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初中的时候，读到《沫若文集》的《楚辞今译》，里面有明末清初陈洪绶（陈老莲）的《屈子行吟图》，心意震动：这就是屈原，特立独行、遗世独立、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楚国贵族诗人。
屈原的形象还是他自己刻画的最好：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这个形象中最打眼的是“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清高、洁癖、睥睨天下。
每年都要读几遍《离骚》，因为每次上《中国文学史》都要讲到这个篇目。而《离骚》又长又诘屈聱牙，不细读几遍上课串讲时讲课都讲不顺。
每次读《离骚》都强烈感受到屈原以及楚辞与北方文化如诸子散文、《诗经》的巨大差异。
比如，屈原对自己身份的看重: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对自我期许之高：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对自我职责之忠诚：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深刻的民本意识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刻同情：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最令人感同身受的对君王、国家的之死靡它的情感：
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楚国自从开国以来，近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以芈姓王族为领导核心（《芈月传》里的芈月就是来源这个王族）。关于芈姓部族的来源，学界意见纷纭，其中两个对立的看法影响最大：一是楚源于西方夏人；一是楚源于东方殷商之族。我们倾向于西方说。夏、楚二族均源自颛顼高阳氏，《史记·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屈原《离骚》首句即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古《竹书》曰：“颛顼产伯 （鲧）”，而夏后氏出于鲧，因此夏、楚两族存在血缘关系。楚史名《檮杌》也源自鲧，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贾逵注曰：“檮杌，……谓鲧也。”而且，楚用夏历，楚辞用夏历，《九歌》、《离骚》、《九章》，称述物候都使用夏历用语。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楚夏文化的渊源关系。
但楚文化的发展却不是单一来源，而是多种文化渊源相互影响、融合的结果。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指出：颛顼“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团的影响很大。大约华夏集团从陕西甘肃一带黄土高原上，继续东迁，走到现在的河南、山东、河北连界的大平原上，首先同土著的东夷集团相接触，始而相争，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到商末周初，楚先 熊被周文王封为楚子，成为周朝附庸，《史记·楚世家》记载：“鬻熊子事（周）文王”。后来楚族受周族逼迫，南下到今湖北一带，与当地土著如百越、三苗等部族融合，最后发展成了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由以上考察可见，楚族的重要渊源是夏族文化，在其发展中又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姜亮夫在《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一文中指出：“楚人承受于周之宗法之制至疏，而保抱氏族之旧制甚严，楚与周大本虽一源，而支派则各自扬镳矣。故楚文化……与齐鲁三晋之传不同。”
作为楚王族的同姓贵族，屈原（名平，约前３４０—２７７）对楚文化的把握和表现是准确、深刻的。首先是屈原的爱国忠君思想。爱国忠君思想是华夏民族共有的一种倾向，这种思想与夏殷时代的血缘氏族传统密切相联。氏族首领与氏族在当时人民心中就是一体，而氏族首领又是以血缘为基础产生的，氏族首领也可以被看成氏族成员共有的父亲。儒家的“君臣父子”的观念就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理论总结和规范化。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就指出了华夏文化在根源上的一致性。在屈原的思想中，爱国忠君一直是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一种情绪，这为屈原作品的构成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石。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精神除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有楚国自身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民族精神的因素在起作用。楚国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被中原各国歧视、敌视的状态中，他们把楚国看作是未开化的“被发左衽”的异族，这“芈姓之蛮”，应该“戎狄是膺，荆蛮是惩”。
但屈原的这种爱国忠君精神与孔子整理了的、礼制化的政治伦理规范又有很大不同。孔子将君臣、父子的上下尊卑关系绝对化、规范化。爱国即是忠君，忠君即是绝对不可犯上，即绝对不可“暴君之恶”，必须“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而屈原则没有这些绝对化的规范。屈原的爱国观更多的是基于原生性的民族血缘情感，源于在长期民族独立发展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情操。爱国即是忠君在屈原是发自生命本源的，而当君王有恶时，国家、民族的利益就可以被突出出来。“暴君之恶”，怨怒之词就势在必然。可以说，这正是屈原爱国精神的光辉与魅力所在。这些遭后世儒家学者攻击的地方，正是形成屈原精神的根源。
经过如此梳理，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屈原对自己身份如此傲娇，为什么他对于自己的期许如此之高，为什么他在楚王面前如此执着，为什么在楚国已经完全弃绝他的时候他仍然选择留在楚国，为什么在国家覆亡时选择投江。
根本原因就是：对于屈原来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因此，君就是国，国就是君。
秦国灭六国后，楚地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而灭亡秦朝的俩重要人物项羽、刘邦都是楚人，而汉朝建立后宫廷盛行的也是楚歌楚舞。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湖北听到“不服周”的口头禅，也是这种楚文化文化遗存。
而曾国藩以一支民兵预备役部队湘勇完败了纵横一十八省的太平军，其中就有楚文化的坚韧、执着、“打脱牙齿和血吞”的血拼精神。
其实，屈原及楚辞精神在一开始并没有完全被北方中原文化接受。班固《离骚序》说屈原“露才扬己”，“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这种批评意见出现在东汉有其必然性，东汉正是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儒家“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的角度看屈原及楚辞，确实不是那么循规蹈矩，连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也说：“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可贵的是，中华文明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容纳了代表南方文化屈原和楚辞，并将屈原的家国情怀继承且发扬光大，形成为延续至今的强烈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附记：
屈原在中国是一个奇特现象。
以中国文化之中庸、平民化，居然保留了如此一个激烈到上天入地、一根筋到九牛拉不回、高冷到如冰似雪、高贵到凛然不可侵犯的人物及其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大幸。
但也正因为中国是如此一个中庸、平民化社会，屈原之后再无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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