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前几篇文章曾提到，上世纪40年代，一些书局为了应付书价的快速上涨、方便出版管理，曾经把书价的标注方式从实价改为“基本定价×倍数”的形式。这种变化的过程在一些出版物上也能够找到印迹，我们不妨以正中书局出版的书作为例证。正中书局是民国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官营书局。吴永贵先生所著《民国出版史》一书中记述，正中书局创设于1931年10月10日，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十分深厚的官方背景，只看看其管理高层的名字就一目了然：陈立夫任董事长，叶楚伧任出版委员会委员长，吴秉常任总经理。这三人均为国民党要员。全面抗战爆发后，正中书局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抗战时期，正中书局的业务量不降反升，在抗战初期到中期，它是重庆最大的出版机构，在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兰州等地设有分局，在桂林、恩施设有支店。正中书局还拥有自己的造纸厂、印刷厂和运输队。这样的实力在当时绝对是一般书局难以望其项背的。据统计，截止到1944年9月，正中书局在抗战时期出版各类图书达636种。我在书库“爬架子”的过程中，偶然间发现，一些正中书局版图书的版权页上标有“改正定价”字样。“改正定价”从字面上看显然是改变书的价格，但具体有什么含义，我当时并不明白。也正因如此，我便对“改正定价”格外留意，遇到正中书局在抗战时期所出的书，总要翻到版权页去看看，逐渐搜集到近30种“改正定价”的书，现将其版权页信息摘录如下：1.《口琴吹奏法》，刘仲光著，1936年7月初版，1942年6月3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九角；2.《唐宋散文选》，查猛济编注，1936年5月初版，1942年6月5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八角五分；3.《新中国盐业政策》，何维凝编著，1941年9月初版，1942年7月再版，国纸本，改正定价二元二角；4.《国学常识问答》，李侠文编著，1940年12月初版，1942年7月5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六角五分；5.《先民浩气诗选注》，张长弓编注，1937年7月初版，1942年7月5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八角；6.《谈心理卫生——给少年的十八封信》，黄禹石编著，1940年8月初版，1942年7月再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五角；7.《活力》，唐树藩著，1936年5月初版，1942年8月9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8.《我们的耻辱》，周涤钦著，1937年5月初版，1942年9月3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七角；9.《我们的富源》，易希文编著，1937年3月初版，1942年9月再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七角；10.《中国的边疆》，赵敏求译，1941年12月初版，1942年10月3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三元七角五分；11.《抗战独幕喜剧选》，沈蔚德编著，1940年5月初版，1942年10月5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一角；12.《红楼梦研究》，李辰冬编著，1942年1月初版，1942年10月3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九角；13.《调剂与制药学》，师哲著，1941年10月初版，1942年12月3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三元六角；14.《养鱼法》，朱碧光著，1940年3月初版，1942年12月4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三角五分；15.《学术思想论文集》，穆济波编注，1937年4月初版，1942年12月4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八角；16.《职业教育》，江恒源、沈光烈编著，1937年2月初版，1942年12月8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二角；17.《蜡烛工业》，王都编著，1941年8月初版，1942年12月3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零五分；18.《忠的故事》，朱其炎著，1941年4月初版，1942年12月3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四角；19.《苏彝士运河》，任美锷、严钦尚编著，1941年8月初版，1942年12月3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二角；20.《日本地理》，曾德培编著，1941年11月初版，1943年1月3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21.《文体论纂要》，蒋伯潜编著，1942年6月初版，1943年1月3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八角；22.《科学发明的新阶段》，H.StaffordHatfield著，王达新译，1942年1月初版，1943年1月3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二角；23.《高尔基传》，凌志坚编译，1936年1月初版，1943年2月5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24.《经济药用植物学》，刘宝善、周太炎编著，1940年3月初版，1943年3月5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25.《民族哲学大纲》，汪少伦著，1938年8月初版，1943年3月5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九角；26.《陆秀夫》，刘宇编著，1936年3月初版，1943年3月4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一角；27.《化学讲话》，沈鼎三编译，1936年12月初版，1943年4月3版，米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七角；28.《救护》，张查理编著，1941年7月初版，1943年4月4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29.《童子军行政管理与活动教材》，章辑五、吴耀麟编著，1942年1月初版，1943年4月3版，米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八角。以上所列各书版权信息中的“国纸本”“机制纸本”“米纸本”是指该书所用纸张的种类。观察以上图书版权信息可以发现，这些书均出版于1942年、1943年，1942年出版的有19本，1943年出版的有10本。出版时间最早的是1942年6月，最晚的为1943年4月。由此可以推测，正中书局“改正定价”之举主要发生在1942年到1943年。根据搜集到的实物，我们可以推测，正中书局“改正定价”之举主要发生在1942年至1943年。既然是价格上有所变动，就有必要看看改变之前是什么样子。不妨再举几个例子：《国学常识问答》，李侠文编著，1940年12月初版，实售国币一元零五分；1942年7月5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一元六角五分。《活力》，唐树藩编，1942年1月6版，国纸本，实售国币一元三角；1942年8月9版，国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民族哲学大纲》，汪少伦著，1938年8月初版，实售国币一元；1943年3月5版，机制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九角。《童子军行政管理与活动教材》，章辑五、吴耀麟编著，1942年1月初版，实售国币一元四角；1943年4月3版，米纸本，改正定价国币二元八角。
《童子军行政管理与活动教材》改正定价版版权页
以上是对这四种书不同版次版权页信息的摘抄。两个版次的不同之处还是比较明显的，前者标注的是“实售”，后者标注的则为“定价”，而且书价也发生了变化。我把搜集到的正中书局战时出版物的书目信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了一下，发现1942、1943这两年或可作为一条分界线。此前出版的书标注的价格都是“实价国币”或“实售国币”若干元，而改正定价后，则标注为“定价”了。“实价”“定价”是民国书刊中十分常见的价格标注方式。曾经见到有文章说“实价”就是指“国币”的意思，这个解释恐怕不正确。大体来说，实价就是实际售卖的价格，也就是标了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而定价则“水分”更多些。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一折八扣书”，定价标注的是一元，但是连折带扣，最终的实价不过几分钱。而当时虚高定价、大打折扣的做法，曾经受到不少人诟病。及至抗战时期，大后方物价高涨，这个定价又可能变成一个基准价格，真正的实价还要乘上一个时常变化的倍数。所以说，“实价”“定价”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内涵是大有不同的。那么具体到正中书局的这次改正定价，又是什么情况呢？我查阅了《大公报》全文数据库，从里面检索出十几条1941年到1944年正中书局在该报重庆版所刊登的广告。1941年10月10日《大公报》第1版刊登的《正中书局30年度出版新书》广告中，所有书目的标价方式均为“实售”。而1942年的广告则有了明显变化。1942年3月6日《大公报》登载了《联营专卖研究与实践》一书的广告，标注的价格为“定价一元三角，实售四倍”；3月8日《大公报》登载了《瓜和豆》一书的广告，标注的价格为“定价三角半，实售四倍”。《联营专卖研究与实践》为1941年9月初版，《瓜和豆》为1941年10月初版，都应该标注“实售”若干元。可惜，我没有看到这两本书1942年版的实物，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标注“改正定价”的字样。但是，由这两则广告可以知道，正中书局的“改正定价”早在1942年年初就已经启动了。而伴随“改正定价”的，还有相应的书价加倍发售。这里顺便再根据《大公报》中的广告信息，梳理一下正中书局书价加倍的情况。如上所记，1942年3月间其加倍数为4倍，到了6月调整为增加5倍，8月间的广告标注的加倍数已经是10倍了；到了1943年10月，标注的加倍数已经调整为13倍，11月又改为18倍；而到了1944年12月，已经是“照定价改五十倍发售”了。按照这个增幅，《联营专卖研究与实践》在1942年3月实售国币5元2角，两年多以后，其价格已经涨到了国币260元。如果把书价增幅用曲线图的形式表现出来，估计其陡峭程度堪比陪都重庆的山路了。在不到3年时间里，书价加倍幅度上调了6次之多，其频繁程度也令人咋舌。
以上是正中书局改正定价的例子，不妨再举个独立出版社的例子。独立出版社也属官营书局，其经营规模和影响力均不及正中书局。在战时，其经营地域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没有如正中书局那样布设发行和分销网络。1943年9月至1945年2月，独立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战后问题论文集》四集。第一集于1943年9月初版，实价34元；第二集于1943年12月初版，实价70元；第三集于1944年9月初版，定价3元；第四集于1945年2月初版，浏阳纸本定价4元5角，熟料纸本定价3元。同为一套书，分册价格从几十元忽然跳水到几元，显然另有原因。因为我没有找到独立出版社加倍发售的直接证据，所以只能是推论，这样的变化估计是因为其调整了计价方式。
说到这儿，不免还有遗憾，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上述民国出版机构的内部档案，不知他们如此调整书价出于什么考虑。这其实很重要，一方面可以使史料更加完备，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体会当时出版人的心态，从而拉近与那段历史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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