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0年代是旧中国中小学白话语文教材繁荣的时代,仅开明书店编写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参考书就有20多种。而《国文百八课》堪称开明系列精品中的范本,至今仍为语文教学界所重视。
夏丏尊、叶圣陶二老早年都在中小学做过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其教学经验用于撰写语文教学论著可以说得心应手。二人当年同在开明书店工作,志趣相投,共同编写、出版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文心》《阅读和写作》《文章例话》,这些专著中全是从现代文章读写的角度探索和总结当时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后来对自己的语文论著进行甄别,精选其中有关文章读写的知识要点,系列化地呈现在这套《国文百八课》之中。
这套教材原计划编写出版6册,供初中3个年级使用。前3册于1935〜1936年出版,第4册于1938年出版。编写出版完前3册,适遇抗日战争,开明书店业务中断,编辑人员颠沛流离。等到稍事安定、准备续编教材时困难重重,于是更改原计划编写,精选后两册的内容,提前置于第4册中。
每册教材都按“课”编排,“课”就是现在的单元。一个单元就是一个专题,所有专题都是关乎文章读写知识的。先有一篇“文话”,阐述一个语文知识点;继之以两篇课文,古文语体文混编;再后是“文法”,即讲语法知识;最后是“习问”,即本课学习的回顾总结。每册18课,原定6册,共一百零八课;后因战事,出版了4册,仅有72课,但前3册早已出版,书名早定,仍以《国文百八课》称之。教材因时势而兴起,又因世变而变异,印证古人所言“兴废系乎时序”。
每册教材的文话、文选、文法和习问四大要素紧密关联,同构而异质,循环且往复,螺旋式上升。
从20世纪以来,语文教育界一直进行着语文教学理念和教学流派之争,主要表现为实用文教学与文学教育的派别之争、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的方法之争、语文工具性与语文人文性的观点之争,至今未曾消停。《国文百八课》有别于当时其他语文教材的重要之处,是明确语文的实用理念、实践理念,突出文章学、阅读学的教学方法,同时淡化文学色彩。“文话”基本上是从实用文的阅读和写作选点的,文学的点少;“文选”4册共144篇课文,多是实用文,其中说明文20多篇,应用文10多篇,而占大头的记叙文,好像既可当实用文学,又可当成文学作品学,但在《国文百八课》中当成实用文;“文法”更是偏重于实用性语文训练;“习问”也重在检查和训练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学习修辞的能力,以及从文章学、阅读学理解课文的能力。正如夏、叶的《关于〈国文百八课〉》所说:“学习国文的目的,一部分在练习写作,一部分在养成阅读各种文字的能力。”简言之:语文等于读和写,更无其他。
夏、叶《国文百八课》致力于现代语文教材新体系的另一贡献是“课”的建设,即教材内容的单元式呈现。此前中小学语文教材均无“课”(或单元)的意识,基本上是文选的堆砌,语文要素全成松散地联合。如此前开明书店出版的王伯祥《开明国文读本》(1932〜1933年出版,供初中生用),以及同期中华书局出版的朱叔文《初中国文读本》(1934年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1932〜1933年出版)等,都是典型的文选型教材,选文多少、课文安排等都有较大的随意性。有些教材仅是裸文并置,无注释、无导读、无练习;有些教材有练习,但是设题有较大的随意性,而无宏观理念指导。《国文百八课》则反常规,自建体系,自树旗帜,卓然独立于当时教材群之上,泽被后世。
当然,《国文百八课》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时期的语文教学、语文课本的探索的产物,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漏甚至是缺点。
一是过分突出语文形式方面的东西(如“编辑旨意”所言“唯运用上注重于形式,对于文章体制、文句格式、写作技术、鉴赏方法等,讨究不厌详细”),忽略了文章思想内容、作者命意、时代背景、写作风格等,忽略了思想内容的挖掘,还忽略了学习方法的教育。二是知识点呈现的次序有些乱,既有“文话”之序的乱,又有“文法”之序的乱。三是缺少写作教学内容。这套课本体现了以阅读为中心、以阅读为本位的倾向,基本上没有写作教学指导。
(本文属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系列文章,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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