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统一大业，竟源自于一场鲜为人知的争吵，这两人争地面红耳赤，秦王却大呼：“寡人赢定了！”

说起大秦帝国，国人们总能有一种豪迈霸气的感受。虽然时间跨度过于的遥远，但每逢提到强秦和其为我们带来的历史冲击，都不由得心中一震。

不论是从阅读史书，还是通过双眼直观的感受现代媒体还原的秦国历史，人们对于那个两千多年前的国家，都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那时中华民族刚刚度过青年进入强盛的中年时期，虽然国家四分五裂，但是在中华大地上，社会的发展和推进正在加速进行，青铜时代即将结束，统一迫在眉睫，而历史将统一天下的任务，交给了当时最强盛的秦国。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从关中出兵中原，进而南北统一，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也非一般人能够坚持完成的伟大使命。

中国古代讲求成大事必有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显然秦国能够统一天下，即是这三种条件皆具备才得以实现。这三种条件看似独立，但又息息相关。

战国七雄，无一不心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在战国200多年的征战杀伐之中，诸侯国的实力此消彼长，在秦展开统一战争之前，尚无一国可以具备这三项条件。

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是秦国统一之路的基本条件，虽然商鞅最后逃不掉车裂之刑，但秦法得以延续，秦民团结奋勇，使得人和得以保证。

那么天时和地利，秦国优势如何取得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历史上并不怎么著名的人物——司马错。

司马错此人，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八世祖，秦国武将，他战功不如同时代的白起那般卓著，却是秦国统一战略最终得以实施的重要人物。

但是司马迁却在《史记》之中，并没有为他独立列传，只是在《白起王翦列传》和《张仪传》之中，对他的事迹有所提及，鉴于汉武帝时期对于秦国的时间跨度不是很远，司马错的功绩不单独列传有合理之处，但不可否认他的功绩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司马错出生于少梁，身份为平民，得益于商鞅变法中“军功定位”的规定，司马错得以从一介平民一步一步爬升到将军之位，而且历任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朝，一直是秦王的座上宾，

史书中没有一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归于他的名下，是因为此人的贡献不在于一两场战争的战术胜利，而是在于他对秦朝全局战略的卓越贡献。

《史记·张仪传》中，有这样一场记载：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於秦。

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

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

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

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

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

这段文字讲述了一段惠文王时期的秦相张仪和司马错之间关于秦国战略走向的争论，显示了司马错不输给著名纵横家张仪的战略眼光。

当时，西南的巴、蜀两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求援，惠文王权衡后想去伐蜀，但是犹豫蜀道艰难，又忌惮韩国来攻，正在犹豫。

司马错建议伐蜀，而张仪则建议攻韩。张仪的理由是，先稳住魏、楚两国，兵法韩国，逼周天子禅位，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君王征途。同时他认为，蜀地偏僻，无利用价值，只为夺取资源，政治上不是好事，反而像是市侩之人，不能成大事。

而司马错的反对意见，则认为富国必扩大土地，强兵必须使得人民富足，成就帝业需要博大胸怀，这三个都能具备，才是成就帝业的基础。

巴蜀之地偏僻之地，秦军虎狼之师可以轻易取得。王上取得其土地，还能用其财富民养兵，这种灭一国而不被天下厌恶的好事儿怎么不能不做呢。

但是如果攻韩，攻取三川要地，还要劫掠天子，之会引发东方六国和周天子的联合反抗，这样就危险了，还是伐蜀的好。

两人先后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秦惠文王也懂得其中的道理，最终同意伐蜀，司马迁也同时给出了结果：

十月内，蜀国被攻灭，秦国扩大了疆域，同时得到了财富，富庶程度强过东方诸侯。

虽然只有《张仪列传》中的这寥寥数句，但是从蜀地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开始，秦国统一条件的另外两个就已经被补齐了。

秦国虽然拥有关中之地和函谷关天险，但是地区西北的劣势也同样的明显：水源不足，粮食生产能力有限，支撑全国统一战争的物质条件并不具备；

虽然能够用函谷关和秦军将士抵挡住六国诸侯的连续进攻，但是出关作战，没有强盛的国力支撑，怎么能够完成呢？战争之消耗，在冷兵器时代就是人和食物数量的比拼，两个都不具备之下，贸然进攻必败无疑。

控制川蜀，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在古代比较先进的粮食成产能力、织造技术、金银矿产资源、铁器冶炼技术，对秦军统一进行全年的支持。

当然，控制川蜀还有一层战略意义，司马错并没有向惠文王言明，但在昭襄王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那就是秦军入蜀后从长江上游直接威楚国国都郢（今湖北荆州），在秦军出函谷关东进时让楚国不敢轻易出兵。

从今日看，拿下川蜀地区，是秦国历史上一件转折性的事件，是继商鞅变法后秦国在同一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这个伟大战略的提出者司马错，让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史书当中，但是最终他的名字消失在史书当中，却是以一种悲情的方式。

从提出灭蜀意见直到秦昭襄王时期，司马错一直作为秦军对东方六国作战的主将，但是他的战绩并不十分突出，除了在此期间率兵平定几次叛乱以外，并没有其他的胜利。

而在昭襄王十二年的一次伐魏中，司马错战术失误导致秦军死伤惨重，昭襄王从军中提拔了另一位将领代替他任国尉，全面负责对东方六国的作战，而这位新任的将领，就是后来令东方六国闻风丧胆的杀神白起。

而司马错，逐渐从秦国的军事指挥职位上退了下来，再也没有出现在史书的任何一处。

在一个风云变化的历史节点上，总是有那么几个闪光的瞬间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虽然历史如同一辆庞大的马车缓缓不停的向前推进，但是掌握驾驶这架马车的人如果偏过头看看风景，这架马车可能就会偏离原定的轨道一毫米，从此失之毫厘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