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波斯艺术。
纵贯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古西亚地区，东起伊朗高原，西至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形似一轮弯月，土地肥沃，故有“新月沃地”之称。
两河流域曾孕育了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亦称两河流域文明。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首先建立城邦国家，由一些小的城市、国家组成，建筑物多以日晒砖和炼砖瓦建造成。公元前2370年～公元前2230年，阿卡德人移居到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的北部，建立闪米特王国，其石材建造的神庙和雕像规模十分宏大，青铜、黄铜工艺品业已出现。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汉穆拉比实现两河流域统一，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创造了高度的科学和技术文明，多彩的釉、琉璃与玻璃首先为巴比伦所使用。公元前7世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再一次统一两河流域，重建雄伟的巴比伦城。直到公元前539年，古波斯人在大流士的率领下入侵并征服这一地区。
古波斯文化是由古西亚和古埃及文化融合发展而成的，但古波斯民族本身也有特殊贡献。
在整个两河流域设计文化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起源最早的，便是金、银、黄铜、青铜的加工工艺。其原料来自中亚地区，加工精细，纹饰严整，使东欧与中亚一带形成金属文明的特殊繁荣地区。
古西亚是最早发明冶铜、冶铁技术的地区，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具备了丰富的青铜器和铁器的制造经验，镶嵌技术、金属工艺尤为发达。两河流域的人们有制作金、银制品的技术传统，在早期王朝时期他们就对凸纹制作、镂雕、雕刻、金丝装饰及锻造工艺等技术有所掌握。金、银制品不仅代表了精湛的工艺水平，还反映出人们一定的审美情趣。其形式丰富多彩，品种繁多，技艺精湛，风格古朴典雅。材料的应用十分广泛，并已注重材质与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反映了工匠们综合把握材质与作品内容表现的能力。
金属工艺为古波斯工艺美术中成就最为辉煌的工艺品种。其特点是善以动物形态与器皿相结合，造型生动，大胆夸张，做工精细，材质丰富，具有豪华而典雅、强烈而奔放的风格。古波斯金属工艺主要以金银、青铜为材料。早期的典型黄金杯是由“浮雕”和“立雕”两种手法表现的，动物的身体与器壁是一体的，其上的装饰变化是在壁面上展开，而动物的头部是附加在器壁上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头是单独加工后安装在杯体上的。如此手法，使这些动物装饰变得十分生动，大有呼之欲出之势。这种加工手法使实用与审美相结合。此外还有金银合金出现，效果新奇，风格别样。
伊斯法罕，高岭上的千年王城。
古波斯时期的金属工艺古朴典雅，铜器发达，其金属工艺早在埃兰王国时代就相当成熟了。出现了造型单纯、装饰典雅的银器，如《人物纹银杯》，代表了埃兰时期古朴而雅致的工艺风格。在埃兰王朝末期至米堤亚王朝初期，出现了许多青铜制作的城徽、马具、铜壶、腰带及竿头装饰。它们集中体现了古波斯青铜工艺的造型特征和装饰风格。在古朴、浑厚的感觉之余，透着一股强烈和活泼的气韵。
古波斯阿克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金属工艺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豪华壮观，金器发达，为古代东方金属工艺发展史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大量的金银制品，造型生动、做工精致，豪华而典雅、强烈而奔放，充满了宫廷艺术的气质和享乐主义色彩。此时金属工艺制作的特点主要是，工匠们善于以动物形态与器皿相结合，构成完美的用具。其中，翼狮形金角杯，以其精湛的工艺、奇特的造型和生动的形象令人倾倒，是古波斯所有工艺中最具代表性的，因为这种造型的角杯在其他地区很少发现。这些以贵金属制作的金角杯形成了古波斯金属工艺最典型、最独特的风格。这一时期，还有大量金属餐具、玩具、武器及首饰等问世，精美而华贵，雍容而瑰丽。特别是在奥克苏斯宝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金属器皿，造型奇异，做工细腻，显示游牧民族的风格爱好。大量借用动物造型，从装饰纹样上反映古波斯人信仰着一种超自然的多神教。
陶器是两河流域人的主要日常用具，因此陶器制作也就成为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早期王朝前一段时期内，陶器制作上保留了许多史前的彩陶遗风，以轮制方法制作出一种极富特色的鲜红彩陶，其绘彩方法是先用黑彩在淡黄色陶衣上打草图，再用鲜红色彩绘出图案。图案多以几何形和动物为主，描绘的图案十分具体生动，不少是反映当时现实生活和历史内容的，表現形式丰富多样，且带有很强的世俗性。人们并未将目光只投向国王或主神的身上，而是更多地反映人们的世俗生活。实际上，这是一种原始的现实主义风格。
公元前2900年左右，苏美尔的制陶技术已十分精良，彩绘陶已经采用轮制法，苏美尔人还发明了在泥板上刻画楔形符号以记载重大事件的方法，这些楔形文字的泥版书，为人类历史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
公元前2000年，两河中上游的民族已经使用石英砂炼成的玻璃和釉。还常常采用印纹装饰，在陶坯未干的时候，用一种圆筒形的印模，在上面滚压出浮雕纹样。陶瓷用于建筑，也是两河流域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最典型的就是新巴比伦的高大的用琉璃砖砌成的城门。釉面采用的色彩主要为蓝、绿、土红和黄，很接近中国的“唐三彩”。由此产生了釉面砖镶嵌的壁面装饰，俗称马赛克。其后，在古波斯的大流士王宫殿中，也有大量用釉面砖组成美丽图案的墙面。
古波斯陶器中动物造型的器皿多，可以说是雕塑性的陶器。其造型奇特，夸张变形，表现手法精练概括，富于动感，制作工艺精良。古波斯陶器注重形式美感，强调和谐统一的造型和装饰美学观念，因而作品富于韵律感，令人赏心悦目。同时蕴涵着一种平衡、安定、恒久的气韵。在苏萨墓葬中出土了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大量精致铜制品和豪华的陶器。陶瓶上绘有动物、人物和几何图形，各种形象都演变成精练概括的侧影，以及波动的几何曲线，形成丰富的饰带。涉水的长颈水鸟被演变成无数条平行垂直线，奔跑的狗被连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粗壮的波浪纹，沿着海岸凝视的野山羊成了它头上巨大羊角的附属品，简直难以辨认。为了避免图案的单调无味，他们更重视整体的韵律和节奏，还常常在陶瓶的边缘制作转角，在造型上增添变化。
古代日本手工艺艺术深受中国影响，他们有派遣唐使的传统，向中国学习艺术文化和当时唐朝的先进科学技术。日本手工艺艺术形式丰富多彩，艺术风格独特，是东方工艺文化的典型之一，也体现了东方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以及手工艺艺术特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最初的陶器，称为土器。古代的绳纹土器以及随后的弥生土器，是经600～800℃烧制而成的素烧陶器。这个时期没有窑，是将成形的土器摆放在平地上，然后蒙罩上燃料，点火烧制。绳纹土器的素胎是用手掌将泥土搓成条状，然后盘筑而成。在盘筑过程中，一边用手按压内侧，一边用缠绕绳子的棍棒，在其表面进行拍打、揉擦，因而在土器的表面，留下了绳状纹样，绳纹时代的称谓即由此而来。
日本绫、罗、锦等织物在制作时非常耗费劳力和时间，达成的色彩重叠的效果非常美丽。
弥生时代，由于从大陆传入了农耕技术而广泛使用金属工具，所以，与绳纹土器相比，弥生土器造型较为严整。
须惠器是公元5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烧制陶器，受到了从中国传入的黑陶的影响。须惠器是素地炭化，所以如果还像弥生土器那样平地烧制，显然是不行的。5世纪是日本的古坟时代，当时中国的送葬习俗影响日本，造坟之风盛行。在送葬时，有大量陶器被放置在坟墓中作为陪葬品，这种陪葬陶器，被称为须惠器。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像土器那样低温烧制的陶器称为“土师器”，高温烧制的陶器则称为“须惠器”。陶工旋盘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须惠器的制作即由此技法发展而来的，体形较大的缸、瓮、罐等器物，多为用泥条盘筑而成，器表光洁，如球体一般。在烧制过程中，泥土遇热常常引起器体收缩，因而，烧制圆形器物的难度非常大。须惠器稳定性良好的优美造型，成为此后日本陶瓷器的常见形态。日本最古老的釉陶，是正仓院三彩，其模仿唐三彩低温烧制而成，正仓院现藏有大量此类遗品。在颜料上，它同此后中国明朝和日本古九谷瓷器表面上装饰纹样所用的颜料，几乎是同种性质。
高温釉的使用，开始于镰仓时代的濑户，技术的进步使此时期瓷器上的装饰纹样非常精美。此后一直到室町时代，除濑户外，还陆续建造了常滑、信乐、丹波、备前、越前等陶瓷窑。在今天，它们被人们称为“六古窑”。日本的战国时代出现了美浓烧，它随着茶道的兴盛日渐兴盛了起来。
日本织物的历史起源，一种说法是始于弥生式文化时代，这是因为从奈良县的唐子池、静冈县的登吕等弥生时代的居住遗址中，发现了织机的残留部分。而且土器的底部，也留有织物的压痕。当时的织物纤维，是从麻、藤、葡蟠（桑科落叶亚乔木）、椴木等植物中提取的。
到了飞鸟、奈良时代，随佛教文化一起从中国输入大批织物，带动了染织技术的迅速发展，盛况空前。当时的织物正仓院和法隆寺均有收藏。这个时期的染织技术对后世染织工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时期织工艺包括绫、锦、罗等，染工艺包括绞缬、蜡缬、折绘等。此外还有刺绣、组纽（用绦子、线带、线绳等编结）等工艺。到平安、镰仓时代，出現了从唐式服装演变而来的十二单衣（宫廷妇女的一种礼服）和束带（平安时代以后天皇百官上朝时穿的朝服名，一种礼装），其色彩重叠的效果，非常美丽。不过，绫、罗、锦等织物在制作时非常耗费劳力和时间。所以，与其不同的缝取织（绣织）、二倍织物（双层织物）等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服饰，根据神主（在神社掌管祭神的人）、皇室、贵族和公卿等区别，分别制作完成。缝取织等工艺，被称为“有织模样”。如今，有织模样仍有高档织物的意味。
与此相反，平民百姓的穿着则取材于身边的植物、动物、江河、山野，形式自由多样。不久，进入了安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小袖（狭袖便服）鼎盛期前夕的摇篮时期。安土桃山时代，由于德川家康的贸易奖励政策，同荷兰、英国、葡萄牙等地传来的新文化一起，间道（缟：白色绢）、唐栈（有红、浅黄竖条纹的深蓝色棉布）、更纱（印花布）、罗纱（呢绒）、天鹅绒等相继传入，但是，一般平民不能享用。总之，日本服饰的历史，就像一部上流社会占有物的历史，它同一般庶民的衣着有明显的差别。从安土桃山时代过渡到江户时代，不管贫富贵贱都穿着小袖。渐渐地，染织工艺朝着健康而丰富的方向发展起来。
小袖，是现在“着物”（和服）的原型。它上下连体，腰间系带，这种款式在古奈良时代即已存在，在正仓院的皇室珍藏品中能够见到。不过，庶民男女穿着小袖的现象，要到安土桃山时代才可见到。平安时代，小袖作为上流社会贵族们的贴身衣服而穿用。室町时代，将军的小袖是用白绫（白斜纹布）、绫绸染色后制成，由于其花纹和衬里是紫色，所以平民百姓小袖的色彩一律禁用紫色。小袖是上流阶层人们穿在里边的衣服，但在“应仁之乱”以后，其穿着灵便的特点，使小袖在上流社会中开始作为常服穿用，并备受喜爱。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小袖已基本具备现在和服的主要特征。
友禅染，是使用细腻的防染糊防染而形成的装饰有白色线条的多彩染物。手绘友禅，是通过描绘技巧，表现自由印染花纹的工艺手法。友禅染形成于江户时代中期，由描绘扇面的宫崎友禅斋始创。
型绘染，是按雕刻纹样的型纸（漏花板）将防染糊漏置于布面的一种印染方法，为区别于手绘染而得名。它包括冲绳的红型、江户小纹染、长板中型染、型友禅等，是内容宽泛的型染。其中，型友禅和小纹，是在防染糊中加入化学染料制成色糊，再将色糊通过型纸漏到布面上，然后染色。此种技法，产生于明治中期。使用色糊的型染，只按纹样的色彩套数，选用必需的型纸，进行套色印花。红型用色丰富，但只用一张型纸，用小毛刷上色，刷出色差。
长板中型染，铺开本色布料于长形板上，使用中型纹样型纸，染制浴衣（夏季单衣）。所谓中型，是区别于小纹或大花样的一种命名。长板中型染与小纹还有一点区别，即小纹只是在一面漏板印花，而长板中型染运用浸染方法，布料正反两面的花纹一致。
江户小纹，从安土桃山时代就盛行此技法。江户时代，在武士穿的上下一色的礼服上，运用江户小纹。不久，江户庶民也普遍着用。型染的型纸，数三重县铃鹿市白子町的历史最为悠久。
古代伊斯兰染织工艺包括丝织工艺和织毯工艺。伊斯兰丝绸并非自成一类。由于阿拉伯地区位于中国和欧洲之间，所以伊斯兰丝织工艺自然会同时受到二者的影响。织毯和伊斯兰教信徒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无论在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中，织毯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古代的伊斯兰地区盛产羊毛和棉花，而且拥有一大批手工织造匠师，又因处于亚欧交通要道，丰厚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保证和刺激了伊斯兰织毯技术的发展。
伊斯兰初期的染织艺术设计以埃及最为发达。一方面，这里有着悠久的纺织历史，从古埃及、古罗马一直到拜占庭时期，这里始终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纺织中心之一;另一方面，这里的居民已习惯使用锦缎来制作衣服、帷幕、挂饰和坐垫。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染织品生产中心，埃及出品的锦缎源源不断地出口至其周边以及欧洲各地，今天在欧洲的很多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不少精美的埃及织物。这一时期流行于埃及的织锦图案，主要承袭了古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风格与手法。如10世纪至11世纪生产的织锦，纹饰的连珠格式以及神鸟造型均可从萨珊王朝的织锦式样中找到出处。
埃及染织工艺的兴盛，带动了其他地区染织设计的长足发展。伊斯兰后来的织绣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对萨珊时期的织物设计风格亦步亦趋，而是力图创造新型的装饰风格。在这方面，古波斯地区较为领先。受到古波斯细密画的启发，织物构图饱满缜密，造型生动写实，色彩华美明艳，风格优雅抒情。早期豪迈奔放的个性已经被文静精巧的气质所替代，反映了更多的生活气息与贵族化的审美情趣。
伊斯兰丝织工艺在许多方面还直接继承了拜占庭的传统，而且保存了许多拜占庭宫廷的手工工艺。甚至在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丝绸作坊中仍在生产着与曾经生产过的纹饰极为相似的丝绸织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类型。伊朗人从当地出产的郁金香、石竹和风信子等花卉中获得灵感，通过这些花卉的纹样表现出丝织品的独特魅力。另外，由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丝织品中还出现了“新月”“虎纹”等纹样。到17世纪初，土耳其的编织设计也有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异常粗犷的植物纹样，按比例进行有规律的变化;在大花边上饰以小花边;在图案中形成纹样的动感。
花窗過滤的色彩和地面上的波斯地毯交相辉映，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效果。
织毯工艺的大发展是在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后。作为伊斯兰教信徒日常生活的用具，织毯在垫、盖、挂等许多方面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占领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各式家具分别承担的功能都集中在一张织毯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双重需要使得毯子成为伊斯兰世界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正因为如此，生产毯子也随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特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阿拉伯地区气候干燥、植被稀疏，从大量的织毯上可以看到他们对流水、繁花与绿荫的向往与渴望，织毯多以红、黄等纯度较高的色彩为色调。蓝色也是伊斯兰织毯中常见的颜色。毯子的纹饰一般都遵循相似的模式，四周是一道或多道二方连续的边饰，中央部分或分成若干矩形，或以几何化、程式化的花形骨格来划分，或在中央放置一个团花纹样。织毯的构图大多密不透风，碎小的纹样点缀其间，有时配以阿拉伯文字，形成强烈的动感。按其图案题材分类，有庭院、花卉、团花、动物、狩猎、瓶壶等纹，祈祷用小地毯则多丝织并常用圣龛纹。
伊斯兰工艺美术的创作主要倾向于植物纹、阿拉伯文字等抽象性的纹样，构成了著名的“阿拉伯风”的纹样装饰。装饰纹样大致上可分为三类，即几何纹样、植物纹样和文字装饰纹样。在纹样的组织上，采取铺满整个器物的手法，具有“慢”“平”“匀”的装饰特色，细腻而不繁缛、充实而不拥塞、华丽而不矫作、工整而不匠气。在伊斯兰工艺装饰中，特别是在清真寺建筑的壁面绘饰和地面镶嵌上，几何形纹样运用非常广泛。伊斯兰几何形纹样的特点是以圆形、三角形、方形或菱形等为基础形，呈 90度或 60度相互交叉，从而组成各种变化不定和结构复杂的几何纹样。伊斯兰植物纹样的代表是缠枝纹。缠枝纹的特点就是在整个构成上，植物的花、叶、藤蔓互相穿插、互相重合，给人造成各种曲线的和律动的美感。伊斯兰的缠枝纹在构成上显得尤为复杂。各种螺旋状的曲线往往布满整个画面，常常利用像葡萄枝蔓似的细纹作为展开的中心，再在其间装饰百合花形或喇叭花形，以达到装饰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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