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蒙古一直都有一颗能够征服星辰大海的心，不过，受制于地理环境，他们无法获得长效稳定的发展的机会，甚至丧失了国际交流中当暴发户的可能性，多种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一些大国中左右逢源，看看有没有什么捞钱的机会。
无法认清现实的情况下，他们中不少人还产生了“泛蒙古”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在狼烟四起的近代时期。
“泛蒙”的现实危害是没有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侵害那么明显的，这种思潮的诞生，往往和爆发革命、外敌入侵等相关。
也不难理解：只要有时代发生沧桑巨变的时候，异想天开的人就会大面积出现。
这个词最早出现还是在中国清政府时期，甲午海战爆发后，有一位名叫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家进行了极为大胆的推测：清政府将会战胜日本侵略者，而日本将宣布泛蒙古主义，并在打击清政府后同他们一起继续进攻欧洲。
显然，索洛维约夫预测是错误的，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没能抵抗住侵略。
在变局面前，不少蒙古人感受到了威胁，也力求重现辉煌。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大变革的时期，那会内外蒙古都是“泛蒙”思潮泛滥的舞台。
辛亥革命爆发时，外蒙就找准了机会发动了分裂运动，并宣布成立“大蒙古国”，这件事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日本本身在此时也对中国肥沃的土地虎视眈眈，联合一切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力量，也是他们的具体行动之一。
其实，“泛蒙”的理论体系，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有着很相似的地方。
世界大变局之下，土耳其党人开始在奥斯曼帝国执政后，在奥斯曼帝国迎来了新的发展。
待到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后，奥斯曼帝国内部就出现了很多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社会组织，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还发表了很多周报，引导人们的思想出现变化。
结合不安定的时代背景来看，他们所提到的内容中也有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点，而宣传中也在强调要对抗西方侵略者，所以还是有不少人认同了他们的观点。
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
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时是投身于德国阵营的，这当然是在多重考虑下才有的决定。
首先，由于奥斯曼帝国非常想要继续向东拓展领土，巴尔干半岛的局势猛然紧张，也使得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关系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
青年土耳其人政府在国内建立的政策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进攻性。
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希望能扩大自己的版图，也对德国阵营抱有更高的期望。
泛突厥主义对这种思想就有了理论支持，也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动员国内民族主义的力量，提高奥斯曼帝国对德国阵营的重要性。
它的产生似乎是有那么些根基的，可一旦仗打起来，混乱中就能看出一种主义的本质了。
一战期间，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出现了合流情况，也彻底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却对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苏联就一直对这个泛突厥主义保持着高度戒备，就连西方国家也认识到了这种主义的巨大破坏力。
一战结束后，泛突厥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被遏制，德国也陷入了困境，奥斯曼帝国也消失在版图上了。
帝国的消失，总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土耳其的奠基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提出了一套新思想。
在他的观念里，任何民族分裂主义都是很危险的，于是确立了土耳其世俗国家的性质，将它从一个多民族国家变成土耳其族同质性更高的国家，并采取了严厉的宗教政策，还镇压库尔德人运动。
换了方式的土耳其对泛突厥主义的打压并不彻底，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他们还为其苟延残喘提供了方便。
一些有着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人被吸收进了凯末尔政府，成为了大国民议会成员，这就为泛突厥主义后续发展提供了土壤。
二战期间，土耳其政府几乎天天都闷着头研究战局与未来局势，那些德国纳粹分子也在着重宣传土耳其将可以分享到苏联在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领土的言论。
当德国和苏联直接硬碰硬时，那些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人已经彻底坐不住了，他们纷纷要求土耳其去加入德国阵营。
而且，土耳其政府本身就有着和苏联开战的打算，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1942年，他们便直接将军队调到了苏联边境，大战一触即发，可与此同时，德军对苏联的攻势已经弱化很多了，这也迫使土耳其看清了自己几斤几两，取消了原定的计划。
随着德国战败的场景出现，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情绪逐步开始极端化，而土耳其政府也深知一个道理：苏联即将走向强大，必须得去打击泛突厥主义来博取苏联的好感。
可那种思想还是始终还是以不同形势出现着，极端的色彩也越来越明显。
这是“病”，也是专属于土耳其的“病”，不过，这种“病”却在后来被蒙古人沾染上了。
和土耳其类似的是，推动这种情绪的也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
苏联本身也面临着“泛蒙”威胁，上世纪20到30年代，日本人在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为自己找寻基地，同时，他们还希望以“泛蒙”来遏制苏联，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
1931年，共产国际敏锐意识到“泛蒙”的破坏力，普遍认为这是日本扩大侵略的一大工具，必须要加以抵制。
2年后，共产国际也通告中共中央应该坚持同“泛蒙”作斗争。
对付较为极端的思想，就应该采用强硬的手段，斯大林早已从泛突厥主义中看到了危害，他自然不愿意再从相似的事情上感觉到威胁。
整个二战期间，斯大林便对“泛蒙”采取了严格镇压的态度，特别是那些思想比较集中的地方，更是有大量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
为了维护苏联这个庞大国家的安全，斯大林甚至下令将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人全部弄到中亚去，在如此强烈的管控之下，“泛蒙”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外蒙独立了出去，可他们的经济却只能服从于苏联计划经济大局，经济情况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吃不上饭是时有发生的状况，只能依靠苏联的救济来勉强度日。
“泛蒙”思想只能被一些蒙古人藏在内心深处，因为他们南北两个国家都属社会主义阵营，动都没有办法动一下。
局面再度发生变化，是1980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那会，新的变局其实已经来了。
在全新的改革思想下，新的意识也产生了，不过那会的相关动作正在“加载”期，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是隐隐约约有些感觉。
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就这么出现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新鲜空气，他们突然间有了不适应的状况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从此时蒙古国的发展角度，改变了自己的旗帜并不算一件难事，而真正难搞的事情，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如何去生存。
过去有苏联好大哥帮衬才能吃饱肚子，蒙古看着不远处的俄罗斯，也发现对方同样是一团糟，根本没办法管好自己的事情，更不要说去帮助其他国家了，再说，俄罗斯体量庞大，奈何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对称的，他们的重心一直都在靠近欧洲的方向。
蒙古也潜下心来好好思索了一番：按照现状，自然得靠外国的施舍，满足的条件的国家也不少，可若是着眼于未来，谁能帮助蒙古去实现大国梦呢？
此外，蒙古是辉煌过的，特别是成吉思汗时期，不过那些都是几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了。
现实一旦出现波动，失去了真正的目标，内心中的各种情绪就出现了。
一些说着蒙古语的地区着眼于经济发展需要，“泛蒙”的情绪再度涌现，甚至连一些地方精英也主动宣传起了“泛蒙”主张。
不过，这时的“泛蒙”和最初的“泛蒙”已经不太一样了，此时的“泛蒙”的需求主要是引起俄国政府的重视。
当然，还有一些人则出于敌视俄罗斯的考虑，积极去推动“泛蒙”思潮。
有一个名叫斯托马欣的激进分子就说过这样一番话：“俄罗斯民族总是在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忍的种族灭绝政策。”
各种宣传之下，这些白日做梦的思想却演化为了暴力行动，不得不引人担忧。
在2007年8月，就有超过50个民族主义者闯入伊尔库茨克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将这里20多位村民打伤。
很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策划的暴力行为，却被当地媒体报道为“流氓寻衅滋事”。
那些外部不友好的势力也借着这种势头煽风点火，将“泛蒙”的白日梦持续扩大了下去。
这其中，跑的最快的便是日本。
2000年，日本有一个名叫田中明彦的教授来到了布里亚特，他在“了解”了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更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不然按照外部的观念，还以为那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
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日本人永远乐于帮助蒙语民族。
来到布里亚特参观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不少蒙古人都喜形于色，认为机会要来了，实际上，舍得花钱投资的日本人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时间一长，越来越多人也看明白了：原来日本人就是在迎合着“泛蒙”的梦，并不是真正想要投资，而是有其他打算。
中国需要担心的，是某些类似思想之间的共通性，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
还有一种奇怪的“泛蒙”思想是：由于内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正统，所以只有将内蒙给拉走了，才有机会去实现“大蒙古”的美梦。
然而，从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始终都在关注着每一个边疆地区，大家的发展水平都差不多；到了改革开放后，内蒙也同样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怎么可能跟着北方的“穷亲戚”继续受穷呢？
“泛蒙”没有生存空间，他们不可能干出德国那种令世界都震惊的事情，也没有土耳其那种地理位置优势，所以他们的想法终归只是想法，不可能获得任何根基。
在现代化国际竞争中，有一个例子是印度，印度可以依靠左右逢源来实现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过去美苏对抗时期。
问题是，人家不仅土地多、人口多、位置好，还有足够的金钱去武装自己，能说得上话的根本，也得看看是不是有底气。
蒙古只有几百万人口，而且各有各的思想，他们连集中精力去做好一件事都比较困难，更不要说“将大国玩弄于鼓掌间”了。
若是他们继续和西方国家沆瀣一气，就更加没有什么平衡外交可言。
随着中俄之间的合作日趋紧密，夹在中间的蒙古更是没有什么话语权，更不敢轻易挑起什么事端，只能听听西方国家画的饼，其余什么都没有，就如同“蒙古海军”一样让人啼笑皆非。
“泛蒙”放在当下的本质就是空谈，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殊任务，现在全世界都在闷头发展经济，只会动嘴皮子是没有办法得到金银珠宝的，只能被别人当做笑话。
内蒙古与蒙古国的跨界民族问题 王珊 今日中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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