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存室存珍——黄士陵篆刻名品及重要印谱
6月2日（周日）下午1:30
嘉德艺术中心拍卖厅 C厅
虽然印谱制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而明人也为后世贡献了古玺印谱的基本体例，但印谱真正成为印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则还是在文人篆刻艺术真正发展起来的清代，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无论是制作的数量、质量还是形式，印谱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历史巅峰。这一成果的取得，最重要的背景当然是文人的参与推动，让印章完成了从工艺制作到文人艺术的历史性蜕变，印谱也从最早的单一著录古玺印为主，又多了文人篆刻一种，从此印谱便有了“古玺印谱”和“流派印谱”之分。而伴随着清末民国大量具有雄厚实力的金石收藏大家的出现，印谱制作的水准和趣味更直接得到了本质性的提升，印谱的功能也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变化，即在作为研究上古金石文字学术资料的同时，还成为一种文人把玩欣赏的收藏品，版本文献的价值之外，还有艺术上的意义。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跟篆刻艺术的发展又是一致的，即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兼备。
《十钟山房印举》
《丁丑劫余印存》
在印谱制作和收藏的历史上，《十钟山房印举》和《丁丑劫余印存》两部印谱分别代表了古玺印谱和流派印谱的最高成就，可以被称之为无可争议的“双璧”。
这两部印谱的共同特点就是有着包罗万象的大规模，而规模意味着历时长，人力多，成本大，难度系数高，故而，其价值完全是不可估量的。在印谱成为一种具备极高价值的艺术收藏品的历史过程中，如果我们重新观察一下这两部印谱的形成过程，则不独能对清末民国的印谱制作有更加直观的理解，对于文人与印谱的关系、文人的收藏视野甚至是文人的家国情怀，也都能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这种理解和体会，在《十钟山房印举》和《丁丑劫余印存》早已难见真身的今天显得尤其稀缺、尤其珍贵。
《十钟山房印举》：一个人和一个金石时代
古玺印谱，无过于《十钟山房印举》者，清季收藏，也没几个人能超得过陈介祺。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潍坊）人。他父亲陈官俊是嘉道时期的重臣，曾任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陈介祺自己十几岁有诗名，三十岁出头担任翰林院编修，四十岁出头归隐故里直到老去。此间醉心金石鼎彝的收藏、研究与著述，《清史稿》称他“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鲍康称“寿卿所藏古器无一不精，且多，允推当代第一”，吴云称“收藏之富，穷绝古今……目光如炬，无微不烛，尤为心服”，连鲁迅都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他的斋号“万印楼”“十钟山房”，更直接表明了他收藏的富有程度。
《十钟山房印举》是陈介祺所辑印谱中最为知名的一种，它不仅开启了藏印家拓古玺印谱的先河，开创了古玺印谱新的编辑体例，还是陈介祺一生中耗费功力与时间最多的巨著，代表了陈氏在古玺印收藏方面的巅峰成就。
《十钟山房印举》是陈介祺在何昆玉、陈厚滋（陈介祺子）二人协助下完成的，编辑的时间有同治十一年及光绪九年两个不同阶段，不同时间有不同版本，各个版本的册数、收录印章的数量以皆有不同。在同治十一年（1872）成书者分别为二十八册、五十册；光绪九年（1883）他又合集李璋煜、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诸家印，辑成一百九十一册本、一百九十四册本。实际上，由于历时漫长，加上中间断代考订工作及前后收集印章情况的变化，直到陈介祺去世，这部印谱都还没有真正定稿，这也使得流传至今的《十钟山房印举》版本多种多样。
（清）陈介祺辑 《十钟山房印举》
清光绪九年（1883）钤拓本
一百九十一册全
12×13.5 cm×191
本拍品即为一百九十一册本，是目前市场所见《十钟山房印举》之最全、最完整者。首册册首录陈介祺自序及总目，目录以古鉨、官印、周秦印、金印、银铁铅印、玉印、晶水石印、匋泥琉璃骨漆印、钩印、巨印、泉钮印、六面印、套印、两面印、姓名印、白事言事印、吉语印、复姓印、鸟虫印、象形印等三十个不同门类编次，条理清晰，编审严谨。内页墨框，正面书口署“十钟山房印举”字样，背后下署“簠斋藏古之一”，每页钤一印，钤拓精良，卷帙浩繁，可谓极古玺印之大观。其实按陈介祺生前的考量，这部堪称“海内巨观”的印谱应该还有对于每方印的考释文字，只是由于体量的庞大以及陈介祺的过世，这项极具意义的工作最终无法完成，不能不说是印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考陈介祺在古玺印方面的收藏，咸丰二年（1852）他返回故里前编有《簠斋藏印》十二册，共收录他自藏古玺印2493方；此后他在这方面的收藏又持续增长，直到最后，实际藏印在7000方左右，这也是《十钟山房印举》最大的基础。为了编著这套前无古人的大书，他虽然也多方向当时的藏家朋友如吴大澂、吴云、李佐贤、鲍康等人借印以期望达到收印过万之数，但实际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藏家也要编辑自己的古玺印谱），所借不过千方，故《十钟山房印举》最终的收印数量应在八千到一万之间。不过虽然如此，《十钟山房印举》从编撰之初就备受瞩目，在这个过程中，陈介祺与潘祖荫、吴大澂、吴云、王懿荣等诸多重量级藏家的笔墨交往，想必也让陈介祺颇有受益，所以《十钟山房印举》的成书，不独是陈介祺一人的成果，完全也可视为那个时代金石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丁丑劫余印存》：一群人和一段家国历史
在大多数时候，艺术只跟艺术家命运产生关系，在极少数时候，艺术也跟国家命运产生关系；前一种情况下能产生精彩的艺术作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丁丑劫余印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印谱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更是一部超越印谱本身的伟大艺术作品。
葛昌楹、俞人萃、高野侯、高络园、丁仁、王福厂等人雅集合影
1937年，岁次丁丑，这年秋日军从上海金山卫登陆，浙江平湖、杭州相继沦陷。兵火之下，“文物荡然，藏印一事，亦多散佚”，浙江四大藏印家丁氏八千卷楼、葛家传朴堂、俞家香叶簃、高家二十三举斋要么连楼带物无一幸免，要么几代藏品损失大半，可谓东南文献的巨大浩劫。四大家在“天不厌乱，劫运方兴”，未来完全不可逆料的情况下，为防藏品“聚而复散”，合力将劫后所存之印集中一起拓成印谱，由丁仁、王福厂等人加以审定，历经十四个月至1939年谱成，是为《丁丑劫余印存》。
（民国）丁仁、高野侯、葛昌楹、俞人萃辑
《丁丑劫余印存》（成字部）
民国二十八年（1939）钤拓本
二十册全
30.5×17.5 cm×20
《丁丑劫余印存》既为四大藏印家心血的结晶，无论是规模还是品质，自然有别于它谱。此谱所录印章自明代文征明、文彭、何震等人起，至清代西泠八家、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诸家，再至民国陈师曾、高迥（高野侯子）等，共囊括明、清、民三代印人273家，印1900余钮，订为20册，基本涵盖了三百年来主要流派及印人的传世名作，“虽曰劫余，已成巨帙”。谱前有高野侯亲自所作序文，王福厂刻劫余藏印记，第一册册首有总目，每册册首有本册所收印人小传。内页书口标注谱名、卷数、页码等信息，书口下有“浙西四家所藏”字样，每页钤拓印面及边款，朱墨交辉，古香袭人，极为精美。最后一册末还附葛昌楹、俞人萃、高野侯、高络园、丁仁、王福厂等人雅集照片。可以说，这是一部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庞大、品质最为高级的原拓流派印谱，更是文人篆刻的集大成之作。
按首册的牌记可知，《丁丑劫余印存》当年按“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己卯春成书”字样进行编次，仅制作21部，每部定价四百元，在当年绝对也属于最高级别的收藏品。本次上拍者为“成”字部，每册封面贴有“广州市博物馆”签，为文革后退还之物。在将近百年之后，此谱完整存世者已极为稀少，市场多年来仅有一部现身，很多人更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谱；此次再现人间，是几十年来最为难逢的机会。高野侯在序言中说这部印谱的编撰，无非是希望“印人精神所寄之品历劫不磨”，如今此谱的现身，在冥冥之中正昭示了这种精神的延续不断。
明清文人篆刻历史虽不如古玺印悠长，然而其聚集收藏难度却远远过之。一者清末以来，大量明清名家篆刻即已被同样喜好中国金石篆刻艺术的日本藏家所收藏，诸多名品早已分散异国；二者战争不分国界，中国的丁丑之劫，日本的东京大轰炸，都令中国明清金石书画损失惨重，存世之数比之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三者，当今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加速了藏品的流通，要将大量明清名家篆刻聚于少数几人之手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丁丑劫余印存》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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