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评杜甫诗歌是王夫之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用扬杜或抑杜概括王夫之的态度都嫌过于简单。王夫之评杜，扬抑尊贬，杂出互见，立论多与众相异，因而也就较具有争议性，在杜学史上，很有其特色。本文就此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王夫之像
一
先对《唐诗评选》选杜甫诗歌的情况作个统计，并与其他诗人入选作品的数量略作比较。
卷一乐府歌行，李白16首居第一，杜甫12首居第二，岑参7首居第三。卷二五言古诗，杜甫19首居第一，李白17首居第二，韦应物14首居第三。卷三五言律诗，杜甫19首居第一，王维12首居第二，李白、杜审言各7首并列第三。同卷五言排律，杜甫、沈佺期各4首并列第一，王维3首居第二。卷四七言律诗，杜甫37首居第一，李商隐13首居第二，刘禹锡、王建8首并列第三。
在全部入选的诗歌中，杜甫91首居第一，李白43首居第二，王维25首居第三，杜甫入选诗遥遥领先。在具体各类诗中，除乐府歌行杜甫选入诗居第二位之外，其它各体均居首位；七律比位居第二的李商隐诗足足多24首，几乎是李商隐入选诗的两倍。尽管《唐诗评选》未选绝句，是一部不够完整的诗歌选本，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选入的诗人和诗篇的数字统计；因为，假如选入绝句的话，擅长该体的诗人选篇数目必然增加，从而有可能使统计数出现一定改变。但是，由于杜甫诗较位居第二的李白诗多了48首，这比李白选入的全部诗歌还多，所以即使将绝句的因素考虑进去，也不可能改变杜甫诗在《唐诗评选》中位居榜首的局面。所以从《唐诗评选》一书诗人的选篇数量来看，王夫之尊杜的意向应该说是表现得比较明确。
王夫之评选诗歌，往往结合诗人的具体作品来分析诗歌创作现象，总结其经验教训。我们检看他《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的评语后发现：在他例举的诗句中，涉及杜甫的作品最多，共有45首左右，其中30余首未选入《唐诗评选》。对这些选篇之外的杜甫作品，王夫之除少数评语持肯定态度、极个别评语表现出稍偏于中性的立场外，绝大部分评语都是对所例举的诗作表示不满，这类被批评的诗歌有25首；而且，书中还频频出现王夫之许多直接批评杜甫诗歌创作（不是针对某些具体的篇、句）的评语。应该说，王夫之在这些评语中流露出来的贬杜倾向同样也是比较明确的，而且还相当突出。
尊杜和贬杜二种相反的倾向都同时突出地存在于一个批评家身上，这在杜诗学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王夫之大致将杜甫诗歌分为三个时期：一、入蜀以前；二、入蜀或夔府期间；三、出峡以后。对杜甫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他的尊贬态度有明显不同。关于第一个时期的诗歌，他常常予以较多肯定，如云：“杜陵早岁诗，固有典型。”（杜甫《春宿左省》评语，《唐诗评选》卷三）“右丞（王维）独开手眼处，则与工部天宝中诗相为伯仲。”（王维《观猎》评语，《唐诗评选》卷三）。关于第二个时期的诗歌，他多表示不满而予以批评，言词往往比较严厉。他说：“入蜀后哀音乱节”（杜甫《渼陂西南台》评语，《唐诗评选》卷二），“夔府诗则尤入俗丑”（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评语，《唐诗评选》卷一）。他对杜甫夔府诗的批评在评语中比比皆是，此不再引述。要说明的一点是，王夫之所说的“夔府诗”、“夔州诗”不单是指杜甫在夔州写的诗，而是指包括夔州诗在内的全部蜀中时期的诗歌，“夔府”、“夔州”在他的杜诗批评中，是蜀的潜代词。如《唐诗评选》卷一杜甫《阆水歌》评语曰：“恬雅，自不与夔州他作为类。”即将《阆水歌》视为夔州之作，而《阆水歌》作于广德二年（764）春，此时杜甫在蜀中，他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则在大历元年（766）四月。可证王夫之评杜所用“夔州”这一地名是对蜀的替代。关于第三个时期的诗歌，王夫之又转为肯定和称赞，如云：“出峡诗往往神似。” （杜甫《过津口》评语，《唐诗评选》卷二）“杜出峡诗方是至境”（杜甫《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评语，《唐诗评选》卷三）。他认为杜甫离蜀以后，虽然还保留了一些蜀中诗的缺点，但是整体上已经离俗归雅，步入至境。对杜甫诗歌尊两头（入蜀前、出峡后），贬中间（在蜀时期），这正是王夫之尊贬杜甫的具体态度。
这可以从《唐诗评选》所选杜诗，以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三书评杜诗所举诗例的情况中得到证明。
先看《唐诗评选》选杜甫诗的情况。
入蜀前49首：《哀王孙》、《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丽人行》、《潜兴》四首、《前出塞》二首、《后出塞》二首、《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石壕吏》、《赠卫八处士》、《渼陂西南台》、《赤谷》、《春宿左省》、《晚出左掖》、《喜达行在所》、《秦州杂诗》二首、《野望》、《废畦》、《夜宴左氏庄》、《初月》、《重经昭陵》、《题张氏隐居》、《郑驸马宴洞中》、《城西陂泛舟》、《赠田九判官梁丘》、《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题省中院壁》、《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值雨》、《九日蓝田宴崔氏庄》。
在蜀时期28首：《阆水歌》、《都城府》、《三韵》选一、《禹庙》、《倦夜》、《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漫成》、《落日》、《琴台》、《春归》、《野老》、《野望》、《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十二月一日三首》（选二）、《夜》、《秋兴八首》、《即事》（“暮春三月巫峡长”）、《见萤火》、《九日登高》、《即事》（“天外云山孤草亭”）。
出峡以后14首：《短歌行赠王郎司直》、《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过津口》、《次晚洲》、《登岳阳楼》、《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按：此诗自云安迁居夔州时作，为蜀中时作品，但王夫之评语认为是“出峡诗”。）《旅夜书怀》、《祠南夕望》、《千秋节有感》、《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诸公》、《咏怀古迹五首》选二（按：该组诗一般认为作于夔州时，但诗中所咏有属今湖北之古迹，如王夫之所选二首，应视为出峡后的作品。）《小寒食舟中作》、《燕子来舟中作》。
杜甫入蜀前诗歌360余首，蜀中创作的诗歌920多首，数量最多，出峡后约170余首。《唐诗评选》所选入蜀前诗的绝对数大大多于蜀中诗；而以比例计算，所选出峡后诗比蜀中诗高出2.7倍以上，王夫之对杜诗尊两头贬中间的态度在选篇数上显露无遗。
再看王夫之评语所举诗例的情况。
批评性举例的诗篇，入蜀前10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玉华宫》、《彭衙行》、《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春日忆李白》、《哀江头》、《梦李白二首》之一、《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在蜀时期15首：《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白小》、《后游》、《江亭》、《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客夜》、《九日请人集于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存殁口号二首》之二、《戏为六绝句》之一、《不见》、《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出峡后的诗歌没有举例。肯定性举例的诗篇，是入蜀前的《苦竹》诸篇、《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蜀中的《解闷十二首》之五、《戏为六绝句》之二，出峡后诗歌没有举到。以稍偏于中性态度举例的，是作于蜀中的《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书中不针对具体诗篇的许多批评性评语，矛头主要也是集中指向杜甫蜀中诗的。这同样反映出王夫之对杜诗尊两头贬中间的态度。
在杜学史上，王夫之这种尊两头贬中间的见解是一种自具面貌的认识，他肯定学习杜诗而更强调应当“善择”，具体来说，就是要“不问津于夔府”，而上求“曲江以前、秦州以上之杜”（杨维桢《送贡尚书入闽》、杨基《客中寒食有感》评语，均见《明诗评选》卷六），并辅之以学习杜甫出峡后的诗歌。其实质是对宋江西诗派、明闽诗派和前后七子以来对杜甫蜀中诗尤其是夔州诗句律、格调、气象为宗的学杜路线的逆转。朱熹对杜诗也有学前不学后之说。他以为“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其晚年诗都哑了。”（《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王夫之一生精究理学，与朱熹思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评杜问题上，二人的认识有相当一致的地方，这显然是王夫之受到了朱熹的影响。与朱熹之说相比，王夫之进一步扩大了“夔州诗”所包含的时间范围，同时又给予出峡诗相当高的评价，此外，王夫之借评杜以扭转诗坛风气的干预愿望也比朱熹更为强烈。
杜甫像
二
尊两头不等于对杜甫入蜀前和出峡后的诗歌不作批评，贬中间也不等于对他的蜀中诗没有肯定。对于杜甫早期历来受推崇的记事抒怀名篇，王夫之选了“三别”、《石壕吏》等，却黜落并抨击《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于宋明诗人争相学习和模拟的夔州诗歌，他虽然给予了较多的否定，却又选了杜甫这时期的代表作《秋兴八首》。这些反映了王夫之独特的批评视角。
《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三书虽然都是依诗体编次的，其实王夫之对超越诗歌体裁的共通的艺术至境的注重，更甚于对具体诗体特征的关心。他说：“古诗、歌行、近体”“相为一贯”。（王绩《北山》评语，《唐诗评选》卷一）在他诗学观念中，苏李诗、《古诗十九首》等不仅是五言古诗艺术的顶巅，同时也代表了整个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古诗的极至是其平美的艺术，“平”与“不平”是古今雅俗的区分线，所谓“平治一言，乃五言至极处。尽唐宋作者，止解出声，不解内声，凄紧唐突，唯不平耳。”（刘基《旅兴》评语，《明诗评选》卷四）所以他很赞同钟嵘“以平为贵”的言诗主张（见赵嘏《九日陪越州元相讌龟山李》评语，《唐诗评选》卷四）他常以“平”、“平而远”、“词平意远”评赞诗人诗作。他用的“匀美“、宽平澹静”、“清别不激”、“平缓安详”、“静好之音”、“清神远韵”、“清微流丽”、“蕴藉温美”等等诗歌评语，都统属于平美的审美范畴。王夫之认为，杜甫诗歌精彩出色的一面正是对古诗平美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为平静婉切、自然神秀的特点，而这又主要见之于杜甫入蜀前和出峡后的诗歌中：“夔府诗”里也有一部分，但并不多，如称“少陵蜀中诗间亦有此”（高叔嗣《宿香山僧房》，《明诗选评》卷五），即是指那少量的带有平美特点的作品。他又认为，魏晋到六朝，古诗平远润秀之美也在逐渐失去，产生了追求警语、争弄声韵之巧、觅隐涩、逞苍茫汗漫的习气，而这些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也同样留下了烙印，特别集中地反映在入蜀以后的诗歌中（见《古诗评选》卷五、卷六庾信《咏怀》、《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评语）。他以为杜甫在蜀中时自述“语不惊人死不休”、“老节渐于诗律细”，称赞庾信“凌云健笔意纵横”等，正是对魏晋至六朝上述诗风认同的表现。他将这些都视为是诗歌创作上的教训。王夫之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郑善夫《即事》评语，《明诗选评》卷五）其意就是希望人们寻本探源，直继苏李诗、《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沿着“平美”的道路继续推动诗歌创作向前发展。他评杜诗而尊两头贬中间，特别突出杜诗娴雅深婉而有神行之妙的一面，实际上是抑奇求平的诗歌艺术观的反映。以此承续汉代文人古诗“平美”的艺术传统，改变豪横张方的诗坛风气。因此，评杜实际上是王夫之清理整个诗歌艺术史工作的一部分，而与杜学史上某些研究者就杜而论杜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般认为，杜甫入蜀前的“诗史”作品构成了其一生创作中的第一个高峰。王夫之却从诗、史之别出发批评杜甫诗歌，并将这作为他不满杜甫一部分入蜀前诗歌的重要的理由。明代杨慎反对“诗史”说，王世贞则又肯定杜甫“诗史”。王夫之对杨慎的诗歌评价甚高，在“诗史”问题也基本接受了杨慎的看法，而且将诗与史的关系讨论得更加展开。王夫之坚持认为，不同的文体各有其不同的承载和表达功能，诗歌的功能不能为别的文体所替代，犹如它不能替代别的文体，如想“穷六合亘万汇而一之于诗”，只是对诗歌不切合实际的一种奢望（见庾信《拟咏怀三首》评语，《古诗评选》卷五）。在《诗广传》卷五《鲁颂》中，王夫之更对诗歌与史书的区别作了明确的概括：史书“意必尽而俭于辞”，诗歌“辞必尽而俭于意”。《古诗评选》卷四《古诗》（“上山采蘼芜”）评语也说：“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犹不易。史才故以檃栝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表明王夫之主要是把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来认识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对“诗史”一说表示完全无法满意，当然也就认为，“以‘诗史’称杜，定罚而非赏”了（曹丕《煌煌京洛行》评语，《古诗评选》卷一）。《唐诗评选》选了“三别”、《石壕吏》、《前出塞》、《后出塞》，是因为这些“传时事”之作，写得“意蕴生动”。虽然从更严格的要求来看，他觉得《石壕吏》“于史有余，于诗不足”，《新婚别》等也有繁缛多余的句子，但总的还是符合古诗传统的。不选《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则是在王夫之看来，这些作品语言“趋下”，而且夹带过多直接的判断句和评述语，不能象《后出塞》那样“照耀生色“（见《无家别》、《后出塞》评语，《唐诗评选》卷二），不符合古诗萦纡蕴藉的艺术规范。以上诗篇历来都被看成是杜甫“诗史”的代表作，王夫之则从诗歌语言艺术的角度，对其作出了高低的区别。但是，如果因此将王夫之反对“诗史”一说简单地看做是阻断诗与史的联系，那也并不符合他的认识实际。他说诗歌既“叙语”，也“叙事”，“叙事”中当然就包括史事在内，关键在于诗人应该将史事的叙述融化在“永言和声”中，使其变为诗歌的艺术语言，而不是对史事的直接讲述。在这一方面，他是很赞同李白“于唱叹写神理”，使“听闻者”自“生其哀乐”的艺术经验的。他认为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诗里虽然没有具体叙说史事，即没有“出像”，却又胜于通常意义上的“诗史”一类作品（《唐诗评选》卷一）。因此评价涉及历史和重大现实事件的诗歌，其标准应该是诗而不是史，说到底，就是应当具备古诗那般唱叹咏歌、声情神理的美的形式。王夫之认为，在这方面杜甫虽然胜过白居易，却与“永言和声”的诗歌理想仍有很大的距离。
夔州时期的诗歌（尤其是近体诗）是杜甫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高峰，历代评价甚高，被认为在诗歌格律上锤炼更为精纯，以拗生新，拙朴劲健。王夫之却对其衡之以平美的古诗标准，大量黜汰。他也选了《夜》、《见萤虫》、《九日登高》、《即事》（“天外云山孤草亭”）、《秋兴八首》等七律。其原因，一着眼于其合古合自然的特点，如评《见萤虫》曰：“一结近古。”评《即事》曰：“自然目动心移。”说明王夫之对这些诗歌的首肯，仍然是因为它们与古诗风范的某种接近而不是偏离。二虽然肯定其大体吻合诗体“宗风”，但是又对其“变体”或“破体”，即诗歌体格不够纯正表示不满，态度仍有所保留。如评《夜》曰：“尽一夜所适目惊心者，随拈随合，才高自可，不尔必杂，要亦变体也。”评《九日登高》曰：“结句生僵不恶，要亦破体，特不作死板语。”三对于历来受推崇的《秋兴八首》，也自有他个人的艺术领会。他评道：“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体尽失矣，选诗者之贼不小。”（之一评语）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对《秋兴八首》并未全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仅选“昆明池水汉时功”一首，王世贞说甚爱其中二首（“玉露凋伤枫树林”和“昆明池水汉时功”），然又批评前者“斤两不足”，后者“惜多平调，金石之声微乖”。王夫之将《秋兴八首》视为一个严密的整体而全部予以选入，是有明确的批评指向的。此为一。其次，他别处眼光，将《秋兴八首》当作是“以古诗作律”的成功的例子。他评第五首道：“无起无转，无叙无收，平点生色，八风自从律而不奸，真以古诗作律。后人不审此制，半为皎然老髡所误。”王夫之认为近体诗拘于一景一情、一实一虚、起承转合等刻板的格式之中，皎然《诗式》难辞其咎，因在评语中多予以攻驳。他肯定杜甫此诗能将古诗经验运用于律诗创作，让近体诗融入到相对自由的古诗的艺术河流中，使近体而具古风之美。他评《秋兴》第一首道：“‘丛菊两开’句联上景语，就中带出情事，乐之如贯珠者，拍板与句不为终始也。挨句截然，以句范意，则村巫傩歌一例。”也是指其能突破近体格式的局限，与“以古诗作律”同一意思。这是王夫之近体诗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崇尚古诗的平美和自由，能以古诗为近体的诗人和诗作便自然为他所高度重视。他评杨慎《折杨柳》一诗时道：“才说到折处便休，无限无穷，天流神动，全从《十九首》来。以古诗为近体者，唯太白间能之，尚有未纯处；至用修（杨慎）而水乳妙和，即谓之千古第一诗人可也。”以杨慎为“千古第一诗人”虽难成为诗歌史上的定论，但“以古诗为近体”的创作原则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以上的分析，《秋兴八首》所以受到王夫之重视，道理也就清楚了，符合古诗的范式正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再次，王夫之认为，《秋兴八首》最后一首“最为佳境”。在八首中，第八首虽因“香稻”一联而局部变得奇峭，总体而言，与其他七篇相比，这一首的风格又最为夷犹杳渺，接近平美。其中也流露出了王夫之以古诗为标准的审美批评眼光。
杜甫晚年行迹地图，来源：搜韵网
三
王安石论杜甫诗歌“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指出杜诗“绵丽精确”、“严重威武”、“奋讯驰骤”、“寂寞闲静”、“风流蕴藉”诸体无所不备。历来评杜者又普遍认为“沉郁顿挫”是杜诗风格的主要特点，杜诗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虽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主要影响则在“沉郁顿挫”。王夫之以汉代古诗以来的“平美”传统为诗歌正宗，他评选杜诗，特别重视选入具备平美特点的作品，或者特别注意去抉发作品中平美的艺术特征，评语中从不提“沉郁顿挫”四字，对杜甫具有奋迅驰骤、劲健纵横、铺张排比特点的诗歌，不是大量黜落就是加以讥诮。在众多的唐诗选本中，王夫之《唐诗评选》因此而显出新异的面貌，其中的杜诗部分更是与历来多数论者对杜诗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王夫之评杜甫《遣兴》曰：“观其风矩，寻其局理，固当文于王粲，章于袁淑。杜陵未败之笔，固有如此。宋以来学杜人，舍其狗马而学鬼魅，尽古今人求一为之难者，不易也。”又指出此诗佳者是诗人“冥搜所得，乃不著冥搜之容”。即以为杜甫此诗的长处在于有文章光彩，能蕴藉而不著“冥搜”痕迹，也就是肯定其长处在平美。古人有“画鬼魅易，画狗马难”之说。王夫之认为，循杜甫平美一路好比是“画狗马”，学奇拗一路好比是“画鬼魅”，宋以后学杜弃常求异，就易避难，路头显然是走错了。在对学杜史作反思之后，王夫之并没有放弃尊杜学杜，但是在尊什么、学什么问题上，与宋以后的主流意见很相违左。以上这条评语在王夫之论如何学杜方面，有相当的代表性。
然而，平美毕竟不是杜甫诗歌主导的艺术倾向，想通过集中发掘杜诗平美的特点来突出杜甫在唐代诗人中的地位，事实上也不太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唐诗评选》虽然选杜诗数量最多，似乎是将杜甫当成了唐代第一诗人，其实王夫之的用心并非如此。同样是以平美为标准，王夫之以为，李白的歌行体“一味本色”，“诚为大宗”；杜甫只能算是“散圣”、“庵主”，因为杜甫的歌行“以古童谣及无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兰诗》与俗笔赝作蔡琰《胡笳词》为宗主”，师法不正，源头不清。不仅是歌行体，王夫之认为五古“杜得古韵，李得古神”，李白也有胜于杜甫的地方。与王维相比较，杜甫五言 近体的优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王维则有“广摄四旁，圜中自显”之妙，能使“在远者近，抟虚作实”，此又为杜甫所难以问津，二者在艺术上形成互补。七律方面，王夫之对李商隐“寓意具远，以丽句影出”的作品风格相当倾倒；他评李商隐《即日》诗“苦写甘出”，然后比较道：“少陵初年乃得似此，入蜀后不逮矣。“而在平美的诗歌标准之下，杜甫更多是与李白、王维、李商隐等近乎同列的，他们的诗歌各有优胜，可以互补。王夫之在评语对杜甫每多有批评，实际上也已经消除了该书因多选杜诗而使人产生独尊杜甫的错觉的可能性。本文开头，我们通过对《唐诗评选》所选的一些诗篇统计，肯定王夫之有尊杜的一面而不说他独尊杜甫，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考虑。
诗歌艺术的发展，不仅是指维护一种优良的传统使其长期地传承下去，更是指使它不断地获得异质，形成新的特点，在创造中追求丰富。杜甫既是以为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位启新变者，二者的意义都非常重要。如果真的可以将杜甫的诗歌分为平美和奇美二大类的话，那么很显然，从诗歌史上来看，其奇美的一面比平美的一面更多地体现出艺术上的创造性，而平美的一面则与古诗传统存在着更多的承续关系。王夫之评杜甫，乐意接受其与汉代以后文人古诗平美传统相承续的一面，却过分地贬抑其较能体现新变特点的奇的一面。所以尽管他评选杜诗，有助于加深人们杜甫创作的平美的特征（这一点经江西诗派、前后七子学摹杜诗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了），在杜学史上自有其意义，但是，其片面之处也十分明显；此外，就其对诗歌创作的指导来说，唯平美是求，排斥劲健硬朗的诗风，虽有针砭其当代诗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显然也是失当的。
李白《侠客行》,李白的歌行体更符合“平美”的标准，因而被王夫之誉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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