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才，博士，教授，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副会长。
1981年9月-1988年6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本科及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学士及硕士学位；1988年6月-1991年8月，云南教育学院（今云南师大）任历史系教师；1991年9月-1994年6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1994年6月-2004年，先后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4月-2013年12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2013年7月起担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目录学、阅读推广及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研究，著有《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等著作十余部及论文百余篇。
在智慧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全国各地各类型图书馆在智慧图书馆研究与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来自图书馆的思考与实践，对于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武汉大学图书馆在纸本图书智能盘点、数字资源管理、资源整合与发现等智慧图书馆建设的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深化了对于智慧图书馆的认识，对于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因此，e线图情采访了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
刘锦山：王馆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首先向大家谈谈您的职业经历和学术生涯情况。
王新才：谢谢。我从2013年7月到图书馆任职，此前任教于学院。我的本科专业是图书馆学，博士毕业于情报学博士点，讲授档案管理多年。现在已在业界混迹多年。经历不算丰富，成绩更加无多。
刘锦山：王馆长，智慧图书馆是近些年兴起的关于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论和实践热点。请您谈谈您对智慧图书馆范畴、构成要素及其发展目标等方面的思考。
王新才：要说智慧图书馆，我实在没什么资格。虽说我在情报学博士点获得了个理学博士，但因一直是文科背景，于智能且一窍不通，遑论智慧。不过，既已寄身业界，不能不与时俱进。尤其身为一馆之长，于图书馆如何发展，终归须有自己的思考。这样，智慧图书馆也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实际上，早在我刚做馆长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陈进馆长，他是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的副主任，创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计划沿大江大河而行，方从长江开到黄河，所以第六届定在兰州大学图书馆召开，主题是“放飞智慧图书馆的梦想”，他邀请我做个报告。当时我从档案系来到图书馆，对图书馆事务完全外行，况图书馆前还冠有智慧，玄之又玄，就只好推脱，实在推脱不掉，就勉强定了个“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智慧图书馆及其服务模式初探”的题目。这个题目偷巧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只是而我也只能够做成一个转介式。关于技术，我总结为前台技术驱动、后台技术支持、虚拟空间拓展技术、用户物理环境感知技术和智慧系统语料库几个类别。前台技术驱动主要指物联网与RFID，物联网的概念与实践将会进一步推动图书馆向信息汇聚、协同感知、泛在聚合等智慧阶段发展，对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服务平台和服务方式都带来影响。后台技术支持主要指云计算，它改变传统图书馆信息流处理的暴露方式，转以一种潜在的、后台的方式进行，简化图书馆的工作流程。虚拟空间拓展技术主要指移动互联网。用户物理环境感知主要指情境感知与智能空间技术，涉及普适计算、分布式计算、感应器数据获取、信号处理、语音识别、人类识别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环境智能、情境感知计算等。最后是语义网和关联数据。至于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则可以理解为传统图书馆在服务内容、服务平台和服务方式三个方面的变革。
我一直对智慧的译法颇有微辞，因为相关概念2003年从英语起源的时候（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Aittola 等人在人机交互移动设备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只是“smart library”,主要是指图书馆能利用smart phone或PDA开展相关服务，也就是人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或手掌设备来利用图书馆，不受空间限制随时接入而获得相关服务（Location-Aware Mobile Library Service）。这个词以译作智能图书馆为好，但没过多久，就像白房子要译成白宫一样，智能也改译为了智慧。既然概念换了，内涵也就要随之改变。在冠以智能的时候，智能图书馆的能力至少还得受限于技能，而换成智慧后，智慧图书馆的能力也就其大无边了。要是不谈智慧，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图书馆人。
随着在图书馆工作时间的推移，我对图书馆的认识越来越明确。智能也好，智慧也好，不管在图书馆前冠以什么，都不改变图书馆的本质属性。而说到图书馆的本质，就不得不提阮冈纳赞，90年前他提出了“图书馆学五定律”，第一条图书是供使用的，明确了图书馆存在的目的；第二与第三分别是人有其书与书有其人，具体到图书馆用户与资源的关系，资源要为读者准备，并获得使用；第四条为节省读者时间，说出了图书馆最现实的作用，图书馆要尽可能快地为读者准备好资源，或让读者尽可能快地找到资源，获得服务；第五条是图书馆是一个生长中的有机体。图书馆一直在生长变化，从传统到智能到智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图书馆怎么生长变化，图书馆的本质离不开资源与服务两个关键词。在今天，图书馆资源的概念要适当扩大，即不仅包括文献信息，还包括空间。图书馆空间不应当是一个纯文献收藏空间（space），更应当是一个读者活动利用的场所(place)。但资源如何才能得到利用，那就涉及第三个关键词，即智慧。这个智慧主要指图书馆员，即图书馆员要善于利用各种智能，开启智慧，将资源提供利用。智慧的开启暗含着一个关键词，即管理。
因此智慧图书馆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即资源、服务与管理，甚至可以简略成一个问题，即管理。与管理相关的技术主要是管理系统或服务平台的建设，目前比较热门的有开源的Folio，ExLibris的Alma，以及超星的超微等等。今天的平台倾向于汇总一个一个的小系统，即插即用。与资源相关的技术既包括智能采选、读者荐购、实体资源的快速定位与获取、自助借还与预约、元数据管理、实体与虚拟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知识发现，也包括座位及空间的管理、智能空间技术等，与服务相关的有智能客服、数据分析、学科评价分析、个性推荐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做成小程序，整合于管理平台上，成熟一个，应用一个。
总的说来，建设智慧图书馆，实际上就是要使服务无所不在，更方便，更快捷，更温馨。
刘锦山：王馆长，目前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其中当下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哪些？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新才：图书馆人中存在一种迫切作为、急欲表现的现象。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在学校一直是直属部门，职工多为被安置的家属，长时间里不受待见。为了提高图书馆的地位，图书馆人便想方设法吸引注意，所谓“有为才有位”。
有为才有位。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有为”。图书馆的所有作为都必须围绕图书馆的实际来展开。而现实却往往是各显神通。比如学科服务，已不仅仅是嵌入式，而是恨不得成为学科专家，将专家的研究也一并做了。图书馆之所为不能不切实际。比如科研数据与机构知识库，前者宜以科研管理部门为主导，后者宜以人事部门为主导，图书馆可作为参与的核心力量，但不能越俎代庖。
图书馆最重大的一个实际是图书馆藏有大量的纸本文献。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从读而有得的角度。但实际上，从利用的角度，书到用时不是恨少，而是恨多，恨找。一个图书馆藏有哪些读者需要的文献，如何才能快速地找到这些文献。这些才是读者迫切关注的。曾经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朱彝尊听说著名藏书家钱曾编了一本目录，极为垂涎，因为钱曾家富藏书，多达数千种，数十万卷，建有述古堂、也是园、莪匪楼等专事藏书，颇多善本，这本目录名为《读书敏求记》，所收正是他家所藏善本精华，共收录图书634种。但就是这样一本目录，朱彝尊却不惜以黄金翠裘为饵，买通钱曾书僮，而获一夜借观之权，终安排写手连夜抄录，才使该目录得以问世。
从这个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学者来说，他最想知道的，是世间哪里有哪些藏书，尤其是那些善本孤本流传稀见之书。所以图书馆必须重点考虑的事情是，一要为利用者们准备相关文献，即人有其书，同时还要让这些文献为利用者所知，在他们想利用时可以快速获取，即书有其人。
图书馆不仅藏有大量纸本，更藏有海量数字资源，但这些数字资源通常分散在一个一个独立的数据库中，虽然每个库都可独立检索，但稍大一点的高校馆采购的数据库还是多到利用者难以全面了解，而且各设代理访问，也不便于资源使用统计与管理。也就是说，数字资源同样存在着纸本资源需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大陆的高校通常学生偏多，而图书馆建筑面积有限，且通常缺乏高密储存空间，低使用率的书与新书抢占着非常有限的空间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图书馆空间紧张，座位数难以有效满足需求。如何合理安排图书馆空间，非常值得思考。
一个图书馆能够利用相关技术将这几个问题解决好，我以为就很了不起了。
刘锦山：王馆长，据我们了解，武汉大学图书馆近些年在智慧图书馆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积极探索和实践，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新才：武汉大学图书馆于智慧建设实在乏善可陈，只是在利用技术改善服务方面稍微做了几件事。比较值得一说的有纸本图书智能盘点。我馆从2017年实施RFID项目，从而给约300万册流通图书贴了射频标签，同时购入20台自助借还设备，方便读者借还。这个项目还引入了智能书车与智能盘点机器人。RFID智能书车采用首尾定位的方法，实现两个索书号之间的图书与层架标关联。在实际操作中，我馆将本层的第一册和下一层的第一册与层架标关联，保证本层在定位时即使最后一本不在架上也能准确定位。至于新书，无需定位操作，使用智能书车上架即可自动定位。架位变化后无需逐册重新定位，定位首尾即可。利用智能书车可辅助上架，提高效率。同时，还能解决读者取阅图书数据难以统计的问题。我比较强调取阅统计。取阅，也是图书馆馆藏文献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往，读者在阅览室随手取下翻阅后放到桌上的图书，多通过手工统计或逐册扫描，人工工作量较大，且易导致数据不准。智能书车则可以批量扫描图书、一次性全部统计处理。
图客盘点机器人由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陈力军教授团队研制，首先用于南大图书馆。我馆2017年也定制了3台。这个机器人由于还是初创，所以一开始展示的意义大于实用价值。我馆购入后，积极与陈教授团队联系，终使该机获得相当程度的改进。比如地图的精确构建，图形化导航，与管理系统的对接，OPAC查询匹配，报表设计，定位算法调整，甚至包括自动充电位置的确定。我馆因此成为国内首家大规模应用智能盘点机器人的图书馆，所以有识者以为，“图客机器人和武汉大学图书馆互相成就了对方”。机器人能对我馆约80万册流通图书实现全自动盘点与定位，每小时可扫描逾10,000册图书，图书漏读率控制在1%以内，图书定位精度高达98%以上，有效地排除了图书错架与乱架，对于读者来说，因盘点定位数据写入RFID 应用平台数据库，并定制修改OPAC检索结果页面，揭示图书应在位置、当前位置和查找路径，从而可以快速方便地找到图书，那种目录上查到图书在馆却找不到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降低，同时，盘点过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数据，成为图书馆开展相关管理与分析的基础。2021年7月，最新版第五代盘点机器人又已在我馆投入测试。
在电子资源上，如何有效地管理电子资源，服务师生是当今智慧图书馆建设普遍关心的重点。业界普遍诟病的是，因为访问通道的原因，资源的校外访问需要通过不同的代理，利用者每苦于不同的认证接口与操作，而资源使用统计也基本掌握在库商手中，且因为统计标准与计量方法等原因，各电子资源间的使用数据无法相互比较。我馆在2020年12月启动了电子资源管理平台一期建设，以期对电子资源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该平台于2021年6月正式上线使用，与武汉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面向全校师生提供24小时电子资源相关服务，实现了我馆所有已购及试用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书等电子资源的导航及访问；支持订购包及清单的自由管理，便于梳理本馆数字资产；建立了用户个性化资源中心，帮助读者收藏个人感兴趣的电子资源，查看访问记录；管理人员可完成数据库标引及状态监测，实时查看数据库服务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异常情况；具备统计分析功能，帮助了解不同数据库、读者、资源的使用情况，可将访问统计具体到个人、院系、不同时段等多个维度，辅助资源使用分析、读者偏好分析和采购策略制定；同时，该平台对移动端具有适配性，可通过进一步开发嵌入微信公众号。
在高校，学位论文是学校教学科研成绩的一项重要体现。所以与电子资源管理平台同时，我馆还上线了学位论文管理系统。该系统也与武汉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为全校师生提供论文检索、浏览及开放论文全文下载功能；与武汉大学离校系统对接，为离校读者提供论文提交通道，帮助其自助办理图书馆离校手续；为工作人员提供论文审核、编目、字段修改、参数配置、用户管理等后台管理功能；同时，提供可定制的论文提交、访问等不同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可视化。
资源整合与发现也是一个业界普遍关注却又一时难有突破的课题。我馆最初使用的是EBSCO公司的Find+，后改用珞珈学术搜索之EDS，即EBSCO的Discovery Service，为读者提供一站式查找所订购的电子资源与纸本馆藏的入口，通过预先索引的元数据仓，用于纸本物理馆藏、特色数字馆藏、订购资源以及其它可访问的资源（如Open Access开放获取资源，以及NSTL和国家图书馆免费开通资源等）的统一发现。
此外，我馆在册用户数逾8万，每天入馆人次超1.3万，遇考研及考试季，则接近2万，通常一座难求，因而从2016年开始部署座位预约管理系统，将借阅区、自习区、多功能区等区域约80%的座位纳入管理，读者可通过微信、座位系统APP、WEB网站和现场选座方式预约座位，上线后广受好评，曾获央视两会特别节目报道。2020年，疫情结束图书馆重开后，又将包括沙发、板凳在内的全部座位都纳入系统。2021年6月以微服务的形式集成到武汉大学“智慧珞珈APP”中。
刘锦山：王馆长，请您结合贵馆十四五发展规划谈谈贵馆未来在智慧图书馆发展方面的一些思考。
王新才：2018年国际图联发布了《全球愿景报告》，注重突出以人为核心，关注人和社会发展，这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总觉得，一个图书馆的好坏并不在于有多少智能技术的使用，而在于技术的使用要以用户为中心，使用后图书馆的服务要得到改善。比如刷脸技术，我就觉得大可不必。再比如智能书架系统，费用昂贵，虽然具备馆藏图书动态监控、图书位置实时盘点、图书查询定位、阅读记录统计、错架统计等功能，去年我馆甚至还在所代管的国家网络安全学院图书馆尝试了该系统，但我并不主张普通图书馆目前采用。而对于能方便读者提升资源使用的技术，则应大力推进。武汉大学开展信息化建设，实行智慧珞珈，大量的应用都被做成app整合到智慧珞珈应用界面。而图书馆在这方面即非常配合，将证卡办理、座位预约、学位论文等都制成了微应用，在学校智慧平台上供学生方便使用。
智慧图书馆应用还有个方便管理的问题。现在像上海图书馆开展应用下一代集成系统FOLIO。由于具有模块化、灵活性及可扩展性，这个平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高校中，深圳大学图书馆新一代图书馆系统LAS4已完成与FOLIO平台的对接，并正式应用。原有的图书馆业务，如编目、流通、期刊、典藏统计等基础性功能模块能稳定运作，其余拓展性功能模块如统一认证、存包柜、门禁、自助借书机、座位管理及选座日志系统等服务也已获集成应用。像这样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关注。我馆十四五规划中关于智慧图书馆建设便有一条：推动下一代集成管理系统的调研、升级和业务流程再造，结合我馆实际，形成适合我馆的下一代系统需求与业务流程框架。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馆十四五智慧建设的重点。
一个图书馆如何突出人，尤其是突出用户，很多时候实际上与智能技术运用关系不大。比如图书借阅册数与归还时间问题，就是一个政策问题。我到图书馆后作的一个重大改变，便是改变了借阅与逾期罚款政策，设立预约催还制度。这当中只有预约催还涉及到一个简单的技术应用。而这些制度使得学生借书变得更加方便。
此外，程焕文教授一直挂在嘴边的 “三缺”之一的空间紧缺是图书馆一个不容易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做馆长的几年，正好遇到馆舍维修，便借机将具备承重能力的地方都改造成了高密储存空间，从而使得实用面积稍有缓解，并利用机会而将一些地方改造成了新技术体验区。2013年我刚做馆长不久便主张买进3D打印设备，深受学生喜欢。从这不难发现，图书馆需要开设相应技术空间供学生体验。所以我们在信息分馆以IT创造为主打造创客空间，包括“3C创客空间”、“创意活动室”、“创新学习讨论区”、“创客俱乐部”等，提供双屏电脑、苹果MAC电脑、VR、绘图板、非线性视频编辑设备与系统、3D打印机等设备。
一个图书馆能不能得到读者喜爱除了服务的及时、细致与周到，有时候还体现在一些细微的地方。比如，我就觉得一个好的图书馆应当准备一些躺卧沙发，如果觉得主要通道躺卧不雅，可置之于稍隐蔽一些的地方。躺卧沙发是学生在学习疲累时休息以补充精神的重要设施。学生在图书馆躺卧，正是学生将图书馆当作家的体现，不应以不雅而拒斥。这一点，未来的智慧建筑也应予以考虑。
最后，我所理解的称得上智慧的图书馆，应该是AI技术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那时只有智慧，而无图书馆，因为AI将能自动搜索发现文献，海量存贮，可根据需求自动分析找出所需文献，甚至很多研究都只需人下个指令，而由AI完成，所以那时图书馆将会消失，而由智慧或智能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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