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对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起源的夏朝历史遗存的久寻无果，不仅成为西方学者否定中华五千文明史的口实，也成为困扰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的千古之谜。数十年围绕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对夏文化历史遗址的探寻工作，不仅没有找寻到令人信服的夏朝国都遗址，甚至在黄河流域没有寻找到可以确认为夏文化的遗址。这不能不让人们怀疑，数年来我们历史学界与考古界对夏文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严重错误，对于夏文化的基本认识产生了根本谬误，才造成今天我国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徒劳无功。
淮河流域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时期的唯一国都遗址。笔者可以确定四方湖古城遗址为夏朝时期的唯一国都，但却不能确定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历史上曾经的名称：或阳城、或禹城、或夏邑、或原城。这也让笔者相当迷惑，中国文献记载的那些与夏朝可能有关的地名，为何对于不上四方湖古城的地名呢？是夏朝历史被后世完全掩盖、篡改了？还是四方湖古城的历史远远高于文字的形成成熟时期，后世地名无法取代其固有的名称？
笔者可以确认四方湖与古城就是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前2300年文明史最主要地域与最重要地区；承载了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所有内涵与文明概念，最终在2700年前诞生了中华文化与文明思想的《诗经》经典，光耀中华，引领中华文明。
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经过笔者多方的考察考证，其人类文明存在时间不低于六千年，而且是从六千年以来从未中断的文明延续。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考古界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址所无法同比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文化遗址，在中国考古界与史学界却是闻所未闻，甚至在专业部门的考证中只是一个只有两千年历史的汉朝县级向县遗址，再无进一步深入探寻发掘其历史价值的兴趣与责任感。
为何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在历史文献中寂寂无闻，不见史料，在当今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也是默默无闻、无人所知？这有何深层的文化背景与原因？
笔者在描述古城遗址时，必须要加一个前缀四方湖畔。因为古城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地名，而是一个有历史文化地方的统称。但四方湖畔的古城就是一个地名，其古老历史在当地也是一个不知其历史来源的古城；其2700年前在此诞生《诗经》的春秋向国历史，也被中国历史学界所完全错误定义在其他地区，可见所谓的历史权威性真的让人不敢认同。
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
通过对古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与“古”字演变的深入研究，笔者可以大胆得出一个趋向性结论：“古”字的来源极大可能就来源于对“古城”地理环境的象形刻画。“古”字的下方的“口”代表古城的四方湖，上方的“十”代表古城的城池或者代表古城所扼守的东西向与南北向的交通要道。“古城”中的“古”实际就是地名，在文字诞生以前古城的地名就存在了。在文字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因为古城的古老历史而演变为现代意义的“古老”概念。
如此看来，古城考究不出其历史本源，也就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因为“古城”就是世人对它存在以来约定俗成的称谓，怎么考究也考证不出它的最初名称，古城称谓也就一直延续下来。即使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曾经在此建立过的向国与向县，也无法改变“古城”这一当地约定俗成的历史称谓。
“古”字来源于四方湖与古城城址，那么许多关于“古”的许多文化概念与内涵意义，将会与四方湖畔的古城产生不可避免的密切关联，为破解华夏历史文化提供相当重要的时间概念与地理坐标。同时，也可以印证“古”字、“古城”与淮河流域华夏文明的紧密关联。
古、故也——东汉·许慎《说文》
大古冠布——《仪礼·士冠礼》。注：“大古，唐虞以上。
以是为近古也——《谷梁传·桓公三年》。注：“古，谓五帝时”。
慨长思而怀古——《文选·张衡·东京赋》
别求闻由古先哲王——《书·康诰》
天为古——《周书·周祝》
曰若稽古——《书·尧典》
其于中古乎——《易·系辞传》
古，久也——《玉篇》
逝不古处——《诗·邶风·日月》
古训是式——《诗·大雅·烝民》
如果我们将以上词句中的“古”对应于“古城”的地理概念以及文化历史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破解许多历史之谜。其中的“古、故也”可以理解古城是故乡也；“大古冠布”可以理解古城地区人民头戴布帽，这与古城地区花鼓灯表演中男戴布冠女戴红花完全印证。古城地区的花鼓灯舞蹈是延续来源于唐虞以上时期，进一步证明了花鼓灯舞蹈是代表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标志，是“夏”“华”文字来源的根本；“古，谓五帝时”可理解为古城是五帝时期就存在的城池，其历史涵盖五帝时期；“天为古”可理解为古城为天子所在、天理天道产生于古城地区；“其于中古乎”可以理解为其来源于大禹中国时期等。
因此，“古”字与四方湖畔古城的关系问题，对破解夏朝历史，远古中华文明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概念，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至少在笔者看来，四方湖畔古城的六千年文化遗存，以考古学的要求标准，也完全可以承载延绵不断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甚至可上溯六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虽然相关责任专业部门无心做考古方面的求证，但这丝毫不影响四方湖古城在华夏文化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古老淮河的下游地区，完全为淮河的泥沙沉淀堆积而成。从2200年前楚汉争霸时期，江苏北部海岸与现在东海沿岸的对比，已经产生了大面积的新陆地；如果再上溯2000年，四千多年前的淮河东海海岸线，将向西向内陆大大收缩，也许洪泽湖东部的广大苏北地区陆地曾为广阔的东海海洋。那么，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地区距离东海海岸的距离大大缩短，上古时期的那些与东海有关的神话传说，就成为很现实的历史事实，如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记述东海的故事。
5300-4300年前的良渚文明消失，如果良渚先民北上沿海迁徙，，南北文化交融的四方湖古城地区，也是良渚氏族迁移线路中的合理范围。而笔者在古城遗址发现的大量薄皮黑陶与良渚文化遗址的薄皮黑陶在工艺与技术生产上完全雷同，这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融合自然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中华上古文明诞生于淮河流域、东夷地区、九夷地区、涂山地区、四方湖古城地区，不仅是笔者个人的夏文化研究结论，也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破解华夏文明历史的唯一方向。背离这一方向的夏文化学术研究成果，也必将为历史所淘汰，成为毫无文化与历史价值的自娱自乐。笔者的自信与底气，来源于华夏文明延绵不断的传承，各方面历史文献传说的综合结论，欢迎任何权威任何方式的质疑与否定；事实胜于雄辩，尧舜禹开创的华夏文明之光在盛世来临之机，必会再现其璀璨光芒，恢复华夏文化历史的真实面貌，虽然道路曲折漫长。（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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