了表明西洋小说“处处均得古文文法”的产物(参看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新与旧，有时候是相反相成的。本书录入的林纾、刘师培的各三种文评，名言要语，精彩纷呈，其对散文艺术的抉剔推阐,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其中不少内容是可以成为建立现代文章学的思想资源的。王国维在词学中创“境界”说，被认为具有新的文学、美学观念，林纾在古文研究中也提出“意境”为“文之母”即文之艺术核心的见解，两者相通而呼应。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和现时尚不受学者重视的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来裕恂《文章典》等，则以体系弘大、论述周全、首尾贯穿而优入现代著作之林，其中亦有借镜国外尤其是日本修辞学理论之处。陈康黼《古今文派述略》、胡朴安《历代文章略论》、陈行《石遗室论文》均具有初步的文学史发展观念，可视作最早的“中国散文史”之雏形。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唐恩溥《文章学》，直至褚傅诰《石桥文论》、陈怀孟《辛白论文》刘咸炘《文学述林》等亦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唐文治这位著名的古文教育家，近代江南文史名家多出其门，他所潜心撰著的《国文经纬贯通大义》等,提出四十四种古文作法，虽不免分类过细、求之过深,但其倾力玩索，细心揣摩的努力，在古文创作论上自有别具一格的贡献,似亦应引起研究者的注目。在对“五四”进行反思的热潮中，从文章学角度进行再研究与再探讨,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林纾像
《历代文话》是对文章学资料初步系统的搜集与整理，颇有一些传本较为稀见。例如从东瀛采入六种，即陈绎曾《文章欧治》、曾鼎《文式》、高琦《文章一贯》、王世贞《文章九命》、王守谦《古今文评》、左培《书文式·文式》等，可能对中国散文史的认识提供一些新的视角。陈绎曾《文章欧治》以及他的《文说》、《静春堂诗集后序》等诗文评论著，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历史地位，即元代诗文批评领域中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大家。由于《文章欧治》国内仅存的两个抄本不易阅览，对陈绎曾的评价目前似有不足。高琦《文章一贯》亦颇重要，但国内不少学术专著只能依据转引的节本予以研究和评价，令人不无遗憾。王守谦《古今文评》等不仅中土久逸，且从古今文评》在日本翻刻而一度受挫中可获知彼邦文派斗争的消息。王世贞《文章九命》，国内不乏传本，我们之所以采用日刻本，是因为从日人所作的序跋中可了解它在日本流布、接受的情况。至于采自国内各藏书单位的书籍，亦多有一些未经研究者使用过的。例如庄元臣《庄忠甫杂著》二十八种似颇罕觏，今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中人录《论学须知》《行文须知》《文诀》三种。作者强调“文，心声也”，认为“天下至文”“本乎自然”，应是无思无饰之文，于散文写作艺术多有自己见解。《论学须知》大都引苏轼之文为例证来说明其理论主张，不啻为苏轼散文研究之专著，值得苏轼研究者参酌。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编辑 | 朱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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