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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的2017私人书单
《荷马史诗》
《未来简史》，中信出版集团
《机器之心——当计算机超越人类》，中信出版集团
《奇点临近——当人类超越生物》，机械工业出版社
《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电子工业出版社
《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中信出版集团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等。主要著作有《良心论》、《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等，主要译著有《沉思录》、《正义论》（主译）等。
那久远的和临近的
2017年初，延续“美国大选后面的价值冲突”的写作，继续看了一些相关材料如《五月花号》、美国奴隶制资料等，重温了贝拉的《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还有几本反省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书《梦想与梦魇——60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破坏性的一代》等，浏览了几本购买的英文书如《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运动》《保守主义者的良心》《十字架的时代》等。
平等或者说民主是现代大潮，但我主要关心的还不是制度，而是其价值的诉求，以及今天为什么走到分裂和冲突的方面。为此还想寻根溯源，自然追溯到古希腊。春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希腊，尤其是盘桓于雅典——这个曾经是“希腊学校“和民主典范的古代小邦的遗址。我试图探讨雅典民主演变的特点和后面的价值诉求，写了《在卓越中演进民主》《在民主中保持卓越》两篇文章，并为此又阅读了一批古希腊文献。
首先是阅读荷马史诗。以前也读过一些，但过去会因为觉得有些地方拖沓、重复和冗长，而不像阅读近现代文学经典那样受到强烈吸引。这次可能是因为心境不一样了，而且是比较集中和系统的阅读，却感到了一种“引人入胜”。重回过去的历史语境，努力去体验荷马史诗常常是在一个集体场合被吟唱的特点和氛围，有些不耐就释然了。比如其中有许多参战部落的罗列，想想当年的听众是多么期盼听到说起自己所属部落的“荣耀”，那当然是最好一个都不要拉下。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精神质地，那是一种追求卓越的精神；一种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为此而准备战斗和牺牲的精神；一种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命运，但到最后却也和命运和解的精神；一种自由、豪放，具有英雄气概但又不乏节制、温情、友谊和怜爱的精神。荷马史诗并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在道德上美化一方和诋毁另一方，不把功劳归于一人或者众人，将帅之间也有相当的自由和平等讨论的空间，人物的个性也就更丰满了。
荷马史诗也是后来希腊人精神的源头，是其后来发展到鼎盛的城邦社会的一个预先写照。当然，雅典最后所达到的民主或者说政治平等是非常彻底的，是前此乃至后此都不能比的；但城邦的功能也是非常有限的，它不管教育，不包福利，最后却达到了一种非常卓越的文化艺术的繁荣。雅典有它辉煌的建筑、雕塑和精美的瓶画；有它宏大、深沉的戏剧；有它开创性的、充分展现出人性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史学著作；还有它确定了此后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形态的深刻和广泛的反思。
夏天的时候，又因写一篇《何以为人？人将何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挑战》，开始阅读最初不太以为然，后来却甚以为然的这方面文献。秋冬的时候，则从一般的价值追求转到思考其中的核心——精神信仰的问题，为此阅读了马丁·路德与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但我在这里只是想说说那迫近人类的可能是最大的科技巨变。
我开始接触对这一科技成就前景的比较通俗、生动和富有吸引力的描述，是读年初出的中文版赫拉利《未来简史》。后来也读了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发展相当乐观的如库兹威尔的《机器之心——当计算机超越人类》《奇点临近——当人类超越生物》和比较悲观的如巴拉特的《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波斯特洛姆的《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以及网上资料，乃至影视和文学作品，感觉我们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物质、经济和技术上用“工业文明”，或者在社会、政治上用“平等”或“民主”等词汇已经不足以充分地描述和概括这个新时代了。它也不是仅仅与一个民族国家或者一种政治社会有关，而是对整个人类而言。
人类曾经主要是以自己的智能从地球上的所有物种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能够与其他所有物种对峙、抗衡、并且战胜和支配它们的“超级物种”。然而，在不是太遥远的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超级物种”，一种“超级智能”，一种先是达到人的全面智能，然后可能迅速地超过人的智能千百倍的“机器”，它的确是产生于人，但它的智能将超越于人。它不必完全像人，不必具有人的情感、历史记忆和哲学沉思，也无需有人类对精神信仰的渴望，这就像今天实际上是“地球之主”的人类也不必具有被他支配的其他动物的感受和体能一样，但是，只要人类具有能够支配物质力量的智能，就能够凌驾它们了。而新的“超级智能”将具有能够超过人类智能的智能，它就有可能先是摆脱人类，最后乃至成为人类的主人或者终结“智人”这一物种了。这也不必是它对人类怀有恶意，自保与效率就足以提供强大的动机了，就像《三体》中所说：“我消灭你，与你无关。”
这当然是最危险的情况，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或者说这决定权目前还掌握在人类的手里。最早发明“机器人（Robot）”这个词的捷克作家恰佩克，在他的剧本中也最早描述了机器人对人类的反抗和取胜；而最早提出对机器人的伦理约束的阿西莫夫，也在他的《转圈》等小说中提出了用于机器人的三条伦理原则，同时也描述了这三条原则难以平衡的困境。但他们都还是上个世纪的作家，他们还没有能够预测到近数十年人工智能的飞跃发展，尤其是超级智能的出现，库兹威尔认为这一超越的“奇点”时刻在2045年将要来临，而在一项对相关科技人员的调查中，被问询者绝大多数认为这个时刻至少在本世纪将会发生。
所以，当说到两千五百来年前的雅典是“久远”的时候，这可能只是对个人的久远，从地球、生命、乃至人类演变史的观点来看，这并不“久远”。那个时代正是人类在分别地创造对后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各种精神文明的“轴心时代”，而作为其共同经济基础的物质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只有一万余年，作为其社会秩序基础的人类政治文明则更只有五千来年。人类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古希腊人在公元前八百多年才重新发明和创制了字母，但在四五百年间就出现了像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然后还有后续，同时还有其他文明的许多伟大创制，而这些辉煌的成就会不会恰恰因为人类惊人的创造力指向超级智能的近乎指数速度的发展而毁于一旦？
这一充满希望与危险的前景的确可以极大地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们希望“美美与共”，但可能必须同时准备“患难与共”，且“患难与共”将比“美美与共”更有可能将人类联合起来。无论如何，现在也许到了需要人类调动起极大的精神力量，并汇合成一种协同政治与各方面的合力，来共同应对高科技飞速发展将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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