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博弈下审视国际关系——读《牛津国际关系手册》

《文汇读书周报》第1802号第六版“三味书屋”

（2020年4月17日发行）

在大国博弈下审视国际关系

——读《牛津国际关系手册》

简 平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

[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

[英]邓肯·斯尼达尔编

方 芳  范 鹏  詹继续  詹 朱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是一部重量级的国际关系学科著作，在今天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此书给我们提供了异常广阔的视野，也让我们迫切地感受到若想生存，那就一定要读懂国际关系。事实上，这部厚达900页的专著既是写给专业读者的，也是写给普通大众的，通过阅读，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以使我们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基本的认知和清醒的头脑。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和英国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邓肯·斯尼达尔领衔，邀请全球顶尖的50余位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国际关系学科未来猜想、主要理论视野、研究方法问题、弥合各分支学科的界限、学者与决策者等方面作了权威解析。其作者包括了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罗伯特·基欧汉、“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超预测》作者菲利普·泰特洛克等。这些顶级专家深入阐释国际关系，直面至为严峻的全球政治问题，使此书成为我们学习洞察国际关系的不二之选。而清晰的分类编排既便于读者“按图索骥”迅速找到所需的信息，又向读者提供了“浓缩”的知识，引发读者更强的探索欲。在我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倪世雄教授看来，此书兼顾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在经验与规范双重维度之间以及“主流”与边缘之间的平衡性，体现了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或是研究领域的动态发展。

——此书隶属于牛津大学出版社重磅推出的“牛津手册”系列，这套规模恢弘的丛书举全球学界之力，为各学科提供专业指南，以其权威性享誉世界。《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是其中的又一座知识里程碑，这次是首度翻译成中文版。

——无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有助于我们审视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秩序当下走向的“实然”形态，并探索其未来发展的“应然”形态。百年大变局下的大国都面临着困惑和挑战，反映在此书中，学者们对诸如发展的原动力、多边与多极的问题、政治与经济的基本关系等都进行了深入探求。有人说，国际关系研究先前大多注重理论，而对实践显得较为拘谨甚或滞后，因而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大局缺少相应的影响力。显然，此书尝试打破这种局面，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当下性和动态感，凸显国际关系的实践性话语。克里斯蒂安和邓肯希望此书触及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内的争论，并带着批评和反思参与其中，“我们的目标在于推动而非陈述争论”，所以他们要求作者不仅围绕两大主题——一是经验性、实证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理论、方法及分支学科之间的动态关联——作出回应，同时要求超越简单的评论或解释，以求“立新”，且提出启发性的论点和阐述。

——约瑟夫·奈在此书《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一章中，指出国际关系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存在着“职业鸿沟”，两者间经常发生重大的矛盾，所以，建立新的政治科学理论，在两者之间架设桥梁显得非常重要。约瑟夫披露了一桩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负责设计东亚安全战略。那时，有很多人担忧中国力量的崛起，主张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就先采取遏制政策；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肯定会招致中国的不满，也会不必要地令两国可能良好的未来关系打折扣，可他们也担心将中国视为朋友并不能保证带来友谊。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约瑟夫设计了一种既有现实主义考虑又有理想主义考虑的战略。该项战略的第一部分基于现实主义，通过与日本重建安全关系，使日本成为构建遏制政策的关键伙伴；第二部分依凭的则是理想主义，避免使用遏制这样的语言，与中国相互开放市场，并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把这个战略称之为“拢而隔之”。结果，这项战略被争执双方所接受，觉得其富有灵活性，不致失败。约瑟夫认为，他在政治科学理论方面的背景对他以何种方式框定和提出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方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割，而创新的专业的理论又是不可或缺的。用约瑟夫的话说，在实际中，理论是无从避免的，反之，在理论中，实践也是无从避免的；没有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则一片荒芜，毫无目的可言，但没有了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则不谙世故，对于行为所处的世界全然无知。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了解到了美国对中国的国际关系战略的思维模式。

——此书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多样性问题或者说缺乏多样性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美国，人们往往自以为“美国的国际关系就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科”，但在美国之外，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这种沙文主义并对此表示担忧：美国学界对该学科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使之成了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而这是应该得到认可的。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法国、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彼此迥异，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与美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研究完全相同。戴维·布莱尼、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在此书《自下的国际关系》一章中，尤其关注“来自南半球”或“第三世界”的国际关系观点，这些观点挑战了主流的西方本体论，强调各个国家可以自主或作为一个整体体系实现发展，并致力于研究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共同构建一种新的超越传统认知的国际关系的未来的可能性。

——理查德·利特尔在此书《前霸权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章里，通过英国等前欧洲大国内部的国际关系视角，对前霸权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地位是否影响到国际关系研究进行了考察。利特尔认为，在英国还是一个大国时，英国的国际关系学派强烈依赖英国决策者的决策倾向，常常对这些倾向感到满意，以至于走不出解释学的圈子，可今天新一代的理论家开始为英国学派带来一个更具批判性的姿态。一方面，英国学派思想的这种转变与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没有关系，相反，可以被看作是对英国丧失帝国和世界地位后迟到的回应。另一方面，如今我们轻易地夸大了美国的霸权思想在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当今大国博弈的情势下，作为崛起的大国，建立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国学派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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