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献出版，来自高校、图书馆和出版界的学者，一定有不同角度的观察，也有不同个体的感悟。
新一季的“i书计划”，我们将推出“学者说·我与文献出版”，约请来自各领域的学者畅谈自己参与古籍文献出版的经历、体悟，兼及成果推广、选题建议、行业建言等。就当前大家普遍关心的关于“文献出版”的各种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徐蜀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所经历的古籍文献出版
我1986年研究生毕业，到书目文献出版社（先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下简称“国图社”），开始从事古籍文献影印出版工作，亲身经历、目睹了民营图书公司、高校及民间个人在其中的参与状况。
先说民间个人和民营机构参与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情况。改革开放之初，图书出版与其他行业一样，一批眼光敏锐、有魄力、善于经营的人脱颖而出，他们用高质量的选题，将图书馆、出版社、印刷厂撮合到一起，推出了一大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的古籍文献图书，为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初期的古籍文献出版业，有能力策划、实施大项目的人，按职业划分有三类：一、出版社工作人员；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三、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一些科研机构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对某学科发展的洞察力，便可策划出适销对路的好项目。他们策划好选题后，首先与图书馆联系，获得底本资源，编者通常是图书馆方面的工作人员，策划者不一定要署名。然后，策划者再去找一家条件适宜的出版社合作即可。出版社方面多数为古籍出版社。下面仅举一例：1989年，中国社科院一位知名学者，利用业余时间策划选题，组织有关单位人员制作出版了一部大型金石拓本图书，效果极佳。因我社返聘的技术顾问朱关祥先生是该项目的技术总监，经常有本馆金石组的工作人员拿着翻拍后的底片来请他审查，所以我对这个项目的情况比较了解。当然，我也趁机学习了不少碑帖翻拍知识。再说一下图书馆项目组织者，他们懂版本，有选题策划能力，有市场意识，我认识其中很多人，有些人还是朋友。他们最初只是利用本馆资源编辑图书，后来发展到馆际协作策划大型图书选题。图书馆人参与策划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前景好，因为大部头书的市场定位，本来就是图书馆等机构。2000年前后出版的不少耳熟能详的大型系列影印古籍，便是采用上述方式出版的。一家民营图书公司的F先生，早先与上海一家出版社合作出版古籍文献，出了不少好书，后与我们合作彩色仿真影印了《红楼梦》珍本丛刊，效果很不错。与我社合作较多的还有专做佛教文献的一位S先生，我们的交往是从《佛光大辞典》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社引进版权，出版了《佛光大辞典》（精装32开8册），共印了2000部，销售了多年，后相当一部分S先生包销，不到一年时间即售罄。此后他主掌的公司策划了一系列佛教文献典籍，如佛教版画系列等，反响都不错。他的图书公司发展很快，在售图书目录不下百种。1989年前后，排印本学术著作的销量突然断崖式下降，低印数、大部头、高定价的影印古籍异军突起，成了利润相对丰厚的图书。原先做排印书，甚至畅销书的一些民营图书公司，开始转向做古籍影印。民营图书公司的创业者，很多是从与图书相关的行业，如设计师、印刷厂职工、发行商等转过来的。我比较熟悉的一位设计师，早期的设计室在文津街国图古籍馆院内，与出版社打交道多了以后，便试着自己策划制作古籍图书。再后来又开书店，现在已是京城著名的特色书店了。还有南方某古籍印刷厂，长期印制古籍而有了灵感，就开始参与策划，与出版社合作古籍影印项目，而且规模越做越大，品位也越来越高。当然，做图书销售而进入古籍文献图书出版业的人也不少，因为发行本来就是图书出版最大的瓶颈。做发行的转型到出版，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这样的情况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弊端，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公平竞争和图书质量等。过去国图社对民营图书公司的政策是：只做古籍文献（后来加上民国文献）类选题，珍贵稀见文献最佳；不以经济利益为最高或唯一目的，只要有利于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事业，或者本社品牌力的提高，便大力支持。事实证明，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前提下，采取恰当、积极的态度与民营图书公司合作，不但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利，对出版社的品牌建设和市场份额的扩大，也不无帮助。有人说近年来民营图书公司的策划出书品种大减，其实，日子不好过是整个古籍出版业共有的现象，这一点各古籍文献类出版社均有同感。因为随着古籍文献整理图书，尤其是影印古籍的大量出版，重复出版、“萝卜快了不洗泥”等问题日益凸显，购书单位对图书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古籍文献类出版社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在项目策划、资金支持等方面加大力量，更多出版社开始在文献出版方面崛起。高校参与文献出版项目，专业性和系统性强是其最大特点。1983年9月，教育部设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高校古委会成立不久，便启动了《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清文海》《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元戏曲》（简称“七全一海”）的编纂出版工作，国图社有幸出版了其中的《清文海》。《清文海》由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于上世纪80年代立项编纂，总计收入清代作者1576人的文章18383篇，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有清一代较为重要的学者、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要文佳作，大抵收揽其中。《清文海》最初的体例是排印出版，出版者为北方地区某出版社。但出版一册后，因经费不足而停顿。国图社了解这一情况后，便由我（时任总编辑）带队去南开大学古籍所协商，我们提出改排印为影印方式继续出版。南开大学方面欣然应允。之后，郭又陵社长拜访了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先生，汇报了社里的想法，得到安先生的大力支持。2010年10月《清文海》出版，次年1月召开《清文海》暨清史资料出版座谈会，安平秋先生对该书底本和标点、校勘一同影印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见《光明日报》2011年1月12日第3版）；《清文海》提供的与众不同的古籍影印出版探索，也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高校在古籍文献整理出版方面的另一项重大工程，是由北京大学立项的《儒藏》。《儒藏》预计耗资1.52亿元，包括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儒家典籍以往多以影印形式出版，《儒藏》“精华编”则以标点加校勘记的形式进行整理，以繁体字竖排排印本的形式出版，这样不仅可避免单一版本的局限，而且便于阅览使用，并能制作成电子文本进行全文检索。此外，2010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启动的《子藏》工程，2010年6月山东大学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也是高校承担的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国图社承担了《子藏》的全部出版工作。高校在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中的高度专业性，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整体驾驭、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加工的能力，是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图书馆馆藏古籍，是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物质基础，因此图书馆在古籍的保存、利用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关系重大。事实证明，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较好地完成了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提供底本，以及诸多参考咨询的任务。要想更好地利用古籍，对馆藏古籍进行系统普查、编目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图书馆系统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编纂出版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目是第一部中国大陆地区所藏古籍联合目录，是第一次古籍普查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图书馆系统在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中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另外，不少图书馆还有计划、系统地开发本馆古籍馆藏，为广大古籍研究者提供了古籍影印本。以国家图书馆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上海图书馆推出了《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中国书店推出了《海王村古籍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推出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等等。图书馆界在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中的另外两项大工程，也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对全国（大陆地区）馆藏古籍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组织、指导近300家藏书单位，编纂出版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基本摸清了大陆地区公藏古籍的家底。二是精选全国主要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出版了《中华再造善本》。《中华再造善本》虽存在一些问题，但确是继《四部丛刊》之后，以古籍善本原书为底本选编出版的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古籍善本丛刊，使千余部束之高阁的珍贵古籍化身千百，为社会所利用。下面对40年来古籍影印的成就和不足，以及今后的市场需求、出版者应着力的地方，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改革开放以来，古籍影印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就大型项目而言，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及“四库系列”，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其中仅“四库系列”便收书14100余种；地方志系列有《宋元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稀见地方志汇刊》《日本藏稀见地方志丛刊》《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等，总计收录历代方志8000余种；敦煌文献有《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等；还有《中华再造善本》的“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等，不一而足。中小型影印古籍更是数量众多。40年来，影印古籍的整体数量应不下40000种。上述影印古籍不仅承担了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任，也为古籍研究和整理，乃至社会各界查阅古籍提供了极大便利。大量古籍校勘、排印本，古籍目录、版本学研究，以及古代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图书，都是依靠影印本古籍编纂出版的。可以说，40年来的古籍影印产品，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重复出版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古籍在不同的丛书中多次被影印，由于丛书部头较大，即便多次出版过的书，读者仍不易查阅。二是技术所限导致影印出版质量不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当时技术条件、出版社经济状况、出版社和印刷厂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所限，较多采用廉价及不恰当的工艺，如用缩微胶卷作底本、修版去底色等，以致影印古籍的辨识率较低。我退休前曾专门做过调查，相当数量的影印古籍只能浏览大意而不能卒读，真正引用时还需看原书。某大型图书馆曾想编制一部影印古籍索引，在翻阅历年购置的图书时，也有同感，并表示今后采购影印书要严查质量。我想，这也是今后影印古籍时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就整体而言，影印古籍仍旧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影印古籍根据功能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阅读文字即可（当然要能够卒读）的普通型；另一类是保留了古籍原貌、能够“传本扬学”的精印本。过去的影印古籍中，后者的比例过低，根本满足不了专业人员的需求。随着底本复制、图书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制作成本不断降低，所以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摒弃落后工艺，多做精品。无论从古籍保护，还是利用的角度看，都有海量的古籍需要去影印。今后影印古籍市场的竞争，印制质量一定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另外，从事古籍影印的人员和出版社编辑，要加强古籍基本知识的学习。古籍影印并非“拿过来就印”那样简单。由于从业者的古籍素养不够，以往的影印古籍，在底本的选择和提要撰写等方面，都曾出现过不少问题。最后提一个建议。根据多年从事古籍影印的经验，我以为今后应该大力加强古籍图录的编纂出版。古籍图录是古籍影印的精髓，它图文并茂，阅读更为直观，文字言简意赅，功能十分强大，尤擅叙史。例如古籍版刻史、装帧史（不仅是装潢史）、印刷史、书籍史，乃至各类专题版本史，像《史记版本史》《二十四史版本史》《资治通鉴版本史》《文选版本史》等。有很多大部头古籍，如《史记》《汉书》等，即使是宋元本也无必要都全文影印，只要做好图录，将所有版本特征等要素收集齐全，即可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的图录，具有教科书性质，版本学价值超过了全文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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