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已整理出版的民国书信为数不少，这些书信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助于研究者从中找寻线索，充实研究内容；对于文史爱好者来说，这些书信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风貌。沈迦先生最近整理出版的《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夏承焘与谢玉岑的通信，很多都是讨论词学研究的问题。“词学”是两个人的共同爱好。这批书信，也为研究者了解现代词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感性材料。谢玉岑26岁那年在温州第十中学教书，认识了夏承焘。一年后，谢玉岑离开温州，但他与夏承焘的友谊一直在书信中着。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电子邮件，交流大抵依赖缓慢的书信。最初通信的时候，夏承焘27岁，谢玉岑28 岁，正值青春年华。二人通信持续了8年，直到谢玉岑生命的末年。
夏致谢的书信，写得典雅婉转，信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几个大类：一是两人熟悉的朋友圈中的交往，涉及大量的学人往来；二是夏承焘已经完成的以及正在编撰的书稿；三是读书心得，以及求书；四是诗作、词作的交流。
我看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如果夏和谢是生活在当代的文学青年，那他们之间多半会用微信来联系。我最近看了什么好书，想看什么书，也许在微信上发几个书名就够了。今天上哪儿去了，见了谁，更是发几条语音信息就可以说清楚。那再过一百年，我们的后人，将用什么材料来研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电子信息迅速而及时，甚至夏承焘渴求的那些书籍，现在通过网络都能轻易获得。稀缺的资源变得易得，遥远的距离不再成为沟通的阻碍，我们内心还有珍视的东西吗？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像夏和谢这样的文学青年，需要他们燃烧生命一般去写的诗和词吗？
还有一个感想，关于“写信”这种融合了文学与艺术双重美感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记得上大学时，教古文的老师会专门讲授写信的规范与格式。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中，以尽量不冒失的语言，以繁体竖排的方式书写一封信。我不知道这种课程是不是还保留着，但当时嘻嘻哈哈的我们，也没当回事。在博物馆的展览中，也看过一些古人的手札，当然要借助展览的释文才能读懂那些纸片上飞扬的文字。看那些手札，更多地是被书法的形式之美吸引，在展品前磕磕巴巴读完文字后，尽管能读出每一个字，但要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还需要顿一顿，想一想。所谓尺牍，渐渐成为不可亲近的艺术品，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而回到夏与谢的时代，通信是人们最普遍的联络方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既优美又从容的表达方式，如今只能从书稿中窥见。《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用影印的方式展现了夏信的原件，包括朱丝栏、蓝丝栏的颜色，信笺天头上的文字——如浙江省立第九中学信笺，等等。每一封原件，都配有释文。我一般先看释文，再回过头看原件。夏承焘的书法无疑是极好的，给好友的书信，写得更是逸兴遄飞。夏所用的是半文半白的语言，对照释文读信，能很直观地感受到文人信札的雅致与文气。这批信，大都用墨笔书写，遵照的是中国古代书信的规范与格式。而夏与谢，有着高度契合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的通信中，不乏词藻华丽的铺排与用典，与他们“词人”的身份相呼应。如“东野云龙之咏，远承拳拳，心感何似”，其中“东野云龙之咏”就来源于韩愈与孟郊的典故。再如文中提及钱名山先生所嘉赏夏承焘的名句“湖山信美，莫告诉梅花，人间何世”，读来只觉无一字不端庄，字字有梅香。在一封信的结尾处，夏写道：“凉飔渐动，灯火可亲。”不但有画面感，而且能从文字里感觉到冷和热的对比。夏承焘欣赏谢玉岑，他在信中说，“玉岑风神拔俗，而温温如处子，接其人胜读其书。辞笔之工，不足以尽玉岑”。这种赞美朋友的语言，仿若从《世说新语》中而来，古意盎然又不失趣味。信笺中的这些妙处，非得读信、看原件才能领略。
八九十年前的年轻人是如夏承焘这般写信的，雅致、得体、工整、有生活有情趣。这种写信的方式，是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彻底沉入故纸堆了？我们今天在写电子邮件、微信消息时，还会用古雅的文字来陈述事情，表达感情吗？我们在频繁使用手机、电脑的时候，还能用钢笔或毛笔，书写“看上去还行”的汉字吗？这大概是个难题。
读这本书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注释有时候比正文多很多。依赖这些注释，我们才能知道书信中提及的那些人物的简单生平。在那个以大儒钱名山为首的文人圈子里，很多名字今天的读者未必熟悉。但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文章，他们的言论，都是能热热闹闹登上报纸头条的。作注者沈迦先生，对温州乡贤有着更多偏爱，给了更多笔墨。用他的话说，“这批信札披露的地方文史线索，应能为温州文化的进一步发掘，提供相当有价值的补充”。文艺，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温州从谢灵运的笔下走过，从郑振铎、夏鼐的作品中走过，也不应该忘记冷梅生、郑曼青、慎社的永嘉七子，等等。这股根植于本地的文化力量，是一个地域文艺兴盛的中坚柱石。在温州已被标签为“国际小商品城”的今天，如沈迦一样的温州人对这股文化力量的挖掘与展现，值得温州人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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