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些精美的诗句至今还被人们到处传唱、吟诵，用来抒发各种境遇中的情感，有的甚至被用作广告词，反复出现在电视银屏上。其深沉浓郁的人情味和精练质朴的语言感动着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具有超越时空、超越阶级、超越种族的永久的艺术魅力。这一些诗句都出自盛唐大诗人王维之笔。然而，人们对王维本人的了解似乎还极为有限。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当杜甫尚未出名，李白还在蜀中的时候，王维已经是名噪京华的大才子了。他少年高第，开元九年一举夺魁，成为新科状元。他诗画兼长，精通音律，又通佛理，将画风、乐律、禅理浑化无迹地融入他的诗歌创作中，创造出一种雍容平和、清新自然、华贵高雅、意境完整的崭新的诗风。他将晋宋以来分流发展的山水诗派和田园诗派合流，兼擅陶谢之长，与孟浩然共同创立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他的诗中具有令人心境平和，万念俱消,可与宇宙意识相通的艺术感染力。北宋文人秦观竟用读王维之诗、观王维之画来疗治其心理的创伤，并取得神奇的治疗效果。可见其诗确有陶冶人之情操，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之精神生活的强大作用，在疗救人们的精神痛苦方面，具有相当的功用，故被后世奉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鼎足而立，成为盛唐时的三大诗人，光照环宇，泽被万世。
但时至今日，关于王维的生活事迹，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历代学者只是从学术角度，从诗歌及艺术地位角度来板着面孔研究王维，虽然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现许多颇有建树的科研成果，但似乎并没有深入到王维精神生活的世界之中，并没有再现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王维。本书之创作，即想运用生动形象的文学笔法，塑造出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血肉丰满的王维形象。让古人活起来，让死人站起来，重新走入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共同创建新的文化。
将古人写活，将死人写活，既要有历史真实性，又要有艺术真实性，绝非易事。这首先需要占有翔实的史料和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要在有相当研究功力的基础上去塑造人物形象，要使人物具有历史真实性，不可胡编滥造来诬枉古人，欺骗读者。其次，要有一定的文学创作的能力，要把简单枯燥的史料敷衍成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情节，要把许多零散孤立的资料运用想象的彩线将其串联起来，如同把散落的珍珠重新拾起，并按照大小的排列重新串起来一样，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样，本书的写作既要求有学者的谨严，又要有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创作选择结构的能力。笔者正是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结合点，即在谨严的科学考据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为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仅举有关王维生平大事之二例来简述之。
一是关于王维的婚姻生活。有关史料极其匮乏。‘《旧唐书》本传中说：“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新唐书》本传说：“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两则材料基本一样，即可归纳为这样的结论：王维曾经结过婚，中年丧妻，妻亡后没有再娶，独身生活30年。但王维究竟何年结婚，妻子姓什么，叫什么，怎样死的，死后为何不再续娶，均没有任何记载，就连稗说野史中也寻觅不到只言片语。而要表现生活中的王维，这又是绝对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无疑是给笔者出了一道大难题，但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的空间。
另外，学术界在研究王维方面很少论及这一点，一是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二是资料太少，无征不信，故学者们基本上回避了这一问题。当然，如果从严格的学术研究来说，没有资料根据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本身便是不明智的。但本书则不可不写这一笔。关于王维“妻亡不再娶”的原因，或用其“信佛”来解释。笔者敢断言，这样解释太肤浅，太没有人情味，太苍白无力，也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说因信佛而不再娶妻，那王维确实应该没有任何人情味了。守母丧“柴毁骨立”、“责躬荐弟”的行为便都不应该再有。因为佛教徒本来连亲生父母都不认，又何必守丧，又何必荐弟呢？仅从王维对母亲对弟弟的深厚感情便可推断，王维对于男女之情爱当是极为深笃的。孟老夫子云：“食色，性也。”苏东坡也说：“人生去欲最难。”并举苏武为例，苏武在北国牧羊19年，备尝艰辛，龅毡吞雪，却未忘男女之情，与一胡妇结合而生育子女。他们是敢说实话的忠诚人，是人们敬仰的先贤文豪。唐人的封建礼教观念并不重，尤其是文人，狎妓、嫖娼尚属风流，纳妾买妓亦是常情，妻死续弦更是天经地义。显然，王维续娶既无礼教上的障碍，又无生活条件上的困难，为何不再续娶？显然不是“信佛”一语能解释得了的。那么，王维后半生孤居一室又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对此，笔者作了大胆的设想和近乎合理的想象。总的倾向是：王维不续娶，不是因为淡漠了男女之情，而是太钟情太痴情了。把王维结婚和妻亡的时间写在开元十五年、十六年两年中，结婚地点是在淇上，都是从王维诗文研究的实际来推测的，虽没有根据说必然如此，但也没有根据说肯定不如此。笔者所写只是应当如此而已。至于王维妻子的姓名、年龄、出身以及死亡的过程则纯粹是笔者的杜撰，没有任何出处。在这一问题上，笔者只是牢牢把握一个尺度：即王维结过婚，妻子死了，死后大约30年（按本书所写，则是32年）独居一室，未再续娶，仅此而已。至于笔者对王维的婚姻到底如何处理的，读者诸君请读正文，自可知硗。
二是关于王维陷贼任伪官的问题。自南宋以来，一些人对王维颇有微词，主要点便是王维陷贼时未能英勇就义，捐躯国难，就连乐工雷海青也赶不上，莫说颜杲卿、段秀实了。甚或有人指责其'不知世有大节”，“其人品已不足道”（元初诗人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十八）云云。这一问题确实是有关王维品格评价的大节，缘此，笔者不吝笔墨，在占有确凿证据的基础上，设置许多细节，如设谋逃跑而未果，义不投降而被监押十个月，裴迪探监，韦斌宴请，乱平后不但没受任何处分，而且官复原阶，又奉命为韦斌撰写碑文，颇受皇帝宠信等。这一连串事件的结合，实际上已为王维洗雪了百纪沉冤，昭示出这样的一种观点：在安史乱中，王维没有任何瑕疵可以指责，也没有任何的变节行为。他始终保持了一个正直朝官应有的节操，从当时皇帝的诏书、王维的谢表、时人的评价均可得出这一结论。这并非是对王维的美化，而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
还应指出，笔者在塑造王维这一人物形象时，并不想将其美化和拔高，而是尽量写出真实的活的历史人物。王维的一生多灾多难，王维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在开元盛世、政治清平之时，王维便屡受贬抑，常生怀才不遇之感。待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掌权时，政治逐渐转向黑暗，官场腐败，王维思想也随之消极。他遂想归隐避世，但又舍不得禄位；他内心痛苦，而又不敢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只能容身保位而已。他虽然几次产生想要归隐的念头，并在诗中有过明确的表示，但他却一次也没有真正的归隐，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安禄山陷两京时，还给他一个“给事中”的官位。唐军收复长安时，他又官复原阶，而且官越做越大。这便引来人们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王维是在说谎，口不对心；一种认为王维是“高人”。本书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尽量地尊重史实，写出王维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心境，并尽可能以生活细节揭示出王维的内心痛苦和欲归隐而未付诸实际的主客观原因，，也揭示出王维性格的软弱性。而这一性格的成因，正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
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揭露这一制度的罪恶，而不该过分地苛责这一制度的受害人。而且，真正能认识揭露这种制度的文人并不多，敢于公开站出来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更是寥若晨星。诚如鲁迅先生所云：“‘时日易丧，予与汝偕亡’，愤言而已，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见。”（《灯下漫笔》）就连抨击王维最激烈的刘因不也曾受元人之邀，憋憋屈屈地出任过右赞善大夫而站在元人的朝廷上了吗？作为汉人而到蒙古贵族政权中去做官，恐怕也非出自于本心吧？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行起来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对待古人，对待他人应采取宽容的态度。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王维的一生中充满了苦难，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痛苦。在矛盾中求平和，在痛苦中求超脱。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创作出大量具有平和超脱倾向的诗画作品。他不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勇于斗争的勇士，也不是只图享受的自私自利的懦夫。他有是非之心而无力斗争，他能辨别忠奸而又束手无策。在艺术王国中他是英雄，在政治斗争中他缺乏铁的手腕。他只是个诗画家而不是政治家。这便是我心目中的王维。他从历史中走来，即将走向广大读者的心中，不知读者诸君是否首肯，我期待着能有一些回答。当然，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学者们，尤其是王维研究专家们读了本书后说：是这么回事，王维是这样的。普通读者读了本书,则说：啊，王维原来是这样的人，是这样钟情而又有才华的人。若此，笔者则甚感欣慰矣。然也，否也，吾期待之。
还有一点应顺便述及，即王维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问题。关于这一点；也应从两个方面来阐释，一是王维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一是王维在中国诗歌史土的地位。毫无疑问，后一问题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也是历代学者颇有分歧之处。再具体一点说，即唐代三大诗人究属哪三个人的问题。至现当代，似乎有一种渐成定论的倾向，即唐代三大诗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若此，王维则被列为第二流的诗人。
这与王维在诗歌史上的实际地位不相符合。前人评曰：杜甫为诗圣，李白为诗仙，王维为诗佛；又曰：杜甫为地才，李白为天才，王维为人才，可见其将三人并举，视之为鼎足，这是公允的，有见地的。不仅中国人这样看，外国人也总把王、李、杜相提并论。186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唐诗翻译和研究家埃尔韦·圣·德尼侯爵在他的权威性译著《唐诗》的导言中写道：“唐朝完善的诗歌语言至今仍被中国人看作无法超越的典范……王维、李白、杜甫一直坚定地执掌着最高名望的权杖。没有一个新的流派出来能把他们赶下宝座。”（王丽娜《王维诗歌在海外》）评价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应从两方面去思考权衡，一是在同一时代的所有诗人中，是否是第一流的，一是对诗歌发展是否有独特的贡献。若从前一点来考察；王维比李白、杜甫更有资格。这从唐人的唐诗选本中便可得到确证，从唐人的评价中更可说明这一点。若从后一点来看，王维也同样有资格。他的诗风与李白、杜甫迥然不同，有独特的面貌，有独特的风格特点，有独特的审美情趣，对后世亦有独特的影响，故王维完全有资格与李杜并列而三。为了更科学和准确，笔者一再论定的是“盛唐三大诗人”而非“唐代三大诗人”，这样也可减少或避免-些麻烦。
或云：既然如此，为何后世，尤其是今人特别重视李杜而显得不太重视王维？答曰：这也应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即从客观的角度来思考。王维诗歌产生于盛唐时代，所注重的是如何在现实矛盾中来缓和自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王维又一直处在官场中，物质生活相当优越，故其对社会现实揭露和表现得便很不充分，揭露与批判的力度都显得不够，而安史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即使在中唐社会，两个弊端也无法克服。至宋代积弱积贫，元明清时期社会则再也无法出现开元之盛况。元代与清代又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汉族知识分子的认识中，这不仅是亡国,简直是亡了天下。这样的历史背景，具有揭露现实抨击黑暗政治倾向的李、杜之诗备受青睐，而只适宜陶冶个人性情具有唯美倾向的王维诗遭受冷落不就是必然的了吗？正因为王维身后再也未出现类如开元年间的盛世，所以王维的诗便再也没有受到如同当世的重视。笔者敢断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王维的诗歌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另外，后人对王维陷贼受伪署的误解也影响了人们对王维诗歌的爱好。
笔者的硕士论文便是《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境与禅境》，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王维研究的动向。如从读研究生开始研究王维算起，已经十易寒暑矣。故王维在我的心中早已活了起来，想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也有几年了。这一选题是在去年(1995年)春天确定的，于七月份开始动笔。经过几乎期年之时间，其间笔者虽又写了《宋词三百首译注评》一书及几篇论文和一些小稿，但用于本书的写作时间亦在半年以上。其间夙兴夜寐，矻矻硁硁。有时奋笔疾书，片刻千言，汩汩然来矣。有时则蹙额疾首，搜索枯肠，反复涂抹，一个时辰也写不出几句话来，戛戛乎其难哉!个中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时至今日终于最后完成，也算了却心中的一个宿愿，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本书之完成，首先要感谢受业恩师孟庆文先生。若非先生收为门下,多方奖掖，精心教诲和指导，我根本无法迈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大门。
其次，要感谢我的同门师兄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左云霖先生。是他亲自指导我独立完成《朱温传》的创作，面传口授，笔削润色，多方教诲，使我受益良多，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再次，还要感谢辽海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徐彻先生和高虹女士。他们果断地确定包括本书在内的系列选题，是本书得以写作和出版的前提。他们也曾为本书付出大量的心血。作风之严谨，态度之精勤，令人感激。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和鼓舞。在开始动笔的时候，尚未看到张清华先生的《王维年谱》（学林出版社版），心中感到不安，便写信向张先生求援，张先生慨然相赠，并写信鼓励。高德厚义，山高水长。去年金秋，余在西安参加“全国第二届王维诗歌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各位先生如傅璇琮、陈铁民、陈允吉、师长泰、荆立民、杨军、吴在庆、胡可先等各位专家学者也都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在此谨表深深的谢忱。书中也多次采用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已随文注明或在参考书目中有所体现，故不再一一说明。
本书写作过程中，内子罗雅芝女士承担了全部家务，使我得以专心于斯。此书之完成，其功不可没也。
还要说明的是，我的学生郑志刚和艾利辉夫妇帮助我誊清后半部分书稿，并帮助我设计了若干小标题。特别要感谢刘石国副编审为我审阅了全部书稿，多所匡正纠谬。对他们的无私帮助和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焉。
惟愿读者能喜欢本书，更愿读者能喜欢书中的王维，并由此而对人生有一些新的领悟，增长一些才识。
毕宝魁 1996年6月6日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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