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艺术的发展，都有常与变的关系，这是规律。没有常，就没有变。有常始有变，知常才知变。变发展常，变中有常。中国画也不例外。
什么是中国画的“常”呢？这已经讨论了二三十年，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问题已渐见明朗。常者，基本原则也，特点也，特长也，此之所以异于彼也。一种是你有我有，而我更擅长：一种是我有，你没有。
中国以外的东方绘画用线，西洋画也有用线，而中国画的“线”则是最有审美趣味的线，是用线的最高峰；中国画中所表现的时间，空间的民族意识，独特的经营意匠；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外国人是称之为“独一无二”的……再细一点，中国画的用笔不仅要求“取象不惑”，以意命笔，借笔达意，线的不同，还要造成各自的趣味，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用色要求清静，或者艳而不俗，与墨的关系要求互不相碍，而达到墨色互济，相得益彰。讲究虚实、空白的处理。如此等等，造形也好，笔墨也好，用色也好，构图也好，中国画都有它区别于西洋画、日本画的带根本性的意识、画理、画法。这就造成具有中国画特色的“常”。
（荷兰）梵·高所画风景画素描
（日本）葛饰北斋所作海浪
弘仁《黄海松石》
有人或许会问：诗书画印的结合，却是元代才有，又怎么说得通呢？这是因为有常有变，常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充实、完美的。晋顾恺之用高古游丝描，唐吴道子擅兰叶描，线的发展，逐渐而有“十八描”，更多的“描”，呈现更多的趣味，然而，尽管各种线的表现特点和趣味不同，线的好坏，即用线成就的高下，则是有标准的，何者好，何者应忌，并非可以众说纷纭。好的笔线，黄宾虹先生归结为五个字：平、留、圆，重、变。古人也早就说过板、刻、结是用笔的忌病。浮滑、轻飘，率易、单薄、呆板等应予避免。
山水皴法，从勾斫，雨点，发展而有三四十种，形成特有的皴法美，面貌各异，内中也有共同的造成美的规则可寻，例如以大小相间，浓淡相间，虚实相间等，造成各种美的形式，尽管它所表现的对象不同，刚柔有别。掌握了这其中的“奥妙”，尽可丢开这三四十种皴法，去生活中创造自己的皴，决然会被承认是好的皴法，是独创，决非泥古。
知常才知变。不知有常，就不知有变，也不可能“变”得好。晚清吴石僊，他大概看不惯“四王”以来那种专搞乾笔皴擦的末流，想力矫时弊吧，打湿宣纸作画。变则变矣，可惜变的不好，变的不高。
宋徽宗《五色鹦鹉图》
现在有人主张中国画不必题字，更不要什么印章，以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文人画的框框，就“新”了。殊不知中国画很早也是不落名款的，五代、宋人的画，作者往往把自已的名字隐在树干，石隙里；画上盖章，也是元代才有。可见，不题款，不盖章，本是“古已有之”的，一点也算不得新鲜。本来，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画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它更充实，更有意无穷，被欣赏的内密更多。
现在讨论“创新”的时候，提出“没有必要”的意见，就不能不对这个意见产生下面两种看法：一、题款、印章的有无，本来就应根据内容、形式的需要而考虑的，是否有就“旧”，没有就“新”了呢？进而言之，被欣赏的内容更多是否更好呢？有人说，一幅画本来就没有必要靠题字什么的来深化它的内容。这是一偏之见。神畅意足，固然可以不再加添一字，但如果题二句好诗，书法又那么美，不但不破坏画面，更使画面增加美的成分，决不能说是“画蛇添足”的吧？二、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同，图章可以请人刻，而书法写不好，诗不会做，自己没有能力做到，于是造成某种逆反心理，恐怕也是意见提出的原因之一。应该说，字写不好，诗文不会做，正是不及前人处。不能者固应藏拙。不知自己的不足，不以自己的不足为愧，反而以不能矫前人，真是悲哉！发展固有的长处好，还是丢弃不顾好？
沈周《庐山高》
变是对常的发展，不能愈变愈低劣，愈变愈贫乏。如果把不题字盖章也看为“创新”之一途，这“新”决不会高，而必见笑于前人，也必见笑于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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