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书的英文和日文版同时出版之日算起，至今年过已近一旬；距韩文译本的出版也已近五载。然而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其中文译本终于准备付梓了。但跟之前的诸版本相比，现在只能说，中文译本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加过时，因为自打2006年本书出版之后，新的考古发现和对过去资料的研究层出不穷，二手资料的篇幅也因此大大增加了。然而就像在韩文译本的序言里讲的那样，将书中内容进行更新显然不现实；任何更新的打算从一开始就注定徒劳无功，而且只能是进一步延迟该译本的出版。因此，除了对书中的小错略作订正，除了将书目中六七篇原来标为“待刊”的参考作品改成已刊，中文译本基本上保留了拙著2006年英文版的样子。
诚然，书中许多论证的细微之处很值得进一步商榷；为进一步阐明书中探讨的问题，也应该进行更多的个案研究。我自己就已经对书中提及的某些问题进行过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对春秋中期礼制重构（见本书第八章）以及对九世纪以后某些大墓里出现的微型仿古复制器皿等问题（见本书第七章）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例子。而且，可喜的是，由于近年来的数字化革命，我最新的这些文章以及本书书目中提及的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可以很容易地在academia.edu网站上找到，只要用我的名字检索就行了。当然，将来，我也有可能发表更多与此相关的作品；而眼下的这本书——显然并不完美——可被视为一张长期有效的请帖邀请大家也来做同样的事。
尽管如此，总起来说，我相信本书的主要论点仍有其存在价值： 书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旧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而且我的刍议——尽管有时候带有猜测成分——或许对建构中国青铜时代晚期考古研究的议题仍能有所裨益。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其实，书中的这些观点主要是为激发读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才提出的。因此如果有读者在很多地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并不会觉得奇怪；这反而是很自然的，尤其当考虑到该书的很多读者比我更熟悉书中所使用的材料时，就更是如此。因此我希望，即使我的观点会引出强烈的反对意见，本书内容仍能激发读者去反思——或者说，更重要的，去重构——他们从前的论证和观点，并由此得出更好的结论。
从这一点来说，我得承认，我本人在很多时候就对自己最钦佩的、受影响最大的学者的不少学术观点持反对意见。比如说，虽然我将此书献给已故的俞伟超先生，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书中几乎所有提到俞先生著作的地方，我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者是因为俞先生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发现所取代，或者是因为我对其理论假设持有异议。然而我从过去到现在都深受俞先生学术著作的启发和影响，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仍旧是为期不长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最具前瞻性、最富有智慧的宝贵思想。在我看来——我相信俞先生也会同意——真正重要的不是将那些思想提升到不变的教条地位，而是要通过持续的批评和不断的修改把它们变成活的思想，即便这样做必然导致扬弃它们最初发表时的样子也在所不惜。因此，尽管我在书中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有所批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所有的批评都是本着学术尊重的精神以及深深的敬意而发。
因为该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而且建立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学者刻苦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其译成中文原本无需过多的解释。但有一点须向读者作出说明，即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中文读者想象成该书的接受群体；恰恰相反，向中国以外的读者介绍我研究领域里的最为重要的、最令人振奋的学术成果，一向是我作为一个西方汉学家的根本使命。因为那些读者无法阅读中文学术研究，甚至对最基本的中国历史文化都根本不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也仅仅是一知半解——所以本书不得不对很多中国读者都已烂熟的东西也还作了解说。尽管如此，在中文译本中将这些解说摘出去也不合适；把它们保留在这里或许可以提醒读者：就原本主旨而言，本书跟中国学者的专著相比多少有些不同。
当然，本书首先是一本西方汉学著作。因此，参考书目中也就难免会存在大量研究早期中国的西方学术作品；尽管有时候所引用的作品并非上乘，但这样便于西方读者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做进一步的检索。中文读者对书目的需求可能会有不同，但我坚信，只要有，中文读者一定会找到与西方作品对等的甚至更好的中文数据。同时，有些中文读者或许也会发现，熟悉一下西方以及日本学者的著作不无益处。但无论如何，大量的非中文参考书目与更多的中文参考书目同时并存，也在提醒读者本书乃是中西结合的思想框架下的产物。（张瀚墨 译）
（本文选自该书序言，有删节）
《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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