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行踪——郝鹤君山水画展2013年10月24日-11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从艺近半个世纪，这位老画家第一次进京搞大型的个人展览。问及其心情，他竟然说：“北京人眼界高，不骂我就行”，随即话锋一转，“就算骂也骂不倒我。我不是闭门造车、躲在家里画的。十分的努力换来的一分成果，会很踏实。”
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爱穿运动服，体型硬朗的郝鹤君看起来更像位体育老师。为了准备北京的展览，郝鹤君要把存放在家里的700多张写生作品精选出80多幅来。采访当天，郝鹤君把挑选出来的数十件写生作品放在地上，从上世纪80年代的到近年的，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一一介绍。画中有西南、东北、中原、岭南、台湾，甚至是异国的名川大山，而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笔下的太行山，磅礴苍凉，雄浑悠长。那是一位少小离乡的游子用深情的笔墨谱写的思乡曲。
太行山是他的“灵魂的根”
郝鹤君是广美附中第一届毕业生，随即考入广美国画系完成4年本科，后来在广美国画系执教。说起关山月、黎雄才等老师，他依然恭敬如初，谈起学长和同侪，则一样的真诚谦和。数十年来受着岭南秀水青山滋养的郝鹤君，其创作方向越来越痴迷于他的家乡太行。2013年北京展览的作品，不少是太行主题，其中有《刺破青天锷未残》(193x503cm），还有《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182x580cm）等大幅力作，而最大的一幅是由两张丈二拼接起来的，名字就叫《老家的太行山》（145x732cm）。
郝鹤君说，因为以前有首歌叫《我的祖国》，听起来很亲切，因此就起了这个“老家的太行山”。与通常我们看到的西望太行的取景不同，郝鹤君是站在他的家乡山西东望太行的。太行山给郝鹤君的印象，早在9岁以前便深深地烙在他心里。他表示，太行山就是他的“灵魂的根”，同时也将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根据地”。
对“嫡系”老师评价客观
在美院期间，郝鹤君深受黎雄才、关山月的影响与教导，即便自己也已步入古稀之年，但是谈起两位大家，郝鹤君依然肃然起敬。他表示，黎雄才、关山月等对皴法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到位，“他们用传统的手法来表现现代、现实生活的能力很强。黎先生画松树很熟练，他习惯用这种语言。松树、石头都不错。”岭南画派融会贯通、折衷东西的特点对郝鹤君影响很大，他说，“我很赞同关山月先生的观点，岭南画派是一种精神，不是某种笔墨形式。”
在对苏联“一边倒”的年代，学习苏联成了了解先进文化的唯一出口，而郝鹤君也从众多的苏联画家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苏联的画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列维坦，他的田园作品中具有的宁静深远的气质让我很受启发，比如说《金黄色的秋天》等作品，所以，可以说，我的绘画技法是中国水墨画的传统技法，但是风格和格调则带有列维坦等人的影响，这就是我作品里的融会中西。”
然而，黎雄才的作品在构图上有不少人提出过质疑，认为其大部分画面构图都让人“难以想象”，总有那么一棵树挡在画面前方，缺少纵深感。对此，郝鹤君说，“我们应该要辩证地看问题”，这应该是艺术家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都习惯运用用惯了的语言来反复组合去创作作品的情况。而对于关山月的《绿色长城》，郝鹤君谈起来更是意犹未尽，“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笔墨上，都极具创新，可谓前无古人”。
除了上述两位“嫡系”老师，对李可染，这位“最喜欢的老师”，郝鹤君则认为他创作了很多好作品，尽管相比关山月，他并没有一幅类似《绿色长城》这样的划时代代表作，但是从写生到创作很有代表性。李可染的用笔、用墨深得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家的精髓，并把这两位大家的笔墨互相融合、灵活运用。郝鹤君表示对李可染非常推崇，特别是其描画的那种瀑布、变形的树，还有林海中的房子等，然而，郝鹤君也说：“我们单看一幅李可染的作品觉得很不错，但是全部放在一起，未免显得重复。”
谈写生———不外出无创作
写生是岭南画派一向主张的绘画创作途径之一，作为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黎雄才“嫡系”学生的郝鹤君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坚持长年出外写生，“我们不动，就没画出”。郝鹤君认为只有通过写生，通过直接与自然对话，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然而，目前不少人所谓写生，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用相机拍摄，然后再回画室对照片创作，对此郝鹤君认为，相机看到的跟眼睛看到的，其实很不一样，眼睛是有选择地看，有些地方是看不到，或者忽略的，但是相机拍出来就一清二楚，有些本来可以略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除非时间非常匆忙，不能现场写生，否则都不会轻易用相机”，他说。
郝鹤君认为，写生更关键的一点，就是概括与把握大感觉，不能“因小失大”。面对实景要想做到舍弃细节把握大局，这很考验一个画家的功底。而至于皴法技巧，他称这只是基础的工具，“如果写生的时候不懂得灵活运用的话，那就等于没用。因为现实生活没有哪个石头、哪个山是有这个皴、那个描的嘛。”郝鹤君说。
花絮——写生途中与蝎子同眠
截至目前，郝鹤君去太行山写生不下十次，还有西北。很多时候，环境的恶劣都会出乎其意料。回忆写生的艰苦，郝鹤君现在还心有余悸。他用两个词来形容，是“污糟邋遢”。“我1983年去延安的时候，那个旅馆的被子感觉是粘手的，你无法想象有多脏。但是没办法，只能直接睡，很多蚊子，我们只好点着一些干草来赶蚊子，但是第二天，跟我一起住旅馆的同伴，感觉有东西咬身体，我一看，白白的，是跳蚤。后来把枕头拿开，我们竟然还看到一只蝎子。
如果说对付这些蛇虫鼠蚁只是“小儿科”，那么，面对大自然的威慑，有时真的只能尽快抽身了。郝鹤君说：“有一次，我跟朋友一起去一个地方写生，叫黄河沿，海拔四五千米高，高原反应很厉害，晚上我睡不着，站起来想叫他，但他完全没反应。我以为他睡着了，结果第二天问他，他说整晚动不了，可能是高原反应，不敢动。我后来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可能他晚上吃饭吃太饱，心脏负担太重。结果，我们没住几天就赶紧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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