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本土名人堂书法家系列之五 朱从凯

朱从凯：无极原有极
◎策划  赵国英    本报记者 夏羽  文剑   撰稿/摄影

        朱从凯，字从之，1967年8月生于云南师宗。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副主任、曲靖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云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云南省政协特聘书法家，2009年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选为“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书法刻字作品入选“全国第五届刻字艺术展暨第八届国际刻字艺术展”、“全国第六届刻字艺术展”。获大重九杯中国书法大赛一等奖，第二届云南文学艺术创作奖书法奖。编著有云南省中等师范学校书法教材《三笔书法同步训练教程》，与他人合编《书写训练》、《书写训练基础》、《书法、篆刻、装裱知识》等全国中等师范学校书法通用教材。
      朱从凯从陆良县驾车匆匆赶到曲靖市时，曲靖这座滇中小城已是万家灯火。
      寒暄，握手。“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小寨子。我出去‘化缘’呢，他们给曲靖市书法家协会一年的活动经费就一千大洋。还不够有些人一顿饭钱。”朱从凯自嘲地笑笑，“怕你们等得太久，我快马加鞭赶了过来。”1967年出生的人，满脸沧桑的“少年老成”相。
      眼前的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曲靖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朱从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中分头、近视眼镜、灰色的休闲西装外套……伴随不卑不亢的神情，不紧不慢的语速，朱从凯缓缓地打开了话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1967年出生在曲靖地区师宗县一户农民家中，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父亲临解放的时候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因为他读过私塾，自己又聪明好学，所以解放后他被安排到一所乡镇中学教书。”朱从凯点了一支烟，“父亲出身不好，他要晚一两年出去参加革命可能人家就不要他了。”
      父亲在家的时间一年不超过两个月，朱从凯和姐弟与解放前缠裹过小脚的母亲一起在农村生活。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但也其乐融融。
      “我父亲算得是文化人了吧，乡下人家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写对子自然都是他的事。我大约六七岁时吧，他便给我‘发蒙’，教我一些‘横轻直重’的书法基本理论。我觉得学写毛笔字挺好玩的，也就开始认真地跟他学习了。”上小学二三年级，朱从凯的毛笔字已写得有模有样，父亲每每有写对子的活，手头还有别的事时，便放心地把写对子的事交给他。“那时候物质匮乏呢，一张红纸，供销社里卖一角六分钱，写错啦，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轻则挨骂，重则挨揍，所以不敢马虎。”朱从凯说，自己凡事认真的态度是帮父亲写对子时便打下的“底子”。
      “从根子上来看，我是个很乖的孩子，我不打架，不闯祸，不迟到早退，不旷课。”沉浸在往昔的朱从凯忽然自己笑了起来，“上三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早上，我发高烧，我妈说病了就不用去学校了，在家休息一天好了再去。午饭后我开始有精神了，我走出家门玩去了，这一玩可把心玩野了。第二天人坐在教室里，心早不在课堂上了。我经不住到外面疯玩的诱惑啊，我开始逃学。直到有一天，我妈和我姐拿着棍子到田野里捉到我，并把我押解到学校。”朱从凯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形，“我的班主任老师并没有责备我，她让全班的同学鼓掌，‘欢迎朱从凯同学回到我们中间。’这一欢迎啊，我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学校了。”
      当教师的父亲让朱从凯从欧阳询的《九成宫》入门，把乡下孩子爬高上低，捞鱼摸虾的时间都用来练习书法。多年以后，朱从凯说他当时十分乐意，也很享受书写的过程。“太奇妙了，那些灵动的线条，那些黑白交织的变幻世界足以令一个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乡下孩子流连忘返。”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句话很空，但就我的经历来说，我觉得这话是至理名言。”朱从凯说得十分真诚。
“苦难是一笔财富”
      如果不是突遭家庭变故，朱从凯也许走的是一条与现在截然不同的路。比如，他可以很顺当地小学毕业上初中，初中毕业上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然后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朱从凯上小学五年级时，他那一向健康乐观的父亲病了，在县城的医院，整整住了两个月的院。“我是长子，父亲住院我当然得到医院里去照顾他。等他出院时，我们小学升初中考试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了。老师、亲戚都说这孩子这回被耽误了，肯定考不上了。”出乎意料的是，朱从凯不但考上了初中，还以总分高出录取线50余分的成绩为父亲挣足了面子。朴实的乡人议论纷纷，“谁说老师的儿子画不来圈圈?木匠的儿子劈不了楔楔?你看看，人家朱老师家的的儿子朱从凯……”
初中毕业，老师和学校给朱从凯的评介只有四个字：品学兼优。
      正当朱从凯无忧无虑，满怀信心准备中考的时候，父亲再一次病重住进了医院。他只得放下课本到医院悉心照料父亲。一个月后，父亲病故。那一年，朱从凯十四岁。
      父亲是什么？父亲是天，父亲是顶梁柱，如今天塌了，顶梁柱没了，朱从凯和家人有说不出的悲苦。“在我们家，父亲还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随着父亲的离世，这唯一的来源也就断了。”事隔二十余年，每每想到这里，朱从凯仍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我至今说不清楚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感情。他常年在外教书，周末、假期才回来。我既亲近他，又惧怕他。没错，说的就是‘慈母严父’，家父过世后我时常回想他的点滴，从中找出他对我的爱，人说父爱如山，我深以为然。”早已为人父的朱从凯对父亲这个角色自有他的感触。
      背负着丧父之痛，朱从凯参加了中考。
      朱从凯再一次以优异的成绩，超出录取线的高分被曲靖师范学校录取。
      “我也想读高中然后考大学，但我母亲负担不起我的学杂费啊，师范生不用缴学费，每月还有10元的补助。但再怎么节省还得买纸笔不是？所以我会写信回家跟我妈要钱，每次10元20元，要多少她都会及时汇给我。”朱从凯突然降低声音：“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我妈有多难。是后来，我们日子好过了，吃穿不愁了，她才告诉我，她曾为给我汇5元钱，从村口借到村尾。”
“读书无数，全无心得”
      师范毕业后，朱从凯又因为“品学兼优”留校任教。
      “留校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你的同事都是你的老师，就连食堂打饭的都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学校并没有安排品学兼优的朱从凯传道授业，而是把他安排到总务处打杂。
      “说起来有些好笑，我走上书法职业化这条道，完全是和老师斗气的结果。记不得那是一次什么样规格级别的书法竞赛了，老师选了我们班另一个同学的作品去参赛。我觉得那位同学的字没有我的写得好，当时心里那口气啊，堵得慌。”心里堵得慌的朱从凯开始和自己较劲，他更加刻苦地临碑习贴，他说自己当时就是想证明老师没有选他的作品去参赛是错误的。“那时，真是少年气盛啊。”
      边在学校总务处打杂边埋头研习书法的朱从凯终于等来了机会。
      “1990年，云南省中师校长会研究确定，书法作为云南中师省定选修课，同时委托昆明、曲靖、楚雄、玉溪等师范分别编写大纲，上报省教委师范处组织专家审定。最后，选中了我的方案。1991年省教委委托我按大纲编写教材，任务下达至学校，时间仅有半年，而教材近三十万字。随着教材编写的不断深入，我才发现自己所欠更多，不得已，将当时所能找到的相关书法教材、史论、美学、技法等著作一并从图书馆借来，钻进了书堆，前三个月基本不曾动笔。三月后，随着对书法理解的不断深入，自己对中师书法教学、教材的特点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于是三月内完成书稿，按时上交省教委审定。”朱从凯的努力开始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991年9月新学期开学，看着学生手捧自己编撰《三笔书法同步训练教程》（“三笔”即粉笔、钢笔、毛笔）一书，朱从凯很是兴奋，云南中师终于有了自己的老师编撰的书法教材。”
      1992年4月，云南省教委再度组织在昆专家和各师范学校书法教师对教材提出使用意见，根据使用意见，朱从凯又对《三笔书法同步训练教程》进行了修改完善。“后来，《三笔书法同步训练教程》伴随着云南中师一起成长，直到本世纪初，云南中等师范与高等师范院校纷纷合并，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我而言，《三笔书法同步训练教程》的编撰，无疑促成了我职业化的书法道路，也给我提供了更多交流的机会。”朱从凯不无感慨地说。
      走上书法职业化道路的朱从凯说自己是幸运的。他说：“1994年5月第二届全国中师书法教育研究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又有幸聆听和观摩了启功、欧阳中石、沈鹏等先生讲座和演示。从1993年到1996年之间，我与全国中师书法教育研究会的同仁一起编写了《书写训练》、《书写训练基础》、《书法、篆刻、装裱知识》等全国中师用书法教材，这些教材的编撰，一方面提升了自己的学术品格，另一方面为自己提供了对外交流的机会，开拓了视野，这也许是我与省内许多师长同道所不同的书法历程。”
      朱从凯初习欧阳询，次学颜柳，继而学《书谱》、《石门颂》，近十余年潜心黄庭坚草书，喜其峭拔劲利，临书、创作每有新意。小楷取法钟王，篆书得益于《散氏盘》、《毛公鼎》。“近年来我也写小爨，曲靖作为闻名天下的‘二爨’发源地，书法史上可以说光照史册。曲靖的书法家，云南的书法家都有责任将它发扬光大。”
      朱从凯身上没有那种所谓“文人”的酸腐与乖戾，有的只是平和从容。他说自己：“读书无数，全无心得。临帖无数，信手涂鸦。不敢妄言成名成家，若能不使后学误入歧途，引以为前车之鉴，则幸甚、幸甚。”
      辞别朱从凯已有时日，脑海里仍是他一幅作品的内容：“无极原有极，欲仁存至仁。”有无之间，相存相生；有极无极，原本相通。想要“仁”便是“大仁”之所在……妙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