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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江:心儿在歌唱——从我演唱的几首歌曲谈起

很多年前,我请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给我题字。启功先生问我写几个什么字,我脱口而出,那就写“心儿在歌唱”吧。其实,这五个字就是我的座右铭,也成了我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我想,“心儿在歌唱”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唱歌要唱“情”,应将内心情感抒发出来;二是说唱歌要动脑筋,要动心思,也就是我常跟学生讲的“用心歌唱”。前者是常理,很好理解,“歌为心声”就是这个意思,在此就不详细讲了。后者却难以理解和把握。怎样才能真正是“用心歌唱”呢?这里结合我演唱的一些歌曲,谈谈自己的体会。

首先,我觉得一个歌者要唱好一首歌曲,应该像词曲作家一样,深入地体验生活。记得那是 1973 年,我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给《北京颂歌》灌制唱片。那时,我刚刚从新疆调到北京,能不能唱好这首歌唱北京的歌曲,心里还没有底。我虽然曾在北京上大学,对北京并不陌生,但毕竟在新疆待了整整十年,对北京不免有一种疏离感。当时我心里只是想,北京是我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我一定要把这种“中心”的感觉表现出来。但我越是这样想,心里就越着急,声音也就越是游离于歌曲之外。预定录音的时间临近了,但我还没有找到感觉。一天,我妈妈一句不经意的话提醒了我:“儿啊,你何苦呢?与其坐这儿瞎琢磨,不如到天安门广场去瞧瞧,看看太阳升起来时是个啥样子,是个什么动静!”“对啊,我咋没想到呢?”我一拍大腿。第二天一大早就骑自行车去了天安门。当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火红的朝霞映照着红色的宫墙、金色的琉璃瓦、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时,我豁然开朗,一股强烈而真挚的情感从心底喷涌而出。回到家,我十分激动地对妈妈说:“娘!我找到感觉了!”正是这种来自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帮助我唱好这首歌曲。

几天后,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二录音棚”,在 80 人的庞大管弦乐队的伴奏下,一口气就完成这首高难度歌曲的同期录音。一遍拿下,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少见的。几十年过去了,这次录音的盛况还一直在音乐界传为佳话。再一个例子就是1981 年我为电影《旋涡里的歌》配唱《船工号子》。这首歌是具有挑战性的,应该说很难唱,有很强的技巧性,但要唱出川江船工号子的感觉就更难了。于是我决定去长江三峡当船工。记得那年我在川江和船工们整整生活了 30 天。一个月中,我和船工们朝夕相处,和他们一起搬船、拉纤、迎急流、闯险滩、喊号子、唱船歌。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个月的深入生活,使我读懂了川江船工和船工号子,尤其感受到了他们勇敢、坚毅的性格以及那种乐天知命、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唱好这首歌的“命门”。后来剧组的同志们都说,我的这首歌曲为影片增色不少。通过这两首歌曲的演唱使我懂得,歌唱是“二度创作”,歌唱家也需要体验生活,如果不去体验生活,那就是歌在“唱”你,而不是你在唱歌,你的声音也就只能是苍白的、被动的、无力的。

其次,一个歌唱家要融到歌曲里,应尽量拉近你和歌曲的距离,尤其是你和歌中人物的距离。还是在1973年,我从新疆一回到北京就赶上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后期制作,本片作曲傅庚辰同志选中我演唱其中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我拿到乐谱后,觉得旋律很简单,觉得唱好应该不成问题。但我唱着唱着就觉得不对劲了,这就是和剧中潘冬子这个人物有了距离。因为我当年已34岁了,是以一个成人的感觉去唱这首歌曲的,而潘冬子只有十一二岁。怎么办?在后来的几天里,我反复琢磨、推敲,一遍又一遍地朗诵、吟唱,就这样大概折腾了一百多个来回,终于找到感觉了。这个“感觉”就是我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潘冬子那个十一二岁的年龄,最终用质朴、简洁的歌声塑造出了潘冬子纯朴、天真、活泼、机智、勇敢的音乐形象。说到这里,其实也主要是几个字的处理,如“游”“走”“飞”“斗”“山”“锦”等,我就力图使之自然、质朴,有意识地去掉了一些雕琢,也未过分地去讲究技巧。的确,要拉近和潘冬子这个人物之间的距离,语言要亲切,情感要真挚,就不能一味地显示技巧,尤其不要有“歌唱家”的痕迹,做出一副找共鸣、弄气息的架势,而要有一个乡村娃子的角色意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处理,这首歌曲也是很成功的。我一生唱了许多有关“妈妈”的歌曲,每当我唱这类歌曲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妈妈,这样我和歌曲中的那个“妈妈”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比如说,《再见吧,妈妈》即如此。我当年演唱这首歌曲时,想到的就是我本人即将离别妈妈去南疆进行战地慰问演出时的情景。我在唱《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时,我就把歌中的那个“妈妈”(原型为全国著名拥军模范赵珍妮)当成了自己的妈妈。再比如说,我在唱《船工号子》时,就仿佛自己就是影片中那个船工出身的歌唱家,因为他的经历使我想到自己在新疆的生活,使我忽然觉得这首歌曲似乎就是为我写的,是我的人生写照。于是,我的情感表达就十分真挚和准确。还有,我在唱《战士歌唱毛主席》《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周总理纺线线》《八十抒怀》等歌唱领袖人物的歌曲时,我总是先将领袖人物当成自己的父亲,从“亲情”出发,然后再升华出一个战士对革命领袖的深厚感情。总之,一个歌者应努力拉近你和歌曲之间的距离,用“角色意识”使你和歌曲中的人物融为一体或亲密无间。唯有如此,才能发真情,表真心。

再者,演唱一首歌曲,眼前要有情景,心中要有人物,要有“戏”。一首歌曲就那么十几行歌词,上百来个字,比小说、戏剧抽象得多。尤其是有些歌词写得很诗意,或很简短,情感和形象都难以把捉。这时,歌唱家就要做一个有心人,张开联想的翅膀,进行合理的想象,进而找到歌曲中的“戏眼”,并揭示其矛盾冲突。比如,我在唱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时就是如此。歌曲只有四句歌词:“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内涵很丰富,有人物,有情节,有戏剧,有矛盾。因此,我在唱这首民歌时,就重在抓住人物,并表现其内心世界,进而揭示出“女儿”热切期盼情郎但又羞于向“娘”表白的内心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打动听众。透过你的歌声,听众就能感受到这番动人情景,甚至还能看到“女儿”绯红的面颊和“娘”的窃笑,悟出其中的美妙。但如果一个歌者不能抓住这首歌曲中的情景、人物、找不到其中的“戏眼”,那就唱不好这首歌曲了。再比如说,《草原之夜》的演唱。歌词中有“我”、有“姑娘”、还有“邮递员”。尽管“姑娘”和“邮递员”并不在场,但作为歌手还是要将“姑娘”和“邮递员”的感觉唱出来,眼前要有“我”和“姑娘”恋爱的情景。演唱这首歌曲,歌者心中还必须有一种诗情画意,诸如一堆篝火,一弯明月,万盏星星,还有军垦战士风餐露宿、日以继夜地辛勤劳作,在感叹中不乏高昂,在炽热中也有几分苍凉。唯有如此,你的歌声才能真正飞到“远方的姑娘”那里去。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队列歌曲《打靶归来》。这首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简单极了,但要唱好这首歌曲还是不容易,因为越是这种小歌儿就越难唱出名堂来。这就需要歌者眼前有火热的军营生活,有生龙活虎、热情洋溢、乐观向上的战士们,还需要一种战士的情怀和战士的质朴。总之,一个歌者应赋予歌曲以灵魂,而这个灵魂并不是别的,就是人物及其形象、性格和思想感情。

最后就是一个歌者应具有较强的处理作品的能力,我的原则就是“大歌小唱”、“小歌大唱”。“大歌”必“大唱”,为什么要“小唱”呢?许多朋友也许不理解。我所说的“大歌小唱”,就是讲演唱那种大气磅礴的歌曲,不应面面俱到,在某些细节上大做文章,应抓住歌曲的灵魂,把握一条主线,诉诸一个对象,集中在一种情感。演唱《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延安颂》等歌曲即如此。我觉得,演唱这类歌曲就需要一种大爱,一种激情,一种气势,一种境界。这种爱就是祖国之爱,对党、人民和军队的爱;这种激情和气势就如同黄河、长江,滚滚而来,奔腾向前;这种境界就是崇高——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审美体验。这就意味着,演唱这类歌曲不能拘泥一些小感觉、小技巧、小创意,所谓“小人小马小刀枪”。我的《北京颂歌》就是这样唱的。

前面说过,我去天安门看日出,找到了一种感觉,但真正进入表演还必须超越我个人对北京的感情,而表达出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这是中国人民对北京的认同。我唱这首歌时情感就集中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宽泛的,零散的。因此它给人的相反是一种大气。我演唱《船工号子》时也是如此,集中表现船工的精神和气质,而将语言和技巧“忘”掉了。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语言和技巧,而是将其潜移默化地融会在一种激情之中。这就是我说的“大歌小唱”。其实,这种意义上的“小”,那就是“大”,有一点“大智若愚”的味道,也只有在这种“小”中才能做“大”。这也许就是辩证法。所谓“小歌大唱”,就好理解了,就是将简短的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使之有人、有情、有诗、有画。还是以《槐花几时开》为例。这是一首小歌,但必须大唱,必须把其中的情景、人物、戏剧、矛盾表达出来。

因此,我将这首歌曲按“起 - 承 - 转 - 合”进行了尽可能的细致处理。第一乐句(“起”)用高扬、开阔的音调把人们带到“高高山上”那特定的环境和意境之中,从全曲最高音“do”开始,用四个十六分音符来唱出“高高山上”四个字,并把“la”音延长,高亢而自由。后半句则从高音“do”迂回下行,表现出“女儿”的活泼、乐观和内心盼情郎61的不安。第二乐句(“承”)仍用第一句开始的节奏,但旋律逐渐下行,旨在表现出姑娘凝神期待的急切心情。第三乐句(“转”)旋律从低音开始,用十六分音符在低声区模仿“娘”的唠叨,并有一种幽默、风趣的艺术效果;接着弱拍上的十度大跳,则似乎是“娘”对“女儿”的质问,可能“娘”和“女儿”的距离还不太近,故需要高声地呼喊,才有大跳。这一句应表现出“娘”的疑惑和“女儿”的慌乱和羞涩。这里应十分口语化,力求生动形象。“望啥子”则要用四川方言,并力图接近其语言声调,以突出地方特色。第四乐句(“合”)是第二乐句的变化发展,是“我望槐花几时开”的巧妙回答,是矛盾的解决。演唱这一句应特别注意乐句前一个小节的衬腔,应形象地刻画出“女儿”在慌乱中故作镇静、不知用什么话来回答“娘”的那种神情。四句下来,将“女儿”内心的“思念—渴望—慌乱—羞涩—掩饰—镇定”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予听众的仿佛是舞台剧中的一个场景。这就是所谓“小歌大唱”。

“小歌大唱”,一定要有一种以小见大的创作意图,如同写文章,“小题大做”,这也就是“小即美”的审美意识。以上我五十年歌唱生涯中的一点体会,用五个字来概括,就是“心儿在歌唱”。当然,这里所说的也主要是就歌曲的处理、演唱前案头工作而言的,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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