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残酷的斗争而生存至今的文明，都有着有效的生存能力和斗争智慧。中华文明作为蓝星最古老的现存活态文明，生存能力自然不弱，和其他文明的斗争智慧自然也不差。
学遗传学病理学的人大约会知道所谓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这两个概念。其实文明体的智慧，也有着隐性智慧和显性智慧两种状态。
显性智慧表现为显学。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是显学；在其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儒、法是显学；近现代，哲学、科学等是显学；当下，哲学、科学、数学、法学、儒学、佛学、道学等等似乎都是显学。
隐性智慧表现为隐学。在百家争鸣时代，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是隐学；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似乎玄学等表现为隐学，到了近现代，隐学似乎更加神秘。但是真的有不传之密在不为大众所知道的隐秘之地用隐秘之法在传播传承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因为隐秘，不为外人所知。西方也一样，似乎也有着一些不为大众所知道的隐秘传承，比如什么光明会、什么共济会之类的。
中国真的有隐秘传承吗？有，真正的顶级智慧的传承，或许有。但是，主流的隐学，一定不是传承的，而是自己悟的。隐学的主要内容其实就在随处可见的显学之内、隐藏于显学的文字之下，用寻常的显学的方式解读， 难见其踪影而已。
《易》或许就是无字天书，解读无字天书，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加上卦辞爻辞，加上文言彖辞，无限的可能就瞬间坍塌成一种可能。就像去观测量子的运动态一样，只要观测了，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老子》的原文或许从没告诉人道是什么，因为“道”本身就是无穷的可能性，一旦告诉了人们道是什么，“道”也就只剩下一种解释。只剩下一种解释的道，一定不是道。但是后世读《老子》的人总以为自己所理解的道是道，是老子所谓的道，所以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任意地篡改他们认为不合理或者解释不通的地方，以至于好好的一本书，现在人所能看到的已经和作者的原文大相径庭。
所以就算有真正的隐秘传承，他们能够得到无字天书《易》和有字圣书《老子》，也一定不能让老师教，而只能自己去悟。老师教的不管是祖师传下的，还是老师自己悟的，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无限可能。无限可能只能自己去悟。
人怎么去悟，靠读经典吗？读经典只是一个环节或者一部分。
真正的智慧，在实践中传承，以做事为教育，以自悟为首选。
真传一句话，就是别信任何经典，别信任何人，别信任何权威和教育。只有靠自己在做事的实践中感悟到的东西，才是真东西。
人一旦脱离了实践和做事，单纯地学习和修炼，一定是歧途，一定走不到修炼的尽头。
人到这个世间，花费几十百来年的时间，究竟是学会本事和做人为了做事还是通过做事，完成人的修炼？
做事先做人。几乎所有的国学大师都这么认为而且也这么教育人的。
用人先用德，其次再用才。这是很多企业家学习了国学之后的用人之道。
以上所谓的“做人”和“用德”，其实都是对人的品德的要求。这种思维的逻辑是：人应该在做事之前，完成自己的道德修炼，达到某个道德境界之后，就具备了把事情做好的首要前提条件。这个条件的优先级高于人的做事技巧和能力。而教育是让人获得道德境界的有效而且高效的手段。
所以，以德育为主要目的，以圣贤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的就是先学后用，学而有用。学以致用，则人就很愉快幸福。
很多人把做事先做人当作中华文明的核心智慧和竞争力。似乎人做好了，做事就能水到渠成，信手拈来，心想事成。
真是这样吗？
有些谚语不妨回顾一下。
“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谚语，口口相传，人人都觉得有道理的话。为什么人们会普遍觉得书生没用呢？
书生，就是典型的受过专业的脱产的系统的教育的人群，是严格按照“先做人，后做事”的原则所塑造的理想人设。但是历代以来，尤其是能够传下谚语至今流传的近现代，书生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光说不练，口才往往很好，做事却不行。说啥啥都成，做啥啥不成。
他们虽然随时随地可以满口仁义道德，圣贤语录张口就来，但是他们打仗手无缚鸡之力，下地不分稻菽、不辨牛羊，齐家不懂人情世故……
电影《刘三姐》里把书生这个人群给好好地羞辱过一番。
那么，先学习后做事，先做人后做事错了吗？
没错。关键是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伟人说过的很多句话被人广泛传播和记忆，但是有一句可能被忽略至少不够被重视：
实践出真知。
这句话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做人先做事，在做事的过程中学习做事的本领和做人的品质。
伟人其实不止一次地表述这一主张，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伟人的《实践论》，是一篇被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文章。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人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去做事，就需要从头开始认识世界，用他的一切感知系统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们需要自己总结宇宙的规律，他们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他们要在劳动中训练自己的能力，要在劳动中完成自己身体的锻炼和调整，使之能够胜任工作的需要和适应环境条件。当他们的身体不足以完成工作的时候，他们必须创造或者使用工具以实现能力的延伸；当个人能力不够的时候，他们必须学会和别人合作分工以获得群体的能力；当群体的能力也不足以完成事情的时候，他们得学会借助天时地利以及各种趋势的帮助，以实现事情的完成……
当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大，能够完成的事情越来越难，人的能力和境界也就越来越高。人在做事的时候，需要与人合作，就得学会和人相处的种种规则和道德；要完成一些事情，就得搞清楚这个事情的原理和规律；要完成大事难事，就得学会洞察天时地利就得学会取势借势用势。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宇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宇宙。圣贤留下的经典，只是圣贤在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和事情的时候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普适的永恒的方案。
所以圣贤之书永远只能用来借鉴而不能用来解决当下的问题指导当下做事。
一个人的知识体系要在一个人做事的过程中建立。这个知识体系才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有用的知识。
这个时候，发现对“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又有了新的理解。
通过当下的实践所产生的认识体系，是有时效性的，或许是当下问题的解决之道，却不是永恒的道。过去的先知先贤先圣们所留下的认识体系知识体系，也是有时效性的，是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道。不是永恒的道，也不是解决当下问题的道。
未来的人要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自然得由未来的人通过他们的实践和劳动去总结归纳未来的道。
圣人总是不得已才写一些文字留下来，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留下的文字往往不能让后人得到智慧，反而成为后人的思想牢笼。
就像《老子》，说得多清楚？道非恒道。可并不影响后世人以为自己从《老子》中读懂了“道”。无论是谁，只要自以为读懂了《老子》的“道”，那么他一定就被关进了一个牢笼，从此就与牢笼外的无限可能说白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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