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蔡鸿生：从“头”学起——重温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编者按：

依靠一代代人薪火相传，时光流走中，智慧积淀。导读学术名著，其实是发扬光大一种学术精神，让更多的人能参与思考，得其三昧。

首先就这个题目做一些说明。为什么要“重温”？重温是出于什么原因？可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本书是陈先生的代表作，是一部名著。名著就不止要读，而且要经常复习。第二是这本书完稿于1941年，正式出版是在1943年。2001年正是这本书完稿六十周年。第三，陈先生本人把这本书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刚才讲1941年完成，当时陈先生已经从北京南下到香港，住在香港九龙英皇太子道369号，生活很动荡，简直可以说生命不保，但这本书一定要保。手稿1941年抄好后，交给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王兼士先生收存。他对这本书看得非常重要。现在我手上的这一本，就是当年拿到上海保存的稿本，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陈先生的三女儿陈美延老师，在最新出版的《陈寅恪集》的后记里，第一句话就这样说：“我们从小就知道家里最宝贵的东西是父亲的文稿。”抗日战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她们在家里用最好的一个箱，保存陈先生的文稿，家人称这个箱为文稿箱。一有事情发生，首先抓着文稿箱就走。借用现在的惯用语，堪称陈家的“重中之重”了。难道还不值得“重温”吗？

第二，题目是“从头学起”。究竟一本书什么东西算“头”。有一句俗话：“看书先看皮。”就是看书的时候先看它的面貌，但这样容易造成误解，好像就是看书时先去注意它的包装、印刷、厚薄、定价等，这些都属于皮。我们现在提倡的是，看书先看“头”。这个“头”，我个人的理解，大概有四项：书名、序言、目录和开头第一句。所谓从头学起，就是从这四项学起。今天要讲的，基本不涉及书本身，不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而是讲这本书的选题命意、思路，以及陈先生整个论述的突破口。我认为后人读书时，应从这些方面来认识。

    

先讲书名。书名叫《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但原稿不是这样，叫《唐代政治史略稿》。稿本称“略稿”，而定本公开出版时改为“述论稿”。书名如此变动，就值得我们去琢磨，为什么要这样改？照我个人的想法，假如叫“略稿”，就只有一个详略的问题，是详细还是概略，属于量的问题。改成“述论稿”，就更有学术内涵，也就是说，他讲唐代政治史是有述有论的，述中有论，论和述不可分。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解放50年来，历史学界始终就存在这个问题。论和史的问题，大家常听到。曾要求以论带史，后来是名“带”实“代”，变成以理论来代替历史。反正史和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不只是中国，现在国际的历史学界，也认为这两者的关系是传统的二元对立。假如早就结合在一块就没事，不是结合在一块，如何去处理两者的关系，历来没有解决。具体来讲，传统的二元对立，有一个关系就是延续和变革。讲延续就顾不了变革，讲变革就顾不了延续。第二个对立就是外因与内因。第三个对立是结构与事件。就是顾到历史分析，又不可能顾到结构分析；反过来一样，搞结构分析时，顾不了时代变迁。本来人的认识有两个基本范畴，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单独来认识时间和空间很容易，比如两个眼睛，一个眼睛看时间，一个眼睛看空间，分工明确。假如要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就要睁开第三只眼睛，要不就做不好。如何解决传统的二元对立，西方历史理论界有人提出采用交叉的方法，通俗称作编辫子，两股扭起来，像广州人吃的麻花。陈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个关系，他讲他要按照笛卡儿的坐标来处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交叉。看他怎么处理，在述论中如何处理这个二元对立。对关陇集团有过分析，讲河北胡化问题时，论中也有述。陈先生分析当时为什么河北胡人那么多，讲到三个原因，一个是隋末的动乱，一个是东突厥的兴起，第三是东突厥的败亡。把“略论”改成“述论”，其学术内涵就是要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书影

第二，序的问题。陈先生在序里讲得很谦虚，说他写书是为初学《资治通鉴》的人提供参考，“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也就是给学习《资治通鉴》提供一个辅导材料。从他的序里，可以看到他把《资治通鉴》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他认为《资治通鉴》是中国史书的空前杰作。不止他自己这样理解，而且他教学生也这样。1936年，他在清华讲隋唐史，开列的基本参考书分三类，甲类的第一本就是《资治通鉴》，要学生读《资治通鉴》的隋唐纪，他认为这是学习隋唐史的最基本参考材料。《隋书》和新、旧《唐书》属于乙类。《全唐文》等属第三类。他的主张和他的教学完全一致，把《资治通鉴》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重视《资治通鉴》，就是他重视宋代史学、重视宋代文化。他认为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峰。他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重视宋贤治史之法。宋代人究竟怎样研究历史，他认为非常值得后人去学习领会。所谓宋贤，就是以司马光为代表，陈先生非常推崇其治史之法。这种方法主要就是“通识”，能够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的论述。有人觉得很奇怪，陈先生没有写过有关宋史的论著，但他对中国历代的评价，以宋为最高。传统看法认为宋代理学盛行以后，思想束缚很厉害。但陈先生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思想最自由，即宋代和六朝，所以那个时候文化学术就出现新的局面。但六朝也好，宋代也好，国势都很弱。六朝偏安江南。宋代国势弱小，从历史地图上看只有一小块。唐代像一个包子，宋代就像里面的馅。国势弱而文化盛，这里面包含什么道理呢？马克思也讲过文化艺术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以他的祖国德国为例，德国在19世纪欧洲来说，算是落后的，分裂，经济不发达，除了采矿业不错外，其他比起英法来差得多。但是马克思仍然很骄傲地说，德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虽然处于落后的地位，但在文化艺术上仍然充当了“第一提琴手”。

   

第三是目录。目录一共分成上、中、下三编。上编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编是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编是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从三篇目录来看，陈先生研究唐史是着眼于“动”。看历史时，是从动态去看。三个标题里面包含动的含义，“升降”、“分野”和“连环”等，就是从动态中研究历史。从目录就可以看出，陈先生是通过三个方面，去对唐代历史流程做动态的分析。这种从动处观察事物，是对待事物的基本的态度。前人不止一次提到过，如宋代有个学者叫罗大经就提出“活处观理”的口号。动处就是活处，观察事物的道理要从活处去看。他的观点来源于孟子的见解，孟子提出“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看水要看波澜，不是看死水，而要看活水，看动的水，看有波澜的水。这样的观点，作为学理，中外是相通的。不止中国人这样讲，外国人也有这种认识。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晚年留下遗嘱，告诉他的学生学雕塑不要从平面去思考，而要从起伏去思考；要看到曲线，不要看到一条直线。陈先生研究唐代政治史所立三目，都是着眼于“动”，大有深意在，切莫从眼皮下滑过去。

罗大经像

第四，书开头的第一句引用了朱子的话，出在《朱子语类》116卷，是朱子评论历代人物事件时说的话：“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先生认为朱子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种族，一个是文化。从朱子这一句话引发的是种族和文化的问题，他认为这是研究唐代历史关键之所在。开头就抓到了关键。唐源流出于夷狄，是什么意思？陈先生在书的第75页有一个解释。他认为唐王室本出自宇文泰创建的关陇胡汉集团，夷狄指的就是这个。闺门失礼，就是男女关系不合礼法；但人家对此不觉得奇怪，自己没有看得那么重。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事例：一个是武后，一个是杨妃。武后跨两代，是唐太宗的才人，后来变成为唐高宗的昭仪，这些都是宫廷里的女官。十四岁进宫，安排在后宫侍奉唐太宗。唐太宗年纪比她大得多。唐太宗死后，她做尼姑。后被高宗发现，找回来封为昭仪，实际上就是做了他的小老婆。后来唐高宗为了自圆其说，下了一道诏令称武则天是自己做太子时父亲赐给他的。陈先生说他是欲盖弥彰。杨妃照白居易的《长恨歌》所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养在深闺没有人知道，后来由高力士发现报告给玄宗。实际上不是这样，她当时已经是寿王的妃子，是唐玄宗的儿媳妇，所以杨妃也是跨代的。但那时并不觉得奇怪，那是出于夷狄。陈先生把种族和文化关系看成是唐代历史文化里最关键之所在，分析问题时要从种族和文化的关系入手。他这一理论在1958年，被批判为“种族文化史观”。但实际上，陈先生在讲种族文化的时候，并非没有中间环节。他的中间环节，便是社会集团，这在书中多次讲到。社会集团的形成，有地域的利益，也有家世的利益，什么关陇集团、河北集团、山东豪杰、婚姻集团等，这种社会集团体现了种族文化的关系。这种社会集团，从理论上讲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过去批陈先生时，有人讲他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来代替阶级矛盾；后来有一些崇敬陈先生的人，又讲他的社会集团虽然不是阶级分析，却是阶层分析。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可以肯定集团分析不是阶级分析，集团分析是结构分析，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做一个分析。

    

从事历史研究，需要“发覆”。此书三处提到“发覆”。“覆”就是掩盖，被历史所掩盖的东西。我们到历史的深处，把被掩盖的东西挖掘出来，就是“发覆”。史学的发覆，也可以看作是“发覆的史学”。在史学里面发覆发到已经体系化，本身就变成发覆的史学。有人说，陈先生的史学可以叫“问题史学”，虽然通俗，但未免太过生硬。不如到陈先生的文章里面找一个名词好，这个名词就是“发覆”。陈先生的史学，从创造性来讲是发覆史学，这种发覆至关重要。书中有两处讲李唐王室的男系根子是出在胡族，女系早就知道，哪个皇后是胡族很清楚，就不用讲了。男系姓李，祖宗叫李虎。唐朝人不准叫虎，叫虎就得改一个字，有的改成兽字；还有把虎叫作“十八姨”的。经过大量的资料分析，李唐男系也是来自胡。

   

“发覆”的另一事例，就是宫廷政变时玄武门的重要性。唐朝有四次大的宫廷政变，要看是不是你的心腹在那里值班，假如是这样，那就可以把政敌杀了。玄武门的位置与宫廷的建筑有密切的关系。门不是随便盖的，是很讲究的。已播放过的电视剧《大宅门》中，大宅门是向南。宫廷里的门，更是有制度的，玄武门谁把守很重要。如果哪位太子想发动政变，自己就要安排好，安排心腹在那里值班；假如临时换班，就会措手不及，人头落地。这些前人并没有讲过，过去人家不知道，是陈先生揭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像

陈先生早年的学生季羡林教授讲过，陈先生不用僻书，而能发现人家视而不见的问题，也就是“发古人未发之覆”。不是靠偏僻的材料，不是靠独家新闻，而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他讲过，他用的材料是大路货，不止借得到，而且可以买到，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都可以买到，并不是他有什么秘本、孤本。最近德国有一位学者叫施赖得（海德堡大学教授），这个人读书十分细，他对陈先生书中使用的资料做了统计。据他说，经量化计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正史的引用占73.14%，略超七成；其馀碑刻、诗文等，占三成弱，可说是三七开。靠七成大路货来发覆，怎么发？这就给我们提出问题了。发覆的本领就全在脑袋，而不是靠口袋里边装什么秘本。陈先生发覆的本事，在于他的历史思维。他有非常精密的、非常深刻的历史思维。很多人讲过追陈先生不上，其中固然有知识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思维，你想不到他所想到的问题。我们读这本书要落实到这里，把着眼点放在“思”，学他怎么想。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他的遗著，我们要读他的书，领会他怎么想。边读书，边跟他的思路。这样才有可能走近陈寅恪。

    

这本书10万字。10万字是很薄的一本，现在评职称要20万字才算书。最近的新版把这本书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合成一册，作一本来发行。钱锺书先生早就批评过当代学术界的一种不良倾向，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重要的话才一克，他不理你，他宁愿去重视废话一吨。发覆不能发一吨，发覆只能一克一克来积累。读陈先生这本书，也让我们知道学术著作的高标准是怎么回事，不可跟另外的东西同日而语。从数量上讲，陈先生要两本才抵得上人家一本；但从质量上，他一本要抵人家多少本。前人讲得很明确，精神生产这种东西，不是说十个拳头摆在一块就会比人家一个拳头强。一个拳头很有力，比七、八个没有力的拳头搞在一块厉害。有位高僧说过：“他人搬弄一车兵器，老僧寸铁杀人。”一块刀片就可以割脉，不是寸铁杀人吗？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钱锺书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倾向，不要陶醉于数量，应该坚持高标准。要不就发不了覆，只能刨掉一点草皮。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 学人与治学”栏目

编辑絮语：

本文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先生撰写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的短文，今天适值陈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编辑部特发此文以纪念。文中所有内容均未做修改，以尽量贴近作者原意。图片为编辑部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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