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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中国》中提到的兵家宝典《武经七书》,竟然编纂于重文抑武的北宋

近日,《典籍里的中国》播出了第六期《孙子兵法》,通过戏剧的方式,演绎了孙武写作和实践《孙子兵法》的传奇人生。节目最后讲述《孙子兵法》在后世的流传情况时,有一位北宋的官员,提到《孙子兵法》在北宋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内容截图

那么《武经七书》是指哪七部兵书?它们又是怎样被列为北宋官方军事教材的?为什么北宋的时候要编纂《武经七书》?为什么用《武经七书》来培养军事将领的宋代,打起仗来却屡战屡败呢?下面就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

《武经七书(插图版)》

《武经七书》是怎么来的?

在回答《武经七书》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武经七书》究竟是哪七部书。《武经七书》是指《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其中,《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兵书,一般认为是春秋末年孙武所著;《吴子兵法》是先秦时期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兵书,反映的是战国初年军事家吴起的思想;《司马法》反映的是西周以来的军事制度,系战国中期齐威王派人整理而成;《尉缭子》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尉缭的作品;《六韬》是托名姜太公的兵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黄石公三略》相传是秦末隐士黄石公的兵书,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成书于西汉末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是记载唐太宗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问答的兵书。

《吴子·司马法》

《六韬》

《武经七书》汇集了北宋以前我国古代兵书的代表性作品,是古代军事理论殿堂中的瑰宝。那么,北宋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兵学,把这七种书汇编为《武经七书》的呢?

其实,北宋前期兵学并不兴盛。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的兵变方式篡夺了政权,对于领兵打仗的武将非常忌惮,因而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社会上也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自宋真宗景德初年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解除,朝廷更是一度明令禁止学习兵书,宋真宗于景德三年(1006)颁布诏书说:“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以致到宋仁宗天圣年间,出现了大臣张方平所说的“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的情况。

宋太祖画像

可是天下并不太平,宋仁宗宝应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随后几年连续出兵袭扰宋朝的西北边疆。在抗击西夏军队的战争中,武备废弛的宋军屡次损兵折将。严重的边患,迫使宋廷不得不重视军事问题,倡导兵学研究。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下诏设置武学,培养军事人才。庆历七年(1047),宰相曾公亮等奉诏组织人马编了一部《武经总要》,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武经”命名的官修兵书。到元丰三年(1080),一心富国强兵的宋神宗下诏让国子监司业何去非等“校订《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作为官方武学教材的《武经七书》由此形成。

宋神宗画像

为什么北宋要编纂《武经七书》?

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代的著作之外,其他六种兵书都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著作,那么为什么到了北宋的时候,朝廷会把这些书汇集在一起校订雕印呢?

上面讲过,宋初曾一度禁止民间学习兵书,可是宋仁宗时期,西夏的战事失利,严峻的边防形势,激发了朝野上下对于兵学的热情。南宋的晁公武曾说:“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可见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兴起了一股研究兵书的风尚,像著名诗人梅尧臣就曾注过《孙子兵法》。所以,官方主持编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之类的书,既是对于边患严重的应对,以求培养军事人才,也是这种“人人言兵”的社会风气的反映。

梅尧臣画像

而通过编纂兵书这种方式来加强军事人才的培养,其实也是文官政治的结果。宋太祖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就重用文官,高级的军事职务,都由文官担任。而文官当然更加重视将领军事理论素养的培养。据《宋史·狄青传》记载,出身行伍、武艺精湛的狄青去拜见长官范仲淹,范仲淹跟他交谈之后,感觉狄青的军事史知识不足,就送了一部《左氏春秋》给他,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意思是说,身为大将的人,如果不懂得古今名将的用兵之道,那么就只能逞匹夫之勇。诚然,军事历史知识的学习,对于狄青成长为一代名将大有裨益。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文官所看重的将领素质是什么。

狄青画像

因此,北宋时期编纂《武经七书》,当然是针对当时严重的边患,而通过编书的方式来应对边患,也反映了宋代文官政治的特色。

为什么有了《武经七书》还老打败仗?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有了《武经七书》这么高明的军事理论的指导,那么军队的战斗力应该有所提升,为什么还是老打败仗呢?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简单来说,打仗不是多读兵书就会打的。兵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机瞬息万变,关键是将领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宋史·岳飞传》记载,大将宗泽曾对岳飞不运用阵法作战而喜欢野战表示担忧,认为那“非万全计”,然后将阵图送给岳飞,可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岳飞画像

复杂来说,宋代军事上积弱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

首先,宋太祖由于自己通过“黄袍加身”兵变上台,惟恐武将专权,采取种种措施防范,固然成功防止了武将叛乱,但也无异于自废武功。例如部队两三年轮防的“更戍法”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临阵之时,上下离心,自然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其次,“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造就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导致军人社会地位低,士气不振。看过电视剧《水浒传》的读者应该记得,宋江对于因为被判刑发配而在脸上刺字深感屈辱,而宋代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士兵脸上也会刺字,因此士兵基本跟罪犯是一样的。因而良家子弟都不愿意参军,参加武举考试的也多是考进士落第的士子。再加上为防止灾民作乱,而大量吸收灾民当兵的养兵政策,显然无法保证兵员的质量。

《水浒传》宋江剧照:脸上贴的不是膏药,而是为了盖住犯人的刺青。

再次,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廷有强烈的畏战心理,而澶渊之盟确立的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似乎成了后来应对边境冲突的惯例。后来对西夏的议和,乃至南宋对金的议和,都是这一应对方式的延续。而金钱换来的和平,消除了军事压力,又进一步加剧操练不勤、军备废弛的情况。

当然,宋朝老打败仗的原因还可以分析出好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虽然《武经七书》的编纂没有改变宋代老打败仗的积弱局面,但这一官方确立的兵书体系,还是提高了这七部兵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促进了古代兵书的传承研习。宋代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都是该书的古代注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武经七书(插图版)》,不仅对《武经七书》的全部原文做了注释翻译,还配有大量古代军事文化插图,帮助读者更加直观立体地了解古代的军事文化。


【上款预售】《武经七书》(插图本)(译注者骈宇骞先生题上款、签名本)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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